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它燃燒我心口的感覺——我與前輩散文家的交誼(吳周文)

　　我因研究中國現當代散文之故，先后與曹靖華、吳伯蕭等老一輩散文家有過文字之交。

　　“文革”結束后，學�；謴土苏�常的教學秩序。我感覺在大學里要當好一名教師，除了教好書之外，還得學有專攻，著書立說，才能站得住大學講臺，于是，便在教學之余集中精力從事現當代散文研究。每寫完或發表一篇當代名家的論文，我便把文稿或者發表拙作的期刊，寄給作家本人以示尊重，并請他們提出意見，總是得到他們的回信與贈書。雖是文字上的君子之交，可每每親切如晤，仿佛其音容笑貌、舉手投足就在我眼前。我從他們的回信中，總是能感受到他們對文學后輩的關心和鼓勵，感受到他們真誠的情懷和謙謙君子的作風，這些成為我研究散文的一種動力和我“為人師表”的楷模。他們自然成了我精神上的導師。

　　我從曹靖華先生身上讀到的是儉樸和平易。1979年的下半年，我反復閱讀了他在“文革”前后寫的《花》《春城飛花》和《飛花集》，寫下了《論曹靖華散文的抒情藝術》，在次年第11期《文藝論叢》上發表。我將該期樣刊寄給他老人家，不久就收到他郵來的、用舊皮紙包裝的《飛花集》。書中夾有一張人民出版社寫給他的公文感謝信，在這頁公函的背面，是他用圓珠筆寫給我的短簡。這不免讓我匪夷所思。難道他手頭缺少紙張？后來讀到蘇晨的《心花》，文中寫到曹老先生對此的解釋。他說：“您看我寫信用舊信封廢紙之類，以為我缺這些，其實完全不是。這是我生平習慣，覺得一片紙都是勞動力生產出來的，棄之可惜，所以充分利用……”他還說：“魯迅先生書桌有兩個抽斗，就是專裝這類可利用的廢物的�！彼�年輕時崇拜與追隨魯迅，并與魯迅先生一起辦未名社，如此儉樸的“生平習慣”，原來是從魯迅先生身上效法而來的。

　　后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曹靖華散文選》，曹先生從北京給我寄來鈐簽的樣書，書中附錄了我評論他的文章。那時老人家眉須皆白，已是86歲高齡，論輩分，是我的祖父輩；而我僅僅是大學里的一名講師，他完全可以請出版社給我寄書，可他偏要事必躬親，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給我題簽，并且鈐上他的私印。如此的嚴謹，不僅體現出曹老先生為人處世的平易謙和，而且還深藏著對他人的一種尊重。

　　在大學讀書期間，吳伯蕭是我和中文系同學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他那篇《記一輛紡車》我不知讀過多少遍；圖書館里刊有這篇作品的《人民文學》雜志破爛不堪，最后竟被一位不講公德的同學開了“天窗”。所以，給吳先生的散文做評論，是我心存已久的一件事情。我最欣賞的是吳伯蕭散文的質樸，我抓住他散文風格的質樸美展開評論，認為在散文大唱頌歌的年代，他的散文作品從早期的華麗絢爛，發展到《記一輛紡車》《窯洞風景》《菜園小記》等作品的“歸于平淡”，確實是“十七年”散文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文藝家的風格從繁復到簡練、從絢爛到平淡的典型的范例。他用最簡潔最樸素的技巧和文字，讓自己的藝術表現達到近乎完美的境界。在被“頌歌”定義的有限空間里，他的散文沒有楊朔的“卒章顯志”套路，沒有秦牧的“比類取義”章程，沒有劉白羽的“今昔對照”范式，而是創造了屬于他自己放飛思想的自由文本，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把一生對美的追求點燃，熱烈地燃燒著，最后化成了平淡與寧靜。

　　我把文稿寄給他，他寄來了鈐簽的《煙塵集》，同時附了復信，毛筆的行楷若行云流水，瀟瀟灑灑。信中他說：自己利用業余時間寫作，數量很少，不值得評論；又說：《北極星》集中的散文，是他所滿意的，以這部集子為主來評論是合適的。信中沒有一句客套話，就像他的散文那樣樸實和平淡。后來，每每讀起或想起他的來信，雖未見其人，卻總感到他不拿“官”架子、不擺“散文家”的資格，讓我感到溫暖和溫馨，有一種被燃燒的感覺——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真誠的作家總是先燃燒自己，進而用作品點燃他人的。借用林非先生評論吳伯蕭的話說，“他有一顆使人們溫暖的燃燒的心”。

　　我愛上散文詩也是在大學里，當年在《文匯報》上讀到我的師兄李華嵐(為李嵐和李昌華的合作筆名)的《散文剪影》，其中一節《葉笛》寫的是郭風。我即把《葉笛》找來一看，覺得仿佛在欣賞素描、輕音樂，是那種沒有任何粉飾的、玲瓏剔透的美。就是從那時起，我喜歡上郭風的散文詩了。郭風的第一首散文詩《橋》創作于1941年，1981年是郭風從事散文詩創作40周年，為此，1980年暑假我決定為他的散文詩創作做個總結。我一時找不到郭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山溪和海島》和《曙》，就去信向他求助，不出一星期，就收到了他寄來的自存的孤本。文章寫完后寄給他，他很快復信說：“我擔心因我不足道(不足評論)，你白白地勞動了一陣子……”說得我很心酸。如此說是因為他的虛懷還是因為他有幾分自卑？其實他的虛懷并非客套，而是實情。在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眼里，散文詩被當成“小兒科”，往往是不屑一顧的；它是文學百花園里的一朵“小花”，如同郭先生筆下描寫過的“蒲公英”。郭先生的擔心，傳染給我，使我也擔心并且自卑起來。正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我索性斗膽把文稿寄給權威刊物《文學評論》。鑒于前一年我已在該刊上發表過關于朱自清和楊朔的兩篇論文，而且編輯部的陳駿濤先生在決定發我第二篇文章的時候有言在先，特地招呼過“近期不要給我稿子了”，但我終究還是為郭先生，硬著臉皮寄去一試。陳先生沒征求我的意見，就把這篇文章轉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文學論叢》，而主編毛承志先生又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發在1981年第一期，這些都是我和郭先生始料未及的。

　　這篇論文發表之時，正是郭風40年散文詩選集《你是普通的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際，不久我就收到郭先生題簽的此書，用鋼筆寫著：“吳周文同志指正，郭風贈，1981年2月8日福州�！痹谖铱磥�，這一年堪稱新時期的“散文詩年”，散文詩創作的繁榮，讓我感到散文詩的春天即將到來。后來，關注和研究散文詩的學者果真愈來愈多，發表的相關論文也愈來愈多。這種景況也許與陳駿濤和毛承志兩位先生扶持小作、關心郭先生的創作不無關系，他倆倍加愛護和扶持散文詩這株“蒲公英”。這里，我要對他倆鄭重道一聲遲到的“感謝”。我也讀懂了郭風先生蒲公英般的虛懷。

　　寫完論秦牧散文的論文后，我就直接把文字稿寄給他，期盼得到他的指教。他很快回復，至今我還保存著這封用淡藍信箋寫的信，念念不忘于他的寬厚。他對我的文稿予以肯定：“關于談到知識性為思想性服務，雜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議論中的抒情韻味、放縱和控制等方面，我以為見解是貼切的，在這一類評論文章中，我覺得尊稿是出類拔萃的�！彼麤]提具體的修改意見，只在文稿上改了幾個錯字，并說《文藝報》或《花城》雜志可能會發這類文章。秦先生連拙稿在哪里容易發表，都給我以指點，愈發讓我感受到他那顆仁愛之心，拳拳可鑒。于是我將文章寄給廣東的《花城》雜志，因為秦牧先生的盛名，便很快在1982年第一期上發表了。這期刊物因發表了當時遭到批判的遇羅錦的《春天的童話》，很快被查禁，后來我又將此文收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散文十二家》，此文才真正得以面世。

　　1982年我去海南島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途經廣州。一天上午，我和后來成為知名小說家的郭小東去秦先生家里造訪。我們在客廳里天南海北地聊。秦先生聊他的童年，講他如何頑皮，如何經常挨媽媽的責罰，舅舅又如何每每來“解救”；長大工作了，又如何經常買煙酒去感謝他舅舅。后來又聊他自己的創作，什么哲學、天文、地理、歷史、醫學等等書籍都看，才使他的散文充滿了知識趣味。還聊到創作道路，“文革”所遭遇的“批判”等等。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我倆正準備告辭，他的夫人、散文家紫風來請我們去餐廳用餐。就在我們訪談時，女主人已經備好了一桌飯菜。原來，秦牧夫婦聽說我要去拜訪，早就做了留飯的準備。我大感意外，有些受寵若驚，不免拘謹、木訥起來。秦先生見狀，溫和地笑笑說：“請隨意，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后來知道，秦先生總是這樣寬厚地對待年輕朋友的。

　　我與碧野、何為、徐開壘、林非等散文家也有過交往，這里就不一一敘說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與艾煊先生下圍棋。我倆一有機會見面就下。1998年我與他一起在成都開散文研討會與“德陽筆會”期間，下了很多盤，他很有棋品，豪爽得沒輸贏心，輸了就再開棋局，完全把下棋當成創作之余的休閑。臨別的時候，他把劍南春酒廠贈他的、二兩裝的小“劍南”轉送給我，并幽默地說：“我算是請你喝過酒了”。

　　朋友是酒。與老一輩散文家的交誼，在我，就像品賞陳年佳釀，讓我記住它的清澈、醇香，忘不了它燃燒我心口的感覺，直至今天、以至永遠……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原副會長、揚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