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孤獨的求索者(張建永)

——論沈從文的思想價值

　　1979年，沈從文游覽長城，正在給助手王亞蓉的女兒王洋講故事，右為沈先生外孫女劉蘭。 選自《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王亞蓉編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2月出版

　　5月10日，是沈從文先生仙逝25周年的日子。這位特立獨行的老人留給世人的精神遺產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展示出無窮的魅力。

　　“帶了一把尺，一把秤”

　　一個“鄉下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走向衰微時進京“趕考”，靠著頑強的精神，在皇城根下成長起來。沈從文浸淫傳統而穿越傳統，關注西方卻決不照搬。在生活中，他有的是朋友、學生，也有同道者。但是，由于他在思想上——用他自己的話講過于“板滯”，他從不相信任何沒有經過自己生命和思想“個體性解讀”的理論；不相信那些沒有經過從中國立場發問，并經過社會實踐所證明的理論。結果，在思想上，與當時要么倒向傳統要么倒向西方的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判然劃界，他始終都是一個真正的孤獨的求索者。

　　正是這種孤獨，鑄就了沈從文能夠在思潮風起云涌、學說泛濫四溢的時代，保持了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獨立。

　　從開始創作時，沈從文內心所企望所思索的東西就十分“不合時宜”。他曾經說過：“我是一個對一切都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痹诟鞣N時髦理論和各種團體互相爭斗的時候，他從未放棄思想的獨立。這種獨立不是有意識地和別人不同，或者是對所有理論進行逆反式發問，而是經過了自己“個體性審讀”之后的獨立，是在傳統思想遺產和西方外來思潮中進行本體否定性穿越的獨立。

　　他寫道：“你得離開書本獨立思索，冒險向深處走，向遠處走。思索時你不能逃脫苦悶，可用不著過分擔心，從不聽說有人會溺斃在自己的‘思索’里�！鄙驈奈乃�謂離開書本就像魯迅所說的“不要讀中國書”不是真正反對讀中國書，只是表達一種對傳統的決絕態度。沈從文在這里是要強調對涵蓋在書本里的所有理論、主義都不要采取“拿來主義”，而是要放到現實的生活之中去稱一稱，然后方可肯定或否定：“我是一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會總是不合。一切來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什么思想家為扭曲蠧蝕人性而定下的鄉愿蠢事�！�

　　“帶了一把尺，一把秤”，這是沈從文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的思維立場和起點。這種思維方式的主體內容是：思考問題時，將原來先在的思想成果擱置起來，力求不受它的影響，而專注于個體自身對對象的感受，并尊重這種感受。這樣的思維結果能夠保持思考者的個體認識，而不受別人觀念的影響。

　　“我愿意得到智慧”

　　“獨立思考”常常被理解成一種思維態度，但是沈從文把它當成“信仰”。這樣一來，所有“思”都必須經由個體生命實踐的咀嚼、吞咽，然后才可以進行批判、否定和建構。這種信仰才是真正的“主體的自由”，表明思維的主體不是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他用生命感悟，用逐漸成型的屬于自己打造的秤和尺來度量事事物物。在故鄉，他那種獨自求生的獨立性，那種湖湘文化、巫楚文化、苗漢雜居區域文化中對使命、對生命的萬般執著和近乎宗教般神性的堅毅，都被裝在靈魂中，攜帶到了“五四”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當他的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核心價值碰撞接榫之后，竟然演繹了他一輩子都沒有放棄的文化思想的獨立性和批判性。

　　沈從文從鄉下來，懷了一顆單純的理想，帶著一大堆疑問，向“五四”學習來了。他的心里沒有士大夫做官的欲求，沒有傳統名士的派頭，沒有海歸學院派的張狂放肆。他總是說：“知識同權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币虼�，他的興奮點不在看風潮的動向和某種勢力的強弱，也不看當紅理論的萬眾擁戴和傳統思想的江河日下，他懷著對一切好奇和懷疑的態度，帶著一切從生活中取證的思維方式，獨自獨立地思考著：“我得用這方面得到的知識證明那方面的疑問，我得從比較中知道誰好誰壞�！�

　　沈從文始終保持了這種思考的獨立性，保持了“五四”的核心價值，守護著獨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底線。這種獨立性，放在文化思想領域，能夠在去“從眾性思維”、“依附性思維”方面產生根本性影響，能夠開辟新的思維角度和創造新的思想成果；放在文學領域，獨立性則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他那種近乎“偏執”的獨立性，使得他的思維一直保持著非得用自己的認識去驗證所有結論的態度，對一生中所遇到的傳統中的精神遺產和西潮，總是先“疑”，而后才決定“信”與“不信”。這種由“疑”而后“信”的“信”，與那種無“疑”就直接“信”或不“信”的“信”，有著根本的不同。

　　“向深處認識”、“向未來張望”

　　展開沈從文的思想版圖和文學版圖，可以看到他在堅守知識分子身份和獨立性原則下所呈現出的一條清晰脈絡：以固執的態度，始終對濫用權力極其憎惡。但是又常常以童真般的熱情引發文壇的政治性爭論，把對民族、國家和人民的關懷轉化成政治性訴求；他深深浸淫優美、典雅和淡泊的道家思想之中。但是，又能超拔出來，以積極的入世態度，把感情濃濃地揮灑在對社會現象的激烈批判中；他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民族道義，對各種殘害人民、毒害民族的思想與制度發動批判，顯示出儒家的思想邏輯。但是，他從不把靈魂固化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保持自然生命的一份莊嚴和靈性。

　　在沈從文的全部“湘西想象”中，他沒有喪失文學的主體性，他的“湘西想象”就是對這種客觀性主體進行“文學性”穿越的成功。由“湘西想象”構筑的“湘西世界”，貼近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卻又能夠超拔出來，與之保持一定的疏離關系，從近處落筆，從未來遠處眺望。他的《邊城》、《長河》、《菜園》、《柏子》、《貴生》等作品，都有一種與所謂的“嚴酷”現實保持距離的文學性眼光，獲得了一種審美的張力和彈性。

　　青年學者龐書緯這般論述沈從文“湘西想象”的深刻意義：“倘若進入沈從文小說情節模式的分析，不難看出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昭示的并非一方孕育健康人性的沃土，并非‘少年中國’的想象的投射；相反是一方樂土逐漸失去再生能力的，需要拯救的‘荒原’�！�

　　對那些以為只有直接寫戰斗和壓迫，或直接寫風月和性才是“好文學”的觀念，沈從文進行了堅決的反駁：“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語言上，甚至于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么意義�！�

　　面對批評家的質疑，沈從文甚至有點無奈地說：“我的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櫝還珠，你們能夠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夠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對于只習慣把作品當成現實政治和文化圖解的人們而言，沈從文的“湘西想象”當然無法滿足他們的政治性訴求。但是他的作品由于經過他個體化審美批判，可以為讀者提供更深處的想象，提供緊貼中國土地的思索。

　　沈從文的作品，始終對民族、國家、人民有著深入骨髓的關懷，對思想、文化和政治有著獨特的解讀。特別是對于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例如傳統和西方、文明和守舊、先進和落后、城市和鄉村等等關系，他有著自己獨特的提問方式與思考方式。他沒有功利化地進行解答，而是“向深處認識”，“向未來張望”，力求獨立，追尋高度。

　　(作者為湖南吉首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