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作品賞析(胡光凡)

　　明代茶陵詩派宗師李東陽(1447—1516)，是一位多產的詩人。其詩作在形式上追求典雅工麗，有《懷麓堂全集》傳世。

　　“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彼�的很多詩篇都傾注著關注社稷民生的熾熱感情，如《春至》：

　　兒女喜春至，競為桃李顏。主人坐中堂，對食不能餐。寡妻問何為，良久方出言。東鄰不衣褐，西舍無炊煙。農家望春麥，麥種不在田。流離遍郊野，骨肉不成憐。嘉辰忽不見，城市轉蕭然。高樓雜管弦，此事十年前。

　　這位詩人還有一些謳歌祖國大好河山和民俗風情的優秀作品，大都收集在《南行稿》、《北上錄》和《東祀錄》中。如《南行稿》中的《長江行》，就是一篇描寫長江的古老、偉大和神奇，“變化無終窮”“其險不可攀”，筆力雄健、氣勢磅礴的佳作。他還有一組吟詠湖湘風光的好詩，如《與錢太守諸公游岳麓寺四首·席上作》之三：

　　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薊北湘南俱入眼，鷓鴣聲里獨憑欄。

　　詩人登臨岳麓山，俯瞰悠悠湘水和孤城長沙，放眼祖國南北，著意渲染了高聳江天的古寺的清涼寒徹，抒發了人生道路多艱的感慨，意境開闊悠遠。

　　李東陽創作的百首《擬古樂府》，是樂府詩體裁的一種新發展。它們“因人命題，緣事立義”，以樂府詩體作史論，熱情歌頌了我國歷史上許多愛國愛民忠臣義士的偉績和人品，弘揚了中華民族“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美德和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嚴厲抨擊了那些禍國殃民、狼狽為奸的昏君奸臣和蠅營狗茍之徒。如《牧牴曲》為出使匈奴后被囚北海，忠貞不屈、扙節牧羊19年的蘇武的愛國主義氣節，唱出了激越的贊歌；《三字獄》對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的賣國賊秦檜，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譴責等等。這些詩章中，雖然不免帶有相當濃厚的道學氣味，但其中也有不少藝術水平很高的作品。如歌頌明朝開國時駐守太平城以身殉國的安遠大將軍花云事跡的《花將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詩歌開篇就以精練、生動的筆觸，勾勒了花云英勇善戰的高大形象：“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遍體無一刀槍痕�！苯酉氯ッ鑼憦姅硥壕�、城破被俘時花云寧死不屈、罵賊殉難的情景，并以主要篇幅描述了將軍侍婢孫氏歷盡艱險保護他的幼兒，終于安全送到明太祖膝前的曲折動人過程。全詩語言流暢，聲韻鏗鏘，敘事簡潔，縱橫激壯，有聲有色，令人一唱三嘆，詩話家贊其“真有《史記》、《漢書》筆力”。

　　李東陽不僅在詩歌創作上是一位起衰復盛的巨手，而且在詩歌理論批評方面也有建樹。他的詩論觀點，除散見于部分“詩序”外，主要見于《懷麓堂詩話》一卷。他論詩，反模擬，主性情，推崇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他所強調的是以聲調為主。從此出發，提出“詩與文不同體”，強調詩文體式的區分，詩才、文才的區分，詩人、文人的區分。這樣就詩論詩，特別是從詩歌的音樂性、藝術性來論詩，就突出了這一文藝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他長期主持文壇，善于獎掖后進，“天下翕然宗之”，因而他為別人文集所作的序跋很多，其中不少都寫得真切自然而又文辭簡括，或論詩，或論文，知人論世，于平淡中見功力。

　　李東陽其他內容的散文(包括小品)，也大都能在典雅中見流暢，言之有物，文筆飛揚，敘論中多有獨到之見和警策之語。如《記龍生九子》，在短短幾百字內，概括了“龍”的九種形態，或直現于雕梁畫棟，或隱形于莊門墓道，精彩地勾畫了中華民族“龍”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