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現實的文學(寧肯)

　　寧肯，魯迅文學院第十三屆高研班學員�，F為 《十月》雜志社副主編。1982年發表詩歌處女作《積雪之夢》，“新散文”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為《天湖》《藏歌》、長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出版有 長篇小說《蒙面之城》《沉默之門》《環形山》《天·藏》，散文集《說吧，西藏》《我的二十世紀》《大師的慈悲》。曾獲老舍文學獎、施耐庵長篇小說獎、《當 代》2001年文學拉力賽總冠軍、第七屆北京文學藝術獎以及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最近一兩年一直在想，是否存在通俗的現實？如果存在意味著什么？2010年寫完《天·藏》我就在考慮寫作轉型的問題，比如回到現實。問題是難道 過去我沒有寫現實嗎？我一直在寫，可為什么又覺得沒寫？是什么讓我覺得沒寫？顯然，這里存在著兩種現實：我寫的現實和我沒寫的現實，我沒寫的現實否定了我 寫的現實。那么我沒寫的現實是什么呢？是貪腐、權力、性賄賂、動轍擁有幾十套住房、一樁樁挑戰我們神經的權錢大戲，是地溝油、有毒食品、暴力拆遷、三聚氰 胺、PM2.5、比美國大片還驚險的出逃。這樣的現實，在我們的視聽中旋轉起來，每個人都被裹挾其中；這樣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 的內心生活，否定了細膩的感情、心理活動，進而否定了寫作。因為這樣的現實就好像一個黑猩猩，我本來是說書人，但“鳩占鵲巢”，它占了我的位置。這樣的現 實比我講述我的小說精彩得多，它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所有人的目光，以至我們的現實感已不是來自我們自身而是來自上述令我們憤怒又迷惘的那樣的現實。我們 自身的現實無足輕重，甚至稱不上現實，我們寫的東西也不是現實的，是微不足道的，甚至連我自己也認為自己沒有寫現實。

　　同時文學也常常被指責沒有面對那樣的現實，一些官場文學觸及了一些貪腐、權錢，但又評價不高。當人們談論文學的缺席的時候，事先沒把官場文學算 在內。好吧，就說純文學——純文學為什么沒面對那樣的現實？或者說純文學作家為什么沒有面對？一種說法是文學應該同現實保持距離，還有人說反映這些問題應 是新聞的責任不是文學的責任，這都有道理，但并不能免除社會對文學的指責與作家本身的焦慮。顯而易見，回避已使文學變得看起來十分無能。道義可以商量，責 任可以免談，但無能讓我有點受不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估且認為是忍無可忍——余華的《第七天》沖上去了，我覺得這是個好兆頭，余華不是小角色，具有標 志性，但遺憾的是讀者仍不滿意，甚至眼很毒，戲稱《第七天》為“新聞串燒”，學術一點可稱為“現實串燒”。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余華是作出了認真而嚴肅的 努力的，也有部分成功的經驗，比如用死后的視角看待現實(注意，我們這里談的現實均指上述羅列的社會現實)，比如一定程度將現實陌生化。但為什么還是“串 燒”？這真讓人喪氣。以余華這種高手，甚至高手中的高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問題？好像卡在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我不能說我想清了這個問題，我前面提到 兩種現實：我寫的現實和我沒寫的現實，我想前者可以概括為個人化的現實，后者或許可以命名為公共現實——但我更愿稱為通俗的現實。

　　“通俗”，百度上解釋為“普通的，普遍的，被大眾所關注的、廣泛理解的”。同時，文學是反映現實的——這種觀念無論在讀者還是在作家那兒都非常 牢固。在純文學語境中，小說不能寫得太通俗是常識，通俗小說不被純文學認可的原因也在這里。但如果現實本身就很通俗，那么以反映現實為己任的小說怎么可能 不“通俗”？不“串燒”？就算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但文學反映現實的總體觀念沒變，技巧再高明，也不過是高明地把現實“串”起來完成了對現實的反映， 與通俗的現實區別不大。讀者其實很聰明，讀者要的是區別而不是“串”起來展示。區別，是，區別，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何區別？觀念不改變，怎么區別也無濟于事�！拔膶W反映現實”，“文學不反映現實”，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判斷，兩種認識有根本性的區別。要想區 別，不在這里找很難找到，在這里找到了區別，才可能給讀者區別。顯而易見，現在我同意第二種判斷，即：文學不反映現實。這看起來有點大逆不道，逃脫文學的 基本責任。事實不是這樣，不反映不等于不涉及現實，而我要說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涉及”二字。文學不反映現實但勇于涉及現實才可能擺脫“反映”的通俗現 實的陷阱，以及與之相關的反映論的陷阱�，F實不是文學的本體，對現實的超越才是文學的本體，這個本體恰是讀者所要的“區別”。

　　對于通俗的現實，回避不可取，反映亦不可取，惟有“涉及”或許是文學的“窄門”�！吧婕啊泵獬�了回避，同時，也是一種超越性的反映現實的方式。 但不是本體性的反映，是順帶的反映，也就是說：在反映之上還有一種東西。那東西是什么呢？我想《百年孤獨》知道，《鐵皮鼓》知道，《平原烈火》知道，《魔 山》知道，《酒吧長談》知道。說到略薩的《酒吧長談》，我想起2010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演時說過的一句話，我覺得可以從旁注釋“涉及”，他說：文學 不為政治服務，但要讓政治為文學服務。這話當時我聽了很震動，這話也可以這么說：文學不為現實服務，但現實要為文學服務。文學是本體，現實是手段。當然， 這遠不是問題的結束，事實上僅僅是問題的開始�，F實與主體的關系還要復雜的多，具體而微的多，涉及方方面面，有些只有上帝知道。我也在面對“通俗的現 實”，我正在進行的新長篇《三個三重奏》涉及了非常通俗的“雙規”，但我時時都在提醒自己，我寫的不是現實中的“雙規”，我要盡可能地寫得不像，我反映的 不是“雙規”，而是讓它為我所用，表達我想表達的東西，為此我把地點放在了798那樣的環境中，環境是超現實的，審訊也是。在面對通俗現實上我認為用得著 齊白石的一句話叫：學我者生，像我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