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寫作”的價值與追求(蔣德均)

　　只要“干部作家”的文學創作尊重寫作規律，得其所是，有感而發，抒發時代豪情，傾訴民間苦樂，探尋人性真諦，發掘生活本質，又不影響履行職責，我們就應該為之鼓掌。

　　近些年，有關干部寫作的話題在網絡上引發關注和熱議。有人認為，干部寫作是勤于思考的體現，是加強自我修養的表現；也有人認為，干部與作家兩者之間存在角色沖突，干部寫作難逃“不務正業”的嫌疑。

　　其實，“干部寫作”不該是個問題，因為這一命名本身就有問題。寫作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干部也不例外。從人人享有創作權利的角度出發，干部作家以低調的創作姿態和不菲的創作成就登上文壇，正成為時下文壇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地方文學、文化的繁榮就與相關領導的倡導及身體力行密不可分。

　　在我國，官員寫作由來已久。在古代，上至宰相大臣，下至鄉間小吏，有幾個不是文人、不會寫詩？就連“原來不讀書”的項羽和劉邦，也留下了不朽的《垓下歌》和《大風歌》。因其具有的立言樹德、經世致用、陶冶情操等功能，文學成為中國古代文人一個極其重要的精神支點和追求目標。

　　官員寫作不僅在中國古代司空見慣，在其他國家也很常見。比如，但丁曾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城市共和國的六個行政官之一，歌德當過魏瑪共和國的首相，非洲詩人桑戈爾擔任過塞內加爾總統，擔任過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則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寫作，要求干部留心生活萬象，體察人情世態、風土民俗，這不僅能使人的心靈更加充實豐盈，而且有益于干部人文情懷和民眾意識的養成與葆有。生活乃文學藝術創作之源，筆者以為這是常識，干部寫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們的作品也會有別樣的韻味和獨特的價值。

　　今天，我們不應提倡中庸、唯唯諾諾的所謂“為官之道”，不應提倡為了順風順水、步步高升，放棄個性以換取所謂的“坦蕩仕途”。我們應當好好學習和研究陶潛的率性自然、王維的進退自如、李白的傲岸飄逸、劉禹錫的勁健雄直、白居易的憂傷閑適、歐陽修的深情婉約、王安石的執拗孤芳、蘇軾的豪放曠達、辛棄疾的壯懷激烈、陸游的曠達深情、毛澤東的豪邁自信、陳毅的真誠瀟灑……

　　在當今時代，想以文學來獲取事功已近不可能，但文學依然可以抒發意興、怡情養性、安頓心靈，它比整日周旋于酒肆、歌廳要健康得多，比汲汲于功名利祿、惶惶于得失進退要高尚得多，比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要有為得多。

　　因此，干部能夠堅持寫作，更多的還是出于個人愛好、生活感悟和社會責任�！案刹孔骷摇崩钐灬�說得好：“寫作對于我來說，是一種愛好，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責任�！币虼�，只要“干部作家”的文學創作尊重寫作規律，得其所是，有感而發，抒發時代豪情，傾訴民間苦樂，探尋人性真諦，發掘生活本質，又不影響履行職責，我們就應該為之鼓掌。

　　當然，我們也有必要警惕個別人將權力藏在文學里。但愿傾心于寫作的干部們，莫失掉了做人做事的原則和底線，保存自己的良知以及為文的審美追求。至于領導干部出書，文稿發表，中央有明確規定，必須遵守，這與干部動手寫作是不同性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