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接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來函,為編一冊名為《中國好文章》的書籍,要求部分作家各推薦一篇值得一讀的古今文章,且注明點評文字不要超過六百字。
今古佳文多矣,推薦哪位的文字好呢,作為詩人本來想推李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念就搖頭擺尾的過癮,感覺中國文字真是精妙,后來想一想,覺得還是推薦林語堂先生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似乎更帶現實意義,于是,一邊喝著新上的龍井,一邊寫了以下的點評語:
林語堂總結中國人的國民性,點出了忍耐性、散漫性與老滑性這樣三個特點,雖說這是他早在一九二五年的總結,但在我看來,他的論斷不僅準確,可能還得管一百年甚至數百年。國民性格的改造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也是絕對可以改造的,只要天時與地理出現一個大的改觀,然后再延續幾代人,林先生所說的“三性”就會顯得模糊不清,我對此樂觀。
也可以倒過來說明,中國人的國民性之所以有林先生所說的“三性”,是中國幾千年的天時與地理互相作用的歷史產物,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存在著一個模具,這個精準的模具就是不曾中斷的傳統文化專制主義。它的牢牢的包扎帶是長江和黃河。
就拿“三性”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散漫性來說,也是奴才自我脫逃的一種方式。陶淵明悠然采菊的東籬下,與嚴子陵在我家鄉富春江手持的釣魚竿,其實都是對于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種彬彬有禮的避讓。他們的內心都是一種恐懼,當然還有憤慨。
因此,所謂的忍耐性、散漫性與老滑性,便是奴性的三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有點像道家的“一氣化三清”。林先生點明的奴性,與他的同時代人魯迅解剖國民性時所點出的虛偽、愚昧、迷信、麻木,異曲同工。我甚至覺得林語堂先生的表達可能更為平和與周全,這也就是我今天要力薦他這篇散文的目的。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再沒有比讓國民清晰地認識自己性格更重要的事情了。一個民族未來的指望全在于自醒,如果這個民族還希望很有意義并且很有尊嚴地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話。
現在,有人把忍耐性歸結為質樸與務實,把散漫性與老滑性升華成“詩化人生”,借以闡述中國人的國民性也具有適應二十一世紀的帶有“先進文化”色彩的東西,具有一種溫文敦厚的魅力與號召力,我認為這種說法一多半是自欺欺人,不客氣地說,也是“老滑性”與時俱進的體現。
一點字數,比規定的六百超出了一兩百,電話打去,對方恩準,于是省得我再行刪節,很是感謝編輯寬宏。但是編輯提醒,根據規定,必須還要挑出文章中的三處,作具體點評,字數不作限制。黃老師您沒有三處點評不行,我發來的樣張您到底看了沒有?
那就再挑文章里的段落吧,好在林語堂是字字珠璣的人,誰叫他獲得過三次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呢。
挑出的第一段是:“中國有五千年連綿的歷史,這五千年中多少國度相繼興亡,而他仍存在;這五千年中,他經過多少的旱災水患,外敵的侵凌,兵匪的蹂躪,還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經較敏銳的異族,或者早已滅亡,而中國今日仍存在,這不能不使我們贊嘆的。這種地方,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對這一段,我作如下點評:僵而不死,其實是可悲嘆之事。以能不斷同化別人而自得,也是可悲嘆之事。其實死過多回了,腦后的豬尾巴就是墳頭上的草。
挑出第二段是:“所以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
對這一段,我的點評便有點狂妄了,我說:就這層意思作者說得絕對了一些。我們浙江出的委員長就是吃米的,說話發音也從來不卷舌頭。問題不是面和米的區別,是體制的區別。
挑出第三段是:“所以要中國人民變散漫為團結,化消極為積極,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態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態度,非幾句空言所能濟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會環境,就是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圍之內,可以各開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掃雪,并且管霜!
關于這一段,我的點評是:敢于管霜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管霜者一旦開始管霜就受著社會的贊譽而不是打壓,就行了。這就需要氛圍,而氛圍的根須是體制。作者“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的藥方至今看仍很貼切,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里”的道理一樣。使人著急的是,作者開出藥方已經快一百年了,今天的人們還在到處抓藥,甚至有的藥草還沒有種。
這三段點評完了,再發往北京,編輯來電郵說:格式對了,謝謝黃老師。
林語堂夕陽紅的時節曾對自己早年那種犀利昂揚的筆鋒有所反思,對長壽不死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有了些許正面的評價,但是對于上述國民性格的分析,并不作實質性的退讓,他的這種“不寬恕”作派,也與魯迅相似。
魯迅去世前是這么說的:“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有真知灼見的人,骨頭都是這么邦邦的,像鼓槌,雖說有的人表面特別溫文爾雅,笑顏常開,隨和之極,譬如林語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