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微知著 博覽群書(于翠玲)

——從《啟功書信選》談文化常識

啟功先生在書房

　　啟功先生所重視的對于本科、碩士及博士“俱有充實之需要”的古代文化常識，在今天能否依賴于網絡檢索來獲取呢？本文將手工檢索與網絡檢索加以對比，就是為了說明：網絡搜索雖然更為方便、快捷，也能夠找到一些相關的信息，節省了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的時間，但恰恰就是在這里——出現了知識結構的斷層和知識傳承的脫節。

　　作為一名老學生，拜讀《啟功書信選》 ，感到格外親切，仿佛又看到啟功先生家中高朋滿座、鴻儒往來的情景，又在旁邊傾聽著先生與他人說書法、論藝術、品詩詞，切磋學問，談笑風生。其中有3通書信與先生當年講授的古代文化常識課內容有一定關聯，更是牽動了我的思緒。

　　1996年8月啟功先生寫給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朱開軒的信，是針對當時學科目錄調整，專門陳述“中文系原有之‘古典文獻’課名，實有保留之用處”的理由，其中提到“啟功曾講‘文化常識’課一年之久，實際僅此一年，遠遠不夠” ；強調“文化常識不但對于整理古籍有用，即在其他社會科學方面，亦有一定之用處；不但博士、碩士乃至本科學生亦俱有充實之需要” ；而掌握文化常識， “實于青年對于祖國文化不致脫節失傳，且有拓寬、加深之作用。將來在其工作中不但少生差誤，而更可有所提高” 。由此聯想到啟功先生在1982年到1983年間曾經為我們82級碩士開設的古代文化常識課，我曾有幸聆聽這門課程，至今記憶猶新。先生所講授的古代文化常識，涉及目錄、版本、詩詞格律、文體、典故、官制、宗教等方面，內容豐富。時隔三十年，回味啟功先生對青年人傳承祖國文化的殷殷期待，思考古代文化常識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令人感懷彌深，肅然起敬。

　　其實，啟功先生所講述的課程內容來自陳垣等老先生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的傳授，還有自身多年來勤勉嚴謹的治學經驗。 《啟功書信選》中有兩通1962年3月“致王靖憲”的信，主要談論有關典故檢索問題；而先生1982年講授的文化常識課就包括了典故知識，恰好可以和這兩通信的內容互為佐證。

　　根據書信所述，南宋人陳郁《藏一話腴》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幾個典故，大概是王靖憲詢問典故出處，啟功先生先后寫了兩通信，予以答復。

　　其中一通寫道：

　　前查諸典故，“熊虎之狀”一條， 《淵鑒類函》中有之，但只注“ 《左傳》越椒” ，仍不知何年，所愧經書不熟，必須乞靈于《春秋三傳引得》 (哈佛燕京出版者) ，則“魯僖司馬”亦可從而解決矣。 《引得》吾校雖有，但不在本系中，借閱須遲時日，了解在何處，可能為歷史系借去，如向北京圖書館查閱，則準有無疑。

　　這里啟功先生提供了檢索途徑，但限于當時手邊只有類書《淵鑒類函》 ，還不能解決問題。時隔五日后，啟功先生翻檢了有關工具書后，再次寫信作答：

　　續于《圖書集成》中查得有關之典故出處，再用《左傳》印證，知陳郁實是誤引。

　　一、楊食我生而有豺狼之聲，見《左傳昭公廿八年》 ；而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則有熊虎之狀，而有豺狼之聲，見《左傳宣公四年》 ，陳郁乃誤記為一人。

　　二、堯眉事見《竹書紀年》 。三、龍章鳳姿乃唐李揆事。四、魯僖司馬秀眉事，則始終不知出處，陳郁既頻頻誤引誤記，安知此非亦誤記者乎？姑闕疑，查著后，再行奉報。

　　雖然先生所提到的典故，我們沒查過，但所翻檢的類書、引得等，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曾詳細講述并布置作業。于是，我根據現在比較方便得到的書籍，重新查檢上述典故，作為溫習功課，也借以窺探文化常識的具體內容。

　　首先，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找到陳郁《藏一話腴》 ，其中有“楊食我熊虎之狀”一句。翻檢《淵鑒類函》在“獸部·熊三” ，找到了“狀似越椒”句，其注釋為：“傳楚司馬子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再查《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的“禽蟲典”中“豺狼部” ，其中“豺狼部紀事”也有記載“左傳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但沒有“楊食我生而有豺狼之聲”的出處。再查《春秋經傳引得》 ，確實如啟功先生所說， 《左傳》中有兩條關于“豺狼之聲”的記載，是指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

　　其次，從《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中“人事典”找到“眉部” ，在“眉部紀事”中果然有“竹書紀年：帝堯……眉八彩”的記載。

　　再次，陳郁《藏一話腴》中有“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句，啟功先生指出“乃唐李揆事” ，即李相國是指李揆。查《舊唐書·李揆傳》找到了“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句。

　　最后，關于“魯僖司馬秀眉事” ，查檢《春秋經傳引得》以及《左傳》 ，確實找不到出處。上述檢索過程說明：要找到古人所用典故的出處，可以利用類書、經書引得、史書索引等工具書。掌握這些工具書及其檢索方法就屬于文化常識。

　　在當今的網絡時代，大部分古籍已經數字化， 《古今圖書集成》 《二十五史》 《四庫全書》等大型類書、叢書都開發了便于檢索的數據庫；甚至遇到問題上網查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也成了今人的一種思維習慣。為了進行對比，不妨再用百度對上述幾個典故進行搜索。網絡可以說是一個堆滿了信息碎片的無底洞，當輸入一個關鍵詞，點擊“百度一下” ，立刻出現了任意鏈接的相關網頁。使用者無法預知能否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不知道自己檢索的知識會出現在哪些網頁，甚至會被完全無關的某個網頁所牽制，不知不覺中偏離了最初的檢索目的。當然，如果目的明確，心無旁騖，也會在網頁中找到一些相關信息，甚至會有意想不到的鏈接結果。例如，王充《論衡·骨相篇》有“堯眉八彩”的句子；韓愈《原性》一文已經將“楊食我之生也”與“越椒之生也”相提并論了。然而，從學術研究角度來說，這些自動鏈接的資料只能作為參考，必須進一步核對權威的古籍版本，進行詳細的注釋；而不能將百度所顯示的網頁地址作為原始出處，以免發生以訛傳訛的問題；而要得出啟功先生的考據結論，就不是這種鏈接結果可以解決的了。

　　讓我們回到開頭，進一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啟功先生所重視的對于本科、碩士及博士“俱有充實之需要”的古代文化常識，在今天能否依賴于網絡檢索來獲取呢？本文將手工檢索與網絡檢索加以對比，就是為了說明：網絡搜索雖然更為方便、快捷，也能夠找到一些相關的信息，節省了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的時間，但恰恰就是在這里——出現了知識結構的斷層和知識傳承的脫節：你無需去翻檢《春秋經傳引得》 ，更不會借此去查閱《左傳》 ，也就無從獲得老一輩學者“所愧經書不熟” ，必須借助經傳引得的治學經驗；你不用翻檢《古今圖書集成》等大型類書，也就無法了解中國傳統類書所特有的編纂方式和分類體系，更無從比較其與西方百科全書不同的知識體系；你沒有經歷一次次思考從何入手以及一頁頁翻檢的艱辛過程，也就不會對最終找到的答案(如典故出處)有深刻記憶，實際上也失去了博覽群書、觸類旁通、相互印證、厚積薄發的知識基礎。簡單說，通過網絡檢索，我們看不到實實在在的書籍版本、一本本或一頁頁相互關聯的內容體系，因而失去了有關傳統文化典籍的整體性知識。實際上，本人上述手工檢索過程和對比分析也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的——這就是當年啟功先生所講授的文化常識以及所布置的作業練習。有了這個基礎，才能對迅猛發展的檢索技術及其對傳統文化所產生的沖擊，保持一種警醒和反思的學術態度。

　　總之，從手工檢索到電子檢索，從博覽群書到瀏覽網頁，這種變化過程對人們的思維模式和知識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閱讀印刷書籍培養出一種層級的、線性的、序列的思維模式；而瀏覽網絡培養出來的是非線性、非層級、非序列的思維模式。如今無論博士、碩士還是本科生都可以充分利用各種古籍數據庫來搜索信息，這為論文寫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為了延續老一輩學者勤勉嚴謹、考據求實的治學態度，使“祖國文化不致脫節失傳”并拓展到更為深廣的學術領域，依然需要首先掌握古代文化的常識，具有博覽群書的功底，也就是要努力回到傳統閱讀。換一個角度說，目前的古籍數據庫也是根據古代典籍的特點而開發的，如利用古今圖書集成網站，依然需要了解原書的分類體系，正如啟功先生在信中所強調的：“先具廣闊之文化常識，基礎既具，則專門學科之深度，不難有所進益。 ”只有具備了古代文化常識，才能更好地把握各種(印刷的、網絡的)檢索工具，進入到見微知著、博覽群書的學術境界。還要指出的是，信息檢索技術的發展并沒有促進人們養成嚴謹治學的風氣，反而助長了依賴網絡而隨手粘貼、不求甚解的習慣。啟功先生當年所批評的由于不懂文化常識而出現差誤甚至成笑柄者，在今天依然不一而足。來新夏先生在“敬讀啟功先生書札”后，評價“其認真嚴肅之態度，更使一般世俗之信口開河、嘩眾取寵之流為之赧顏” ，也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

　　謹以此文緬懷啟功先生逝世八周年。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先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