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梁鴻談文學里的鄉土中國(魯大智)

　　7月18日，作家孫惠芬、梁鴻做客《騰訊書院》，從自己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談起，揭示轉型期中國農民與城市進程的精神矛盾，以及因為不被理解而輕易選擇的自殺之路。農村自殺現象成為巨大社會問題，在孫惠芬筆下，成為一個個具體鮮活的生命，她與梁鴻一起試圖挖掘“人類生存的復雜性”，而并非給出結論，或者直指制度。

　　作為鄉土文學作家，孫惠芬有很多以鄉村為題材的作品，但《生死十日談》的寫作是個意外。孫惠芬說，之前她對鄉村生活是拒絕的，一直在逃避鄉村，只有在書寫的時候才想念它、懷念它、喜歡它，然而這一次，傷痛不再影響生活本身，反而有更多、更寬廣的東西去包容它。面對自殺的生命個體和那些災難的家庭，她切實感受到恐懼，這是一種對死亡的恐懼。

　　“20歲之前，人是不懂得死亡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你越接近死亡的時候，越知道死亡是什么，越會感覺到恐懼”。談到寫作過程，孫惠芬說，最初就像站在荒野上，不知道如何把這么多故事有靈魂地穿插在書里面，直到忽然想到“十日談”這幾個字的時候，寫作的感覺就被點燃了，整個作品的創作過程變得順暢。

　　20歲之前，梁鴻的生活一直與村莊聯系在一起，而離開鄉村多年后，鄉村慢慢變成一個概念。家人都在鄉村的梁鴻，在每年回家時也會聽到很多故事，但從未進行過更深入的理性思考，梁鴻說：“那些故事就在你面前，但你并沒有去睜開眼看它，你還是在逃避它�！�

　　梁鴻說：“人到了一定年齡后，會不自覺地回望家鄉，我為自己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鄉村生活感到慶幸，我有那么一片特別曖昧難說的土地，有特別復雜的生命經歷和個體家庭經歷，對這片土地有說不清卻一直想去說的愿望�！本瓦@樣，梁鴻創作了《中國在梁莊》。

　　梁鴻說，當代村莊喪失可能使我們所有的生命沒有歸依，因為我們民族的精神特征和精神指向都與鄉村息息相關。我們現在要學習的是一種工業文明的生存方式，但我們從來不會去想，我們原來擁有的可能也是非常好的東西，那樣一種與自然息息相關的經驗，那么一種具有包容性的鄉村狀態和結構，依然對我們有效。但是我們現在用負面的眼光看它，把它看成腫瘤，一定要把鄉土生活割掉，這樣我們才能干凈，才能煥然一新走向我們的新生。一個民族沒有河流，沒有了過去，是多么可憐。我們方方面面都在模仿，讓自己面目模糊，像整容一樣，一定要整成另外一個人。

　　孫惠芬說：“我深深地感到，在無助的時候，有一種信仰多么重要。因為生命太渺小又太孤獨，我們每個小小的生命游走在天地間，需要建立與信仰的關系�！绷壶櫿f，“恰恰因為有信仰，我們才有底線�！边祮柸缃裆鐣�道德水準的下降，正是因為我們的信仰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