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有沒有好壞之分?應該有。有人用精華與糟粕加以形容,有人用香花與毒草加以形容;還有人將書籍分為有益、無害和有害這三種類型。魯迅特別提醒讀者警惕那種經過包裝的壞書,將它比喻為“紅紙包著的爛肉”。
這就牽涉如何辨別好壞的標準問題。抽象一點講,有一個真、善、美的標準,相對是假、惡、丑。講得政治化一點,有六條政治標準。這是毛澤東1957年2月份提出“雙百方針”時講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2012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大,又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新闡釋,從三個層面概括了24個字:一、從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二、從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從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當下什么書好,什么書不好,這24個字也是一種試金石。不過,在實際閱讀過程中,辨別好書、壞書并不這么簡單。對于絕大部分讀物而言,往往是良莠并存,無論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都是如此。
去年中國作家莫言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文學已經走向世界,并獲得了世界的認同。不過批評莫言的聲音也此起彼伏。德國漢學家庫彬認為莫言是落后的小說家,是用18世紀末的寫作方法在創作。莫言創作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只用了43天。庫彬說:“43天寫一部長篇小說,怎么可能?莫言不尊重語言!眹鴥纫渤隽艘槐緯,叫《莫言批判》收錄了48篇文章,對莫言的代表作《紅高粱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蛙》《生死疲勞》《紅蝗》《四十一炮》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這些意見集中在以下幾點:一,熱衷于寫酷刑血腥,如《檀香刑》中用近乎欣賞的眼光寫劊子手趙甲如何用小刀剮人肉,鮮血如何噴出,肉片如何落地,乳頭怎樣被割掉,令人毛骨悚然。二,用近乎欣賞的態度寫丑陋的事物,如肛門,大便,甚至由大便聯想到愛情的最高形式和宗教儀式。三,缺乏節制的性描寫,如《紅蝗》中的男女主人公如何在淤泥地里做愛!渡矜巍穼懸晃秽l紳讓28個婊子脫光衣服躺在地上,他光腳在她們肚皮上走一個來回……這就是所謂“神嫖”。
談到文學作品中的性描寫,這就牽涉一個問題;什么叫色情,什么叫情色,什么叫情愛?這三者雖然都跟性有關。但色情主要渲染下半身,渲染軀體接觸。情色則增加了情感成分。而情愛描寫雖然有性的成分,但以情感成分為主。這三者是有區分的。不過有時界限有些模糊,比如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都是色情與經典、通俗與高雅并存。上世紀20年代,美國作家德萊塞寫了一本書叫《美國的悲劇》。因為作品對美國社會進行了嚴厲批判,所以法院將這本書宣判為“禁書”,理由是書中“含有淫穢內容”,但就在法院查禁這本書的同時,哈佛大學將這本書列入了學生的必讀書目。
中國文學史上也存在這種復雜的文學現象。明代有一部小說叫《金瓶梅》,在中國長篇小說發展史上有開拓意義,語言生動,細節逼真,字面上寫的是北宋的故事,實際上影射的是明代歷史,嘉靖年間的現實。小說通過一個藥鋪老板西門慶的發家史,揭露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權錢交易現象,深刻揭露了人性的貪欲。但作者把西門慶荒淫致死歸咎于三個女性:潘金蓮、李瓶兒和厐春梅,表現出一種“紅顏禍水”的落后的婦女觀。小說有大量性描寫的文字,并不都是表達主題和塑造人物的需要,可以說是藝術上的敗筆。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簡單化地把《金瓶梅》作為淫穢讀物。
在當下的暢銷讀物中,青春文學常常位居榜首。青春是人生的春天,感情純潔,理想崇高,洋溢著拼搏進取精神,值得描寫,值得憶念。我臨近高考那年,正趕上王蒙在《文匯報》連載他的小說《青春萬歲》。我跟一些同學溜出教室,不做作業,躲在校園一個僻靜的角落里貪婪地讀著這部洋溢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品。書中引用的毛主席詩詞“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激勵了我的一生。但當下一些青春文學作品一味迎合市場需求,把青春簡化為俊男靚女,你儂我儂,多角戀愛,流產墮胎……故事老套,文筆粗糙。其實青春不只有愛情,還有友情與親情、學業與工作,際遇與努力,挫折與拼搏,理想與夢想,而不是一場情與愛的個人化游戲。
有些朋友可能要問;既然書中的精華糟粕難以區分,我們又不從事專門研究,那究竟應該選擇一些什么讀物呢?我以為,一個簡單可行的辦法,就是讀經典。
為什么要強調讀經典?因為書籍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據統計,中國古籍有書目著錄的共181775部,實際留存至今的有多少說法不一;少說也有57500種,10萬余部。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7年間,出版物更多達93萬種,其中新文學作品(包括翻譯作品)至少有13500多種。我們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去通讀這些書籍。因為古往今來的文化精神、人格理想和思想藝術的原創性,幾乎全部都蘊含在經典作品之中。
經典大體可分為“科學經典”與“人文經典”。前者如亞里士多德的《論產生和毀滅》《物理學》,牛頓的《光學》《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后者如中國的《四書》《五經》!翱茖W經典”解決的是現實問題,隨著時代的進步,其實用性必然削減,因而可能會逐漸遠離一般讀者的視野,而僅在科學史上保留其崇高位置。但“人文經典”既執著于現實,又通過穿越往昔、走向未來而推動現實?梢哉f,對“人文經典”的閱讀和詮釋,成為了一項長遠的時代使命。在一個日趨功利,學風浮躁,娛樂閱讀、消遣閱讀、實用閱讀、淺表化閱讀成為時尚的年代,人文經典的閱讀就顯得尤為重要。
先談閱讀歷史經典。為什么我國歷史上的王朝都會出現歷史性的興衰呢?很多歷史典籍都警示我們,腐敗是導致一個王朝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而腐敗的特征就是以權謀私,具體表現為用人不公,權錢交易,貪婪奢靡,正氣不張。消除腐敗現象當然要靠制度建設,比如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任人唯親的弊病,出現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況。還有中央對地方的考核制度,與行政分離的監察制度,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都沒有最終解決問題,也就是沒有跳出這個由盛而衰的周期率。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倡多讀歷史,借鑒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這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系很有幫助。
再談談閱讀文學經典。在通常的意義上,所謂文學經典,就是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金子。幾百上千年前的一句詩,穿越時間的隧道,可能在某一個瞬間,會電光火石般地擊中你,仍然給你以無窮的力量。比如你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了坎坷,一時間感到心灰意冷,前途茫茫。這時陸游的一句詩就會跳上你的心頭:“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你頓時就會振奮起來,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炬。你因為堅持正確原則,受到了打擊,覺得難以堅持下去,這時,你又會想起鄭板橋寫竹子的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題竹石》)你又會重新振奮起來。
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往往都在扮演社會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他們的作品不僅具有審美價值,而且是重要的思想載體和思想表達方式。這些作品不僅載入文學史冊,而且為研究革命思想史、社會思想史提供了文學素材。所以恩格斯通進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了解法國上流社會,列寧通過托爾斯泰的小說觀察俄國的農民問題。魯迅作品也是這種溶入國家思想史的文學經典,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現實意義和普適性意義。
再談談倫理經典。據我理解,所謂倫理,就是處理人際關系時應該遵循的道德原則。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倫理學這個專門學科,但中國傳統文化中卻有極其豐富的倫理思想,到了秦漢之際又形成了“倫理”這個概念。有人甚至說,中國哲學就是偏重倫理的哲學。我們知道,國學的精華是儒學,儒學當中就有很多有生命力的倫理思想。比如我們把那些講誠信的商人稱之為儒商。在這里,“儒”就意味著一種倫理教養。試想,我們搞市場經濟,如果沒有誠信作為道德支撐,作為商家處理與客戶之間關系的倫理原則,那就會出現一個騙子與假貨泛濫的社會。
中國的哲人又將人的內心世界區分為“人心”和“道心”(《尚書·大禹謨》)!叭诵摹本褪侨说钠咔榱,“道心”就是人的道德追求;前者是一種本能,后者是一種理性。根據這種理論,任何人都可能在“天使”和“魔鬼”這兩種形象之間游走。人欲并不都是壞事。道學家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過去認為是對合理人性的一種摧殘,但現在又有新的解釋,認為一夫一妻是“天理”,三妻四妾是“人欲”;一日三餐是“天理”,魚刺燕窩是“人欲”?傊,人欲不能過分膨脹,更不能沖決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因為人的欲望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是“善”,在另一種條件下就可能成“惡”。
所以,在中國倫理道德中,最講養心,即“養無欲之心”。每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能不能勒住內心的心猿意馬?征服自己的心性?”既然心性中善惡并存,那么我們就應該抑惡揚善。善良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種行為方式。善良的表現起碼應該是沒有害人之心,沒有非法占有之欲,沒有盜名竊譽之想。這是心靈的一方凈土,也是一方精神的沃土。
不過經典作品也會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包括歷史局限性和作家個人的局限性。比如一位法國女作家讀了蒲松齡寫的《聊齋志異》,發現作品中狐貍精個個可愛,而書里面的書生卻有六大劣根性:膽小,怕事,吃軟飯,花心,好色,不負責任。然而,這些狐貍精偏偏都愛書生;不但自己愛,而且結婚之后還把自己的姐姐妹妹等都介紹給書生。法國人想不明白,難道這些狐貍精都是腦袋進了水?一個中國批評家的回答是:作家蒲松齡本人就是書生,屁股決定腦袋,他自然會向著書生這一邊。如果蒲松齡是屠夫,他就可能會把殺豬的寫得個個可愛。
由《聊齋志異》的婦女觀,我自然聯想到了《水滸傳》的婦女觀!端疂G傳》當然是一部經典小說。這一點單從梁山好漢的反抗目標即能得到證明。因為他們打家劫舍的對象,不是貪官,就是惡霸,保護的大多是良民百姓(李逵劫法場亂砍亂殺是個例外)。不過《水滸傳》的婦女觀也是很有問題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把女人視為禍水!端疂G傳》里有著名的“三殺”:殺閆婆惜,殺潘金蓮,殺潘巧云。其實這三位女性的婚姻都不如意,或被男人冷落,即使紅杏出墻,也是罪不當死。但《水滸傳》的作者不僅都讓她們死于非命,而且都比男人死得更慘,或者被剖腹剜心,或者把五臟六腑掛在樹上,說明男女雙方都感情出軌,但作者的憎恨卻更偏重在女性這一方。
但當下也有人在做翻案文章。比如山東電視臺播放的新版電視劇《武松》,就演繹了一出武松愛上潘金蓮的故事。
生活中的愛情故事本來千奇百怪,作家也有虛構各種各樣愛情故事的充分自由,只要不叫“武松”和“潘金蓮”,他們愿意如何愛就可以如何愛。但是如果把這種荒唐的故事強加在經典作品中的經典人物身上,那就成為了對經典的顛覆和褻瀆,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物〉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