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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是一種稀有的才能(楊光祖)

    http://www.jchcpp.cn 2013年07月18日14:52 來源:甘肅日報 楊光祖

      很多人都在反思當代文學批評為什么沒有公信力了,當然,有很多原因,但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文學批評雜志和批評家的唯“利”是圖。海德格爾說,技術將人從大地上連根拔起,在這個技術的時代,文學的迅速邊緣化,文學批評急劇的學院化,而學院又完全量化考核,于是,很多批評雜志開始賣版面,開始與大學合辦,在這種體制下,批評從何談起?連基本的獨立都沒有了,還談何文學批評?

      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我覺得面對文學批評,我們應該有這種信念。別林斯基在《給果戈理的信》的開頭部分,說過這樣一段話:“自尊心受到侮辱還可以忍受,只要一切問題都局限在這里,我在理智上還是能對這個問題沉默不語的,然而到得真理與人的尊嚴受到侮辱,這卻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護下和鞭子的防衛下把謊言和不道德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傳,這是難以沉默的!

      求真是文學批評家的天職,但我們的傳統文化卻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長者諱”。即便政治民主如古希臘,蘇格拉底不是也被公民大會判決了死刑?柏拉圖也被送到了奴隸市場,亞里士多德不是跑得快,可能也被送上了斷頭臺。所以,柏拉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既說真話,又不被判處死刑。后來的施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提出了“隱微寫作”。中國的一些智者,其實早就知道了隱微寫作,“道可道,非常道!彼抉R遷不知變通,結局也是下了蠶室。所以,求真是一種優秀品德,但也是一種危險的選擇。

      中國的文學批評,一直以詩論、詞話形式存在,都是一句中的,點到為止,從不展開論述。那種“不能把某種個人威信或宗教威信的力量強加于人,而必須通過論證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是來自古希臘。中國“五四”以后,西方文學批評的進入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文學批評方式,比如胡風。但論證的方式依然不太流行,比如李健吾、李長之、茅盾等基本還是中國式的,印象批評為主。新時期以來,我們的文學批評風起云涌,人才輩出,但基本還是說好話的多,嚴厲批評的少,而嚴厲批評還詳加論證,富有邏輯,推理嚴密的批評家,更是鳳毛麟角。

      這個時候,李建軍出來了,嚴厲批評當紅的中國名家,但不是亂打棍子,亂扣帽子,而是采取了西方式的推理、論證。他的文章不僅有了說理的技巧,還有著嚴格的論證規則,本著求真的邏輯。這是亞里士多德當初確立的言說方式,是一種古希臘羅各斯的藝術。

      李建軍《〈蛙〉:寫的什么?寫得如何?》《直議莫言與諾獎》《2012年度“諾獎”〈授獎辭〉解讀》,嚴厲而認真地批評莫言的小說。在莫言已經獲得了諾獎之后,他還能夠以嚴格的文本細讀提出自己的如上見解,是需要過人的膽識的。

      李建軍在《文學批評的偉大典范——寫在別林斯基逝世165周年之際》一文中寫道:“他被稱為‘冷評家’和‘酷評家’。有人則編造謠言侮辱他的人格,試圖從道德上擊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薄耙云降榷杂傻淖藨B向作家說真話,一針見血而又有理有據地指出問題,是別林斯基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在別林斯基心目中,沒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評的,也沒有什么問題是不可以談論的。他絕不討好任何作家,無論他社會地位有多高,無論他曾經享有多高的文學威望!彼u價別林斯基的這兩段話,也幾乎就是他自己的寫照。

      現在我們很多批評家的標準只?蓱z的獎項了,似乎獲得了某項大獎勵就已經獲得了批評的豁免權。周作人在《苦口甘口》一文中說:“要讀外國文學作品須看標準名作,不可好奇立異,自找新著,反而上當,因為外國文學作品的好丑我們不能懂得,正如我們的文學也還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國文人如羅曼·羅蘭亦未必能下判斷也!

      那么如何追尋真(真理)呢?我們知道真理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真理,誰也達不到那個層次。馬克思就說,真理只是一個過程。落實到文學批評上,我覺得只有一點,貼著作家作品走。不要搬用那些亂七八糟,甚至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理論,理論如鹽,是內化于文學批評之水里的,看不見,但可以嘗到。很多人文本里貼了那么多的“理論”,其實與所論作家作品沒有任何關系。著名文學批評家李長之說過,“我的用意是簡單的,只在盡力之所能,寫出我一點自信的負責的觀察,像科學上的研究似的,報告一個求真的結果而已,我信這是批判者的唯一的態度。這態度,我一直沒有變。因為求真,我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顧忌!

      別林斯基在《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及其文學意見》中說:“批評才能是一種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評價的才能……有人認為批評這一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錯特錯:深刻的感覺,對藝術的熱烈的愛,嚴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這是公正無私的態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誘引的本領;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擔當的責任又是多么崇高!人們對被告的錯誤習見不以為怪;法官的錯誤卻要受到雙重嘲笑的責罰!碑敶膲罱ㄜ、王彬彬、肖鷹諸人無疑就是具有這種“稀有”才能和“公正無私”態度的人,而他們的文學批評,則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范意義。

      別林斯基在《論巴拉廷斯基的詩》一文中說:“批評應該是雜志的靈魂、生命,應該是它的一個經常持久的專欄,是一篇綿長的、不中斷和不結束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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