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是離家時穿在身上的大衣(米夏埃爾·倫茨)

　　德國作家，1964年出生在迪倫。他創作長短篇小說、戲劇、廣播劇、詩歌，并曾給不同的劇團配樂。從2006年起，他作為教授在萊比錫的德國文學研究所講授文學寫作。

　　在這個全球化擴張的世界上，在德國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的國家里，作家肩負著何種責任？

　　幸好作家不用肩負什么責任。更準確地說，作家所承擔的責任，和其他每個人承擔的責任一樣。從日用品的購買和消費，到科技消耗品的購買和消費，跟普通人一樣，作家也承擔著責任。從道德角度來看，他有義務公開批評社會中的弊端嗎？就個人而言，可以說是匹夫有責，但作為作家呢？這我就不好說了。如果哪位作家這么認為的話，那他也許該投身政界。

　　面對全球化及移民浪潮的發展，故鄉具有何種意義？

　　故鄉是一件大衣，你離開家時，要穿上這件大衣。進入另一座房子，你脫下大衣，心存希望，能再次找到這件大衣。如果在這座房子里，你需要逗留很長時間，那你最好能有兩件大衣。

　　作家的責任是否在于盡管全球化無所不在，他也要努力維護本土文化特征？

　　可以給出兩個回答。

　　第一個回答：最理想情況下，通過文學虛構和文獻記錄性的加工處理，作家能將不為人所注意的原始資料，重新提升到文化意識中，或者讓它為首次躍入到歷史學家眼簾，受到關注，以此來幫助歷史學查漏補缺。文學可以創造出自己的記憶系統，再次激活文化記憶中隱藏的內容或被擯棄的內容，讓它重見天日。

　　第二個回答：語言反映各領域的統治現象。語言又反映了作家的自我理解。人們超越語言的界限，但是對語言的這種創新超越，卻幾乎無法為普通語言所接納。作家對語言的創新超越，也并非是什么特例。作家是代表，代表自己也代表其國家的文化意識，無論他是有志于此還是對此無意。但是這種文化意識并不是恒定的，也就是說它并不是一個穩定不變的體系。它易受干擾，隨時間變遷，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編制/編碼。文學可以共同參與到修正性的、重新評估性的、但也是排斥性的重新編碼過程中來。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其發展讓人難以察覺。

　　網絡真的能克服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嗎？

　　對。但在這方面，寫作或者作家，并不具備什么獨一無二的特質。全球化跨越全球的邊界，創造出國際可比性：每一種體系與其他體系都具有可比性。突然之間，那些完全獨立不同的國家之間可以進行類比，而之前人們卻從未曾設想過可以對其進行比較。這有可能將政治全球化縮減為一個問題：“世界”是傾向于民主還是傾向于獨裁。

　　但是，網絡也能創造出偽劣的替代品：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在《重復》一書中寫道：“不值得去辛辛苦苦地進行一場旅行，因為人們不用挪動腳步，就可以確信世事并非都是重復的�！本W上的旅行，是原地踏步的旅行。網絡的表層，就是它的深度之所在。世界在網絡之中成為超隱喻的世界——對世界的超隱喻。在遙遠國度，人們在自身之中尋找異域，在異域尋找自身，這是一種對重復的追尋、狂熱，其結果大都讓人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