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詩歌，我們所知甚少……(徐江)

——悼愛爾蘭詩人希默斯·黑內（Seamus Heaney）

希默斯·黑內(1939—2013)

　　“黑內”或“希尼”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回避與詩人死亡有關的事。比方不輕易寫與“詩人之死”題材有關的文字，也從不去哪位詩人去世的地方憑吊，哪怕那些地方今天業已充斥和開發出“溫泉”、“果園”等使人頤養性情的元素。我個人把這種禁忌視為對同行、寫作，以及冥冥中詩神的一種敬畏。不過這次，這個禁忌有一點要破例了，這完全是因為——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默斯·黑內剛剛故去。

　　有關希默斯·黑內(Seamus  Heaney)，二十多年前袁可嘉、王佐良等先生的譯法是“西默斯·希內”，近十幾年來內地學步港、臺譯法，改稱“西默斯·希尼”、“謝默斯·希尼”，指的都是同一個人。之所以新譯為“黑內”，完全是因為舊譯法里，詩人姓氏中“H”的發音，被翻譯家在漢譯的過程中都“吃掉”了。老先生們當初那樣譯，可能有其道理，但今天的人如果有機會讓譯名更加貼近原貌，那最好也不要錯過。

　　對有些國外名字音譯得不精，是漢語翻譯界過去一百年來的“特色”之一。至于翻譯對作品內容進行望文生義、強行指定式的“省略”和“裝飾”，對于小說來講，損失還有限，對于增一字減一字感覺都會大不一樣的詩歌而言，產生的變化都將是意想不到的。關于詩歌的翻譯，正面的例子也許還是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與漢學家費德林翻譯屈原作品的方式：費德林“逐詞逐句地翻譯”原作，阿赫瑪托娃只是根據詩歌創作特有的邏輯，對初譯稿稍加潤色。

　　克制內斂的詩人

　　拋開譯文準確性的復雜話題先不談，平心而論，即便是拿過了諾貝爾文學獎，希默斯·黑內在內地讀者中也不是一個多顯赫的詩人。遠不如泰戈爾、艾略特，近不如米沃什、策蘭，甚至申波爾斯卡，充其量也就是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默溫和阿什貝利在內地讀者間的知名度。為什么會這樣？黑內的詩過于克制、內斂，不賣弄抒情和花哨技術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他的詩所依托的、他所生存的愛爾蘭北部，離我們有限的感知還相對遙遠；第三個原因——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這片區域，自從狄蘭·托馬斯和奧登這一代詩人之后，也確實再也沒有誕生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作者，無論是寫作狀態起伏的菲利浦·拉金，還是特德·休斯和希默斯·黑內。他們的知名度主要還在英語世界——這跟他們是當代詩人、作品尚未在別的語種大規模傳播有一定關系，也跟他們的詩所背靠的社會沖突和矛盾強度日漸降低和轉為隱性的社會有很大關系。這方面，希默斯·黑內的作品都算好的——至少他揭示了大英帝國和愛爾蘭在北愛爾蘭這個地帶的復雜的關系。

　　自從金斯堡和布考斯基相繼去世之后，英語世界在漢語視野里已經暫時沒有超一流的詩人了，這跟譯介過來的這些作者的才華有關，也跟他們生活在一個“小時代”(不像發展中的拉美和亞洲同行，每天不得不面對那么多來自生活的“刺激”)有關。盡管我們的翻譯家非常想把布羅茨基、勃萊、阿什貝利、黑內描述成新的曼杰利施塔姆、阿赫瑪托娃、龐德、艾略特或葉芝。不過對于詩歌的學習而言，這也不是太要緊的事。在破除了不必要的價值放大與仰視后，我們照舊可以通過對水平參差不一的譯作進行比對，大致讀解出這些異域詩人的長處，并拿來作為自己的借鑒。

　　潛入庸常與寂靜，動蕩和不安

　　每一次的受惠，都意味著你在文字上負有反哺自己時代、甚至你詩歌榜樣所從屬的那個文明的使命。黑內留給我的，是一個詩人必須在潛入庸常與寂靜(雖然這種寂靜在漢語的傳統面前顯得過于單薄了)的同時，擁有潛入動蕩和不安的能力。后者如他的佳作《靈薄獄》(黃燎原譯)、《懲罰》(王恩衷、樊心民譯)、《圖姆路》、《契訶夫訪庫頁島》(吳德安譯)，而從這一路詩中，也確實能看到這位北愛爾蘭農夫的后代，對葉芝“瘋簡系列”那路風格的承襲和推進。

　　詩歌首先是天賦的挖掘、美學疆域的拓展。而在它背后，真正起持久性支撐作用的，是文明的傳承與互融。就像二十世紀初，中國古詩對歐美詩所做的；也正如近幾十年，歐美現當代詩歌對我們所做的。哪怕隔著語言和翻譯的迷霧。

　　黑內去世消息傳來的當天，我以《希默斯·黑內》寫下來新的雜事詩，里面有這樣的段落：

　　“……每一個詩人離去的時分/燭火熄滅/大星在黑色天幕上晃了晃/然后穩下來/那是死/讓新的人重新讀起了詩/持久付出血汗/然后緩慢地/挪進空出的位子//當蟬聲被蟋蟀取代/熏風開始把圖章移交給涼爽/希默斯·黑內不再/名望不再/走狗不再/第三世界吸血的牛虻不再/貝爾法斯特的槍聲不再/喬伊斯筆下勃魯姆的豬腰子在/詩在//所以 上蒼/請把一代代大師收去/正如你曾溫柔地/送他們來”

　　徐江，詩人，批評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