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位編輯姐(樊發稼)

　　青年作家孫衛衛最近在寫我的一篇文章里，說到我比較關心和重視年輕文學新秀并做過一些工作，我得承認這大抵是事實。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文學青年，受到過諸多鼓勵、扶植、培養，永遠無法忘懷那些熱情指點、幫助過我的人。

　　我想起一位僅長我幾歲的編輯姐，她叫姚愛倫，《北京晚報》原“五色土”副刊編輯。

　　《北京晚報》1958年創辦時，我大學畢業不久，尚“下放”在河北省秦皇島市一家玻璃廠裝卸車間勞動鍛煉。1958年11月回京，翌年起便不斷投稿《北京晚報》，主要與副刊編輯聯系，如王淑英、于韻嫻等，后來只和姚姐姚愛倫“單線聯絡”，因為她和我一樣也是學俄語出身，又是上海老鄉，其時她和丈夫住“百萬莊外文局中樓220”，離我的建工部集體宿舍僅一箭之遙。她每天都到我單位大樓前的車站乘3路(現103路)電車上班。

　　1962年冬某晚，我邀約分在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俄文編目組工作的程靈南同學一起去拜訪姚姐，相談甚歡。我隨帶一本剛出版的工業刊物贈她，上面載有我的長篇散文《沸騰的老孤山》，她稱贊我的文筆好，說了不少褒獎的話。她還主動介紹了鄧拓給他們副刊寫《燕山夜話》、她去鄧家取稿的情況，盛贊鄧拓罕見的才氣和學問、寫作的嚴肅認真和一絲不茍，編輯部拿來鄧拓的稿子一字不易即發排，次日立即見報，姚姐還談到鄧文當時廣受讀者歡迎的盛況。

　　那時候，上頭提倡編輯和作者交朋友，我大概是姚姐重點“交”的一個“朋友”，聯系極為密切，書信往來頻繁。經姚姐手，我在“五色土”副刊還多次發表翻譯的詩歌、小說、散文等蘇聯文學作品。

　　在文學道路上，我得到過許多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報刊編輯的具體指導和幫助。姚姐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所有后來由于獲得這種寶貴“推助力”而成為有良知的成功人士者，都會懷著感恩之情深深緬懷和感謝那些幕后無名英雄。姚姐在粉碎“四人幫”后，又歸隊回到編輯隊伍，她好像分到了《北京日報》，就未再與她聯系了。

　　敬祝姚愛倫姐健康長壽，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