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外地歸來,待休息之后,妻子緩緩地說,告訴你一件事,但你千萬別激動。我預感不祥,屏息諦聽。她說,母國政走了!我驚嘆一聲便靜默無語淚水潸然。
幾個月前我聞知他患肺癌并已晚期,就打電話鼓勵他,要樂觀自信,強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戰勝病魔,這是無數事例都證明了的生命奇跡。盡管如此,總有一片不祥的陰云在我心頭時聚時散,如今卻是烏云密布驟雨襲心了。
在所有文朋詩友中,我與母國政相識最早,8歲那年,總角之交,且又是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的同窗,迄今已歷時65個春秋,相知甚深。在北京西四北路東的小糖房胡同,緊靠東頭有兩座新蓋的小四合院。1947年冬季,我家和母家同時購買比鄰而居,兩家大人聲息相通、親密相處。我和母國政插班進入盛新小學二年級讀書,每日清晨,隔墻而呼同去上學,又相約回家;或在胡同里踢球,或坐在門洞里聊天,十分快活。他聰穎早慧,不很用功卻成績優秀。這是一所教會學校,清一色男教師男學生,不僅色澤單調且又信息滯后,初小畢業后同學們成群結隊去報考西城區中心小學,考生500人錄取150名,我與國政名列前茅。五年級上半年我倆一同加入少先隊,戴上了紅領巾,并參加了國慶游行,我高擎隊旗走在少先隊方陣的前面,他緊隨其后走過天安門廣場。那正是歷史的早晨,我們一同沐浴時代的陽光,一同在名校名師的培育下成長。
1952年我倆一起考入北京四中,考生4000名,錄取400名,另有100名是全市各名校的保送生。從這時起我和他同時癡迷于文學,悄悄孕育美麗的作家夢。他廢寢忘食地讀書,受到中外名著的熏陶。高中時代我和他是在北京十三中度過的,那時中國作協和其他學術單位每月都舉辦作家報告會,茅盾、老舍、蕭三、艾青、周立波、曹靖華、戈寶權、麗尼等許多大作家、翻譯家蒞臨演講,我倆總是其中最熱心的聽眾。在蒙蒙細雨中,颯颯秋風里,我們騎著兩輛除了車鈴不響哪里都響的自行車,奔馳在北京平展的馬路上,帶著神往的心情而去又帶著興奮的心情而歸,對文學的向往與追求,釀成了激越的心潮在各自的襟懷里澎湃喧響,我們彼此是聽得到的。
每一個作家都屬于那個與自己相應和的時代,打倒“四人幫”之后,母國政和劉心武、張潔、諶容、李陀、鄭萬隆、理由等人一起脫穎而出,組成了北京作協作家群的主干。他的小說《春天的夜晚》、《我們相聚在初冬》、《天涯芳草》、《中年人》、《傍晚,我們離別的時刻》、《愿生活像一朵鮮花》等,以鮮明的人物形象,傳神的細節描繪、優美的抒情筆致,在讀者中引起廣泛的影響。1979年《我們家的炊事員》榮獲中國作協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隨之譯成英、法、德等多國文字。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是從破敗走向中興的時代,光明同陰暗相銜接,新生與腐敗共存在。他的作品大多以家庭為窗口,俯瞰時代風云,《我們家的炊事員》,便是以靈妙之筆,描寫了以家庭為場景的社會變革的悲喜劇,在輕松融合的家庭氛圍中,在笑話百出憨態可掬的舉止中,無言地鞭笞一段傾斜的歷史,表現出母國政的藝術才華和鮮明的審美個性。
母國政是我文學創作的指路人,1977年他寫信鼓勵我,說嶄新的時代賦予我們二度青春,是實現文學夢的時候了。這封信寫得激情澎湃,使我深受鼓舞。我回信告訴他,我想從事文學評論,他說你偏居一隅,缺乏理論信息,又無宏觀視野,焉可成為文學評論家?于是我精心創作了一篇小說,自我感覺尚可,托他投給一家相熟的刊物。他冒著傾盆大雨,從市內騎車來到通州我家,促膝相敘。他很誠懇地說:“你寫得不像小說,你也不具備小說家的素質!敝挥姓娪巡拍苋绱颂拐\:我該如何實現作家夢呢?他說你想象豐富、語言優美,還是寫詩吧。有一天我在教室樓上輔導學生們高考復習,突發靈感,寫成百行抒情詩《描春圖》,今日看來的確膚泛而幼稚,卻意境優美詞采飛揚。寄給母國政后,他說請著名詩人寇宗鄂看看,于是他陪我登門拜訪。宗鄂是我在詩壇上認識的第一位詩人,承他首肯,我將這篇詩作投給《北京文藝》,于1978年2月號發表,隨后便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配樂朗誦。我是笨鳥先飛后入林,從13歲投稿到38歲“開張”,歷經25年漫長時光的煎熬和磨礪,自然大喜過望,于是一發而不可收,在北方的許多報刊發表詩作。有一天我興致勃勃地去母國政家,問他可看到我的這些詩嗎?我問他感覺怎樣。他說不怎樣!他笑笑說:“你的詩的確優美,如此寫下去可發表一千首,但你缺乏新的視角新的內涵,也缺乏個性,就像大白菜,多好也是白菜,不是奇珍異寶。你這樣寫下去永遠不可能成為一流詩人!”他說:你現在調入高校中文系主講現代文學,有了資料和眼界,可以從事文學評論了。遵他之囑,我寫了一篇《生活的牧歌與詩畫的情韻——評劉紹棠中篇小說〈蒲柳人家〉》,1980年8月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當天早晨全國新聞聯播,摘要播出了這篇評論,這實在是罕見的事,從而產生了轟動效應。我又寫了《璀璨的明珠:〈大堰河——我的保姆〉》,發表在同月《詩刊》上。我去拜訪詩壇泰斗艾青,那時他居無定所,暫住北緯飯店,他說《大堰河》已發表47年,已有無數評論和賞析文章,你這一篇最好。時至今日高瑛大姐還記得那時我是多么快慰,時至今日這篇評文仍作為中學語文教材沿用。我以這兩篇評論為起點,開始了文學評論生涯,在嗣后30余年間,每有所獲都感念母國政的深摯情義,他不僅為我指引了創作道路,也為我強化了精品意識。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母國政愈發散淡,他的創作戛然而止,偶在公共場所相遇,他總是與幾位作家談釣魚、談下棋,仿佛樂在其中。母國政不只是優秀作家,而且是優秀編輯,他曾創意讓我主編了一本《詩人們喜愛的詩》,廣受歡迎一版再版。他何以不再談論文學呢?是憤懣于文場污濁,還是另有隱情?我從未直言相問,每次見面他都說,你能過得輕松自在一點嗎?第七次全國作代會期間,中國作協代表團與北京作協代表團住同一個賓館,他相約與我一敘,嚴肅地正告我:死神已向我們這代人招手了,你千萬要放慢生活節奏!如今他卻先我而去,怎不讓人痛惜!一個有膽有識的人,一個剛正不阿的人,一個有犀利目光的人,該是懷著怎樣的人生奧秘,在無言中走向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