外國文學與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趙玫)

　　演講人：趙玫

　　簡介：

　　滿族，生于天津。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已出版《朗園》、《武則天》、《高陽公主》、《上官婉兒》、《歲月如歌》等多部長中短篇小說作品。曾獲第四、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1998年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等，2011年長篇小說《漫隨流水》獲國家“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獎。

　　引言：

　　自中國當代小說創作進入新時期以來，很快呈現出一種多元探索的狀態。這種狀態與大量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緊密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新時期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不斷向前發展的。而中國文學的變革與創新，也是在外國文學的激勵下發軔的。

　　閱讀提示：

　　■在對外國文學的借鑒中，不同的作家各取所需。他們或者熱衷于現代主義，或者對地域文化情有獨鐘，抑或博覽群書，抽絲剝繭，只要能挖掘到為我所用的精華。

　　■中國文學就是在這種影響和模仿中不斷前行，又慢慢走出陰影的。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如今成長中的中國文學正在日益地被包容在世界文學的大家庭中。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了世界，才可能發出屬于我們自己的聲音。

　　新時期文學的發軔

　　改革開放后，文學進入異�；钴S的時期。伴隨著作家作品的不斷涌現，眾多優秀的外國作品先后被翻譯過來，讓迷茫與突進中的作家耳目一新。他們在閱讀時仿佛發現了新大陸。那些他們并不熟悉的文學樣式，那種嶄新的思想和表述的方式，那種意緒的流動和思維跳躍，那種復調式的結構、哥特式的神秘，以及對時間、空間的全新闡釋等，這一切令摸索中的中國作家非常震撼。他們所讀到的那些陌生的文本，讓他們既十分著迷，又異常興奮。

　　于是在上世紀80年代，在很多活躍的中國作家背后，似乎都能隱約看到一位外國作家的影子。甚至每一種文學思潮的發起，也大都是在外國文學的引導下出現的。盡管一些作家不愿意承認這種影響，但這種現象確實存在。

　　而這種現象之所以存在，首先得益于我國有一批極為優秀且異常敏感的翻譯家。他們在中國文學不斷開放發展的進程中，始終懷著一種本能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不遺余力地將國外那些幾十年間最好的作家、作品及時介紹到國內來。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中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空白，是因為自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以來，文學界就始終處于動蕩之中。加之長期閉關鎖國的政策，國外那些先進的文藝思想，自然就更不可能進入中國作家的視野。幾十年間，中國文學自身尚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更不要說向國外借鑒先進的文學理念了。而諸如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的“存在主義”，以及稍后“新小說派”和“新浪潮電影”的出現，我們也大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漸了解到的。

　　除此，中國的翻譯家還能將當代國外最走紅的作家和作品及時介紹到國內來。諸如南美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還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們就已經讀到了他的《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及《百年孤獨》；而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我們也已經讀到了他的《弗蘭德公路》和《農事詩》。

　　由此，中國文壇開始了對國外這些優秀作家及各類文藝思潮的了解和認知，并開始大量閱讀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是通過翻譯家發表在《世界文學》、《外國文藝》等雜志上面世的。這些夾帶著嶄新思潮和技術手段的作品，無疑對新時期小說創作產生了十分積極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新時期小說創作能積極接受這些外來的影響，應當也是有土壤的。因為在此前的寫作中，我們的創作方法始終停留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這一唯一的創作方式上。似乎只有如此寫作，才是積極而正確的創作態度。久而久之，這種單一的創作模式甚至成為某種教條，成為束縛文學創作的固定思維，進而嚴重阻礙了文學的發展和繁榮。

　　對新時期的作家來說，新的文學意識的被引進，就仿佛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于是各種文化思想及別樣的創作樣式撲面而來，絢麗多彩，讓我們意識到，原來還有更多的創作樣式及敘述方式可供我們選擇。于是這些來自外部世界的新鮮理念深深地影響了新時期文學創作。我們至今還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幾乎每位作家都在努力掙脫舊時代的窠臼，嘗試著在寫作中進行各種別開生面的嘗試和探索。伴隨著新時期文學呈現出一種繁花似錦狀態，作家和評論家同時也就開始了對舊有傳統的背叛與顛覆。

　　上世紀80年代是當代文學史中少有的激動人心的年代。諸多從這個時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和評論家，都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開始了標新立異的寫作旅程。在那個幾近于亢奮的年代，無論詩歌、小說、散文，乃至戲劇，都呈現出一種既激情洋溢又獨出心裁的景象。幾乎每一首詩歌都與眾不同，每一篇散文都獨樹一幟，每一部小說都有所創新，每一出戲劇都別有洞天，甚至每一本文學雜志都別開生面。

　　而這個斑駁而燦爛的年代能呈現如此景象，確實和大量涌入的外國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某種傳承關系。所以這是一個模仿的年代、探索的年代，同時也是文學得以向前發展的年代。

　　所以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軔，在某種意義上是從模仿開始的。而對于一個長期被封閉的文學國度，這種模仿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必修的功課。就如同現代科技被借鑒運用那樣，我們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最短的路，向世界靠攏。所以我們需要這個仿效的階段，需要在前輩的積淀中汲取營養，更需要在未來的某一天走出陰影。

　　現代主義與“尋根”熱潮

　　在對外國文學的借鑒中，不同的作家各取所需。他們或者熱衷于現代主義，或者對地域文化情有獨鐘，抑或博覽群書，抽絲剝繭，只要能挖掘到為我所用的精華。

　　在新時期文學的撥亂反正中，塞林格的小說《麥田守望者》，首先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塞林格小說所描寫的，恰好是“二戰”后美國年輕一代的迷茫。那是在戰爭廢墟上一批信念完全倒塌的年輕人的生活，而這種生活與我們“文革”后年輕一代失去信仰的狀況極為相似。那時候我們那一代年輕人，也剛好處在精神上無所依存的狀態中。舊有的世界被粉碎，新生的夢想又很迷茫。于是在迷蒙中苦苦追尋，只想讓靈魂有一個安放的場所。于是文壇出現了很多類似《麥田守望者》那樣的小說，探討年輕人在“文革”后的茫然與彷徨。其中不乏黑色幽默，因為當時海勒的《二十二條軍規》也很流行。這類小說以《你別無選擇》最為經典。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被介紹到中國，文壇也開始了各種關于現代主義的討論。其時“意識流”小說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已經先后被翻譯，緊接著便有諸多作家開始借鑒“意識流”，以為這種方式無疑有效地拓展了思維的空間。王蒙可謂最早使用“意識流”寫作的作家，他的《夜的眼》、《風箏飄帶》等作品一經發表，便沖擊了曾經一潭死水的文壇。

　　在現代主義的討論中，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的作品，無疑成為中國文壇最富爭議也最具影響的文本。那時候“新小說派”的主將大都健在，而他們的作品也被先后翻譯過來。諸如羅布·格里耶的《橡皮》、《嫉妒》、《去年在馬里安巴德》，又諸如克洛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農事詩》，當然也包括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小說，特別是她早期的《琴聲如訴》。這些充滿探索精神的作品，以嶄新的思維詮釋了他們眼中的人類和世界，為中國作家展示了種種出其不意的創新和手段。這種創造性是法國作家所固有的稟賦，亦是他們所崇尚的精神。幾乎每一位作家都不想重復前人走過的路，于是才總是能創造出與眾不同乃至唯一的方式。比如克洛德·西蒙對行進中動感的描述，以及他對時空的嶄新解釋；比如杜拉斯那種情感以及電文式的短句子。

　　無疑很多中國作家閱讀了他們的作品，并由此讓個人寫作進入了一種嶄新的狀態。他們不再一味地“寫實”或“浪漫”，開始嘗試著用一種新的視角和敘述方式講故事。盡管鮮有作家愿意承認他是受了某位外國作家的影響，但現代主義小說曾一度蔚然成風，顯然和現代主義被介紹到中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美國文學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也極為深刻。從海明威英雄主義絕唱式的寫作，到威廉·�？思{現代主義的《喧嘩與騷動》，再至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等，這些如日中天的美國作家為我們敞開了更為廣闊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了更多可以為我所用的文本。

　　威廉·�？思{的小說堪稱絕唱。在他所有實驗性的探索背后，是他極力想要表現的那種生命的疼痛和意義。他的完美在于他的文學是屬于詩的，那是小說的最高境界。讓生命中充滿追逐、失落和由此而生的痛苦，《喧嘩與騷動》就是這樣一首憂傷而殘酷的詩，關于靈魂的，像黑人的藍色靈歌。�？思{用流水般的意緒，解釋了生存之不幸，生命之不朽，那些隨時轉換的時態，很前衛的姿態，以及他與生俱來的那深沉的悲哀。

　　在藝術表現上，�？思{也是孤獨的探索者。他的“意識流”較之弗吉尼亞·伍爾夫時代，顯然又有了新的拓展。他似乎不再滿足于那種線性的意識流動，而是讓思緒不停地跳躍和轉換。那是來自四面八方不同人物的不同思緒，是一種環繞著的流動的聲音：復雜而斑駁的，不同的樂器發出不同的聲響，來自舞臺不同的部位，就像舞臺上一支龐大的交響樂隊，由此形成了他小說中那種獨特的立體感覺。�？思{給了我們很多技術上(意識的流動、字體的變換以及潛意識獨白等)的啟示，但他給予我們更多的，是他心靈的瀝血以及情感的透徹。他的小說是使人的肌膚和心靈同時都感到疼痛的那一種。他同時還能讓這種疼痛升華為詩。

　　�？思{無論在精神還是在創造性上，都給予了中國作家無比深沉的啟示，李文俊先生翻譯的《喧嘩與騷動》(198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就印行了87500冊，其中大多是被作家們買了去讀吧。

　　接下來，“南美文學爆炸”的硝煙很快彌漫中國文壇。那時候，馬爾克斯、略薩以及博爾赫斯的小說已經被先后出版，并廣為傳播。有專家稱，拉美作家自上世紀初到上世紀50年代，基本是跟在西歐文學思潮后面亦步亦趨。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后，才真正意識到文學創作與民族文化的融合。而中國新時期文學開放伊始，就出現了大批以地域色彩為特征的所謂“尋根”小說。這些作家站在文化的立場上，開始重新審視我們這個國度悠久的歷史和創傷，以及民族所固有的屬性及劣根性。

　　幾乎與“南美文學爆炸”同時的這種文化的契合，讓中國的“尋根”文學形成浪潮。一時間這樣的作品蔚然成風，甚至形成某種流派。我們無法真正弄清中國的文化“尋根”與南美的文化小說有什么內在的聯系，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我們“尋根”文學的興起，確實是始于“南美文學爆炸”的歷史背景下。那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幾乎成了作家人手一冊的必讀書。而略薩的《酒吧長談》和《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也已經十分暢銷。而博爾赫斯的小說，也一度成為諸多中國作家熱衷的文本，尤其是他那種迷宮式的寫作，幾乎成為一些中國作家敘事的追求。

　　小說《遍地風流》、《棋王》、《孩子王》被譽為最早的“尋根”文學。作者本人認為《棋王》就是公案，就是禪。而禪宗最后得到的力量是巨大無窮的，無論別人怎么判斷。但作者稱他今天可以“尋根”，明天也可以說別的。于是由一眾作家興起的“尋根熱”很快就偃旗息鼓，留下民族、地域以及文化的話題，在另外的書寫中自在自為。

　　大膽創新與人性反思

　　勞倫斯小說在中國的解禁，也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上世紀80年代是新時期文學最銳意探索、大膽創新的時期。伴隨著一個個文學禁區的被突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類作品也被大膽地翻譯過來。只是剛一出版，即被查封。之后經歷了一個從被禁到解禁的漫長過程(事實上這部小說在很多國家都遭到同樣的命運)，但最終還是從“地下”浮上了“地面”。勞倫斯的小說之于當代文學，其意義在于開始了對“性”話題的探討。這種突破對中國作家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等于又突破了一個新的禁區，又掘進了一片寫作的空間。這種對“性”的探索在某種意義上，必將對人性的探索更為深入。對廣大中國作家來說，回到“性”，就等于是回到了“人”。之后一些作品開始涉及“性”描述。這些作品發表后盡管也曾幾經周折，但伴隨著作家的探索，對“性”的描寫不斷深化。

　　昆德拉的小說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可謂無所不在。最初因為昆德拉的身份問題，被翻譯過來的昆德拉小說，大都以“參考書目”的方式面世。一時間昆德拉成為中國最流行的作家，仿佛不讀昆德拉就沒有了品位。于是一些作家開始模仿昆德拉，尤其他那種“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語調。伴隨著昆德拉最終成為合法的法國公民，他的幾乎所有作品均被授權在中國出版。當重讀昆德拉時，人們才對他有了新的認識。因為早前以“參考書目”面世的作品大多是刪節本。只有閱讀了他的原著才能真正認識并了解昆德拉，也才能在字里行間感受到他真正的才華和心意：譬如他的詩意、他的布拉格情結、他的漫游式的寫作、他的寓言式的復調結構，以及這位作家對法國探索精神的傳承。伴隨著“女權主義”的濫觴與興盛，一些外國女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譯過來。無論是她們關于“女權主義”的宣言，還是她們堪稱經典的小說，都深深影響到中國女作家的寫作。其中最具女權意識的《第二性》，深刻闡釋了波伏娃作為女作家的女性意識。她說由于女人承擔次要角色和接受依附，便為自己造就了一個地獄。又說每一個戀愛的女人都會把自己看作安徒生童話中的小美人魚，為了愛，寧愿用自己的尾巴換取雙腿，然后發現自己竟是行走在針尖和熊熊炭火之上。如此被束之高閣的理論，很快成為女性沙龍里的話題。而波伏娃所倡導的這種女性精神，也無形中影響了中國女性作家的性別寫作。

　　伍爾夫更為深刻地啟迪了中國的女性寫作。她認為生活就像是紛紛墜落的意識的碎片，如果忠實于生活，小說就應該是流動的。她作為創造了“意識流”的作家，不僅寫出了《海浪》、《到燈塔去》、《達洛威夫人》那樣的小說，還創建了“意識流”的諸多理論。寫作中，她不斷追逐表述的方式，希望她的理論能和她的創作并行。她作為女性，擁有深刻的思考能力。那是她自愿選擇的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是伍爾夫讓更多的女作家知道，她們終于可以嘗試著用她的方式生活了。

　　杜拉斯被介紹到中國，恰逢新時期文學最活躍的年代。那時的杜拉斯還沒有寫出《情人》，但她的《琴聲如訴》已經發表在《外國文藝》上。王道乾先生不僅翻譯了杜拉斯的語言，還翻譯了她的靈魂。隨之杜拉斯走進中國女作家的生活，讓我們聆聽這個謎樣的女人如歌般的訴說，就記住了琴聲、海浪、男孩兒的手和冰冷的骨骼，然后才有了讓她名聲大振并獲得龔古爾獎的《情人》和《痛苦》，以及《物質生活》文本背后的另一個文本。感慨于杜拉斯內心無比強大的愛的力量，這或者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中國女作家將寫作附于情感之上。

　　文學進入新時期以來，第一批令人振聾發聵的作品就是對“文革”的反思。不過那時的作品大都停留在表面控訴上，不曾對人性做深刻的檢討。之后涉及此類題材的作品逐漸減少，這和當時意識形態的尺度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文學作品被翻譯過來。上世紀80年代初即有一部令人震撼的影片《夜間守門人》在小范圍放映，描述了一個猶太女人為了生存，如何取悅于集中營的德國軍官。這是關于戰爭創傷的一部極為深刻的影片，人性的弱點成為了戰后最可怕的記憶。杜拉斯的電影劇本《長別離》及《廣島之戀》也屬于這類作品，亦對人性做了深刻的檢討與反思。而《蘇菲的選擇》同樣令人深思，將戰爭幸存者無情地置于道德缺失之中。后來的這類作品對人性的剖析越來越深刻，包括《鐵皮鼓》、《朗讀者》，乃至阿倫特的那些關于罪惡的哲學著作。于是人們探討戰爭的創傷到底是怎樣形成的，而每一個置身于此的個體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這些關于“二戰”題材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我們30年后對“文革”的又一輪反思：我們曾身處其中的“文革”浩劫，竟然和“二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論”和“文革”中的“血統論”可謂如出一轍。而“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就像胸前佩戴黃色星星的猶太人一樣，將永無出頭之日。盡管“文革”十年是一場所謂的文化苦難，卻也讓很多人為此而失去了生命。在這個苦難伴隨著道德淪喪的年代，我們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又背負了怎樣令人性泯滅的罪惡？于是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重新檢索“文革”，意圖對這段歷史展開更為深刻的描述。

　　新時期影響中國作家的，還有前蘇聯作家艾赫瑪托夫，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和紀德，以及美國金斯伯格那類充滿反叛精神的“垮掉的一代”等�？傊�，被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家作品越多，就給了中國作家越多的思考和視角，這應當也是30年來中國文學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一翼。

　　向西方文學學習的過程，讓我們擁有了嶄新的思維和充滿探索精神的創造力。我們因此而得以自由地操控話語，進而擁有了更多可供選擇的寫作方式。而這時外國文學對我們的影響不再是表面的，而是成為了積淀在我們知識中的一種思維的方式。

　　如前文所說，我們的文學和現代科技一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一條捷徑。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至今仍在使用的很多文學概念都是國外文學精英創造的，諸如“意識流”、“解構”、“結構”、“現代”以及“后現代”這樣的概念；我們甚至依舊在沿用前輩的話語，少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創造。如此說來不無悲哀，但這至少證明了，外國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怎樣的廣泛而深刻。

　　總之，中國文學就是在這種影響和模仿中不斷前行，又慢慢走出陰影的。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如今成長中的中國文學正在日益被包容在世界文學的大家庭中。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了世界，才可能發出屬于我們自己的聲音。

　　▲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