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用喜劇的眼睛看透悲劇(興安)

　　●當年的秋菊最后找到了說法，可李雪蓮就沒那么幸運，她原本被逼無奈討說法，卻繞進了權力與制度的怪圈，小邏輯繞不過大邏輯……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最終倒霉的是弱者，喜劇也注定了是悲劇。無疑李雪蓮在劉震云的小說中是主角，而在這個像鐵一樣的現實社會中，她連配角都當不了，永遠是個群眾。

　　一

　　電影《一九四二》贏得了很大的反響，我的朋友中，包括為馮小剛寫過電影 《甲方乙方》和《天下無賊》的作家王剛，都一致地認為這是一部非常棒的電影，甚至超越了馮小剛以往所有的電影。作為原著小說的作者，也是電影唯一的編劇，劉震云自然成為大眾的焦點。

　　我很早就讀過原著小說 《溫故一九四二》，最近還特別認真地研究了劇本，我感覺由小說改編劇本的工程非常浩大，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前者更像是一個歷史文獻和檔案，雖為小說，但多為議論、史實和數據，而后者則完全是文學化的虛構故事，有人物、有情節、還有懸念。電影中老東家這個人物塑造得非常真實飽滿，他的結局讓我想起余華的小說《活著》中的福貴，不同的是福貴最終孑然一身與牛為伴，而老東家則在路邊收養了一個象征著未來與希望的孤兒。劇本對細節的處理非常用心，一看便知是“劉震云式”的細節：比如花枝在被人販子領走前與丈夫拴柱換褲子的場景；　還有在逃荒路上拴柱、花枝和星星三個人搶奪一袋餅干等。這些細節都是獨一無二的，一般作家很難憑想象編造出來，而且關鍵是劉震云將這些細節賦予了他對人性的刻骨的觀察和理解，即人性悲慘至幾近崩潰的當口，人將面臨怎樣的尷尬、辛酸和絕望……

　　記得在中國作家與秘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略薩的對話會上，劉震云有過精彩的發言，他說：“我覺得世界上真正的悲劇產生在喜劇之中，真正的喜劇產生在悲劇之中�！边@句話概括了劉震云對文學和人生的基本態度，幾乎貫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他還說：“當一個民族面臨的苦難太多時，他用嚴峻的態度來對付嚴峻，嚴峻就會變成一塊鐵，當他用幽默的態度來對付嚴峻時，嚴峻就會變成一塊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這塊冰就融化了�！蔽业睦斫馐沁@決不是虛偽的自欺式的樂觀主義，而是飽嘗苦難之后的一種人生智慧。這也恰是劉震云的作品與眾不同，無法復制和模仿的重要原因。

　　然而，電影《一九四二》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票房，不少人感到奇怪或惋惜，如此深刻令人震撼的電影為什么不能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影院？我也反復琢磨過這個問題，這或許與我們中國人對待苦難的認知和態度有關？似乎我們從老祖宗開始就很難正視自己的歷史，對自己的創傷和苦痛不是逃避就是擱置，甚至故意遮蓋。人們寧可為 《人在囧途之泰囧》這樣的娛樂片笑得喘不上氣，也不愿舔舐自己的傷口，反思我們的集體的創傷性記憶。正如作者為寫這部小說回老家調查時的慨嘆：當我回到河南時，我發現所有河南人都忘了有這么一個歷史的悲劇存在。

　　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往往善于選擇性地記憶過去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往往這些美好的記憶多半是經過篩選甚至美化的產物，中國人尤其如此。我們對外敵帶給我們的傷害銘心刻骨，而對自己釀成的天災人禍卻諱莫如深，以至于有意無意地寬恕和遺忘，缺乏自我的反省、譴責和批判，更缺少對受害者的同情心。德國心理分析學家加布麗�！な┩卟荚凇段膶W、權力與主體》一書中說：“人類總是讓暴力(災難)歷史沉默�！彼�引用了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的一句話：“人們埋葬掉自己的罪惡，使之沉默；人們埋葬掉自己的人性，使之啞然無聲�！边@便是我們害怕面對歷史的一個真實寫照。劉震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一個曾經餓死過幾萬人的延津縣的后人，勇敢地站出來，讓這段悲劇歷史重現在光天化日之下，警醒我們，也藐視著我們。

　　二

　　《我不是潘金蓮》是劉震云最新的一部小說，無論讀者和評論界怎么評價，我依然認為它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甚至比他獲茅盾文學獎的《一句頂一萬句》讀著更過癮。有關打官司的小說和電影不少了，最有名的應該是劉恒編劇的 《秋菊打官司》�！段也皇桥私鹕彙纷屛蚁肫鹆诉@部電影，但是它比《秋菊打官司》更絕，秋菊已經夠執著的了，而《我不是潘金蓮》 中的李雪蓮打官司幾乎到了強迫癥的程度，她將告狀的過程變成了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但正是因為這樣，才讓我覺得可愛，讓人同情。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李雪蓮被丈夫欺騙，被親戚朋友開涮，又被各級地方領導打壓，但她始終有一個打破沙鍋問到底的邏輯和精神，“走投無路卻又勇往直前”(評論家摩羅語)。正如她最愛說的一句話：“事兒不是這個事兒，理兒不是這個理兒�！碑斈甑那锞兆詈笳业搅苏f法，可李雪蓮就沒那么幸運，她原本被逼無奈討說法，卻繞進了權力與制度的怪圈，小邏輯繞不過大邏輯，二十年的時間，她一次次告狀，每次又不得不轉換被告人，當她自認為希望將至的時候，最初的被告人死了，告狀的鏈條斷了，她和她的官司也成了沒有緣由沒有指向的笑話，這正應了前面我引述的劉震云的話：悲劇產生在喜劇之中，喜劇產生在悲劇之中。李雪蓮的遭遇肯定是個悲劇，但是作者用喜劇的形式表現它便有了“黑色幽默”的效果，結局是以喜劇收場，但是我們能用傳統的喜劇概念來解讀這個故事嗎？所以，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最終倒霉的是弱者，喜劇也注定了是悲劇。無疑李雪蓮在劉震云的小說中是主角，而在這個像鐵一樣的現實社會中，她連配角都當不了，永遠是個群眾。

　　屈指算來，認識劉震云已經二十多年，給我的印象，他是個外表憨厚謙虛，內心狡黠自信非常的人。他待人客氣，臉上常帶著微笑，而其內心之所想別人卻很難猜透，所以若想了解他的內心，就只能借助他的小說，從中探究他對人性的剖析和對人，包括我們每個人的揣摩。劉震云對自己筆下人物的苛刻是出了名的，無論好人壞人都不留絲毫的情面。從他早年的獲獎短篇《塔鋪》到被譽為“新寫實主義小說”經典的《一地雞毛》《單位》，再到《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莫不如是。我以為目前國內筆觸最犀利的幾個作家是莫言、劉恒、閻連科、王剛和劉震云，他們對于人性陰暗面的認識和揭示，深入骨髓、力透紙背。而劉震云與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又多了層幽默和本能的喜劇性。這是我對劉震云的評價。

　　三

　　上世紀90年代，我和劉震云接觸比較多，我在《北京文學》雜志的時候組織作家筆會，和他一起爬過泰山。到了新世紀我們彼此的見面就很少了，也許是文學相對80年代和90年代沉寂了，也許是我自覺地疏離了一段時間文學圈，但我卻一直關注著他，看了他演的電影，《甲方乙方》 中他扮演的那個隔著20米長的桌子與公主共進晚餐的情癡，還有他編劇的電影《手機》以及他自編自導的電影《我叫劉躍進》。2011年開始，我們見面的機會又突然多了起來，一次是在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我恰好坐在他的前一排，當時海巖來晚了，我倆一起幫海巖在大會的示意圖上尋找他的座位；　另一次是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他與周大新、柳建偉等幾位茅盾文學獎獲獎者作為嘉賓，卻只能和我這個參會者一起被攔在會場外，在烈日的烘烤下等候領導的先行參觀。我記得他說了一句不客氣的話，讓在場的人都豎起了大拇指；　碰巧的是當晚我們在798藝術區中韓作家朗誦會上又見面了。為這頻繁的見面，我打趣道，看來劉老師真的越來越有名了，中國文壇離不開劉老師了。此時的劉震云卻又擺出了客氣謙虛的表情，我只好趕緊轉移話題，因為我知道無論是客氣、謙虛，還是幽默和挖苦人，我篤定不是他的對手。

　　然而有一件事我對他一直耿耿于懷差不多20年，我收集了國內大多數作家的簽名和題字的書，卻一直沒有得到他的書。多年前就傳說他在這方面非常吝嗇，極少送書給朋友，一次一個朋友帶著自己買的書去請他簽名，他竟然毫不客氣地將書留下了，還美其名曰：我手頭一本樣書都沒了，可否送我作紀念？后來，我在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個曾經很著名的作家給朋友的贈書被特價處理，我終于理解了他的用心。書應該送給真正愛書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把書作為炫耀而不讀半字的家伙。而一本好書就是作家的一個靈魂，它渴望歸處，拒絕流浪和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