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文化自覺之夢(王菱)

　　1922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把文化視為決定中國乃至世界未來發展的第一要素。文化問題在羅素看來，比政治、經濟問題繁復得多，他非常明確地把文化視為決定中國乃至世界未來發展的第一要素，并認為文化問題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整個人類都最為重要。

　　羅素先生以彼時的中國為起點，對各國各民族文化都做了較為細密的觀察，從而得出一些獨到看法。他的視野植根于東西方文化特色的對比，以一種真正學者式的冷靜來看待這些文化差異，并給予中國文明以崇高的肯定：“與其把中國視為政治實體還不如把它視為文明實體——唯一從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從孔子的時代以來，古埃及、巴比倫、馬其頓、羅馬帝國都先后滅亡，只有中國通過不斷進化依然生存，雖然也受到諸如昔日的佛教、現在的科學這種外來影響，但佛教并沒有使中國人變成印度人，科學也沒有使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他對歷史驚人地洞察，已被歷史發展的自然面目一一印證。光陰荏苒，現代中國已迥異于羅素所見之傳統中國。近百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假若先生還在世，再訪中國，他或許會高興地看到：他最為憧憬的大結局，即東西方文化的合流與互惠，雖有種種牽制與阻礙，但正融入求同存異，融為一體的歷史浪潮之中。

　　2013年3月17日，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為13億中國人再繪“中國夢” ，這一最新闡釋，第一次明確個體夢想、人民幸福是“中國夢”的指歸�！爸袊鴫簟笔枪餐�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說到底，“中國夢”不應單是一個經濟騰達之夢，而更應該是一個由文化高度自覺達成的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之夢。在東西方文化的合流與互惠的進程中，如何盡可能地在借鑒異域文明精華的同時，保有民族文化的特質與精髓，依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正走在強國之路上的中國，對作為立國之本的文化還有不少的猶疑和漠視，對文化自覺還未達成應有的重視。

　　文化自覺意味著一個國家和民族有其根本的文化立場、文化價值和文化態度，在這樣的基礎上，文化的大繁榮才能真正扎根入土，不會成為海市蜃樓。

　　實現“中國夢”需要我們堅守文化立場，尊重普世價值，尊重差異，以開放的心態進行跨文化交流，走向東西方的相互理解與相互尊重。所謂文化立場，即理性面對傳統和歷史，從文化觀到歷史觀都既能擺脫文化上的優越感，亦能摒棄民族自卑心，不再去構建一個沒有他者的文化世界，甚或直接消除掉來自他者的壓迫。不能以強勢文化的心態，在內部忽視少數民族的弱勢文化；亦不能用弱勢文化的心理，在外部膜拜國際主義。堅守文化立場，既能在復雜的東西方文化交融情景中，有對民族文化的堅持，亦有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并能最大限度地在文化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爭取應當的文化權益。堅守文化立場，才能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在向不同文明經驗主動的開放中，摸索到自身文化更新與延遞的路徑與方法，超越文化誤讀，獲得創新的能力，參與國際話語權力的格局轉化和中國文化地位的整體提升。

　　實現“中國夢”需要我們堅持文化價值，找到核心價值的承載方式，鼓勵個體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性，尊重文化自身的演進規律。蔑視文化自身的價值會限制文化承載方式的題材選擇和主題開掘，不僅無法達成對民族文化豐富復雜關系的立體呈現，更無法實現對現代文化特質的感性觸摸和理性分析，并終將導致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烏托邦想象和對他者的概念化理解。規避模式化、符號化的文化價值書寫，繞開集體化、“民族寓言”性的文化價值陷阱，松解道德沖動對文化的綁架，給文化更多的審美自足性空間與個人情感體驗，才能真正完成民族文化轉型與精神重建的重任。

　　實現“中國夢”需要我們表達文化態度，主動用民族性和國際性的雙重維度表達文化觀點，推進文化事件，闡釋文化現象，學會面對、改變、超越國際主流文化生活領域中的不平等，動態把握對內的文化發展、精神品質和對外的文化表達和世界想象，讓更多的個體在文化自覺中獲得對機遇與挑戰的敏銳自覺，在國際環境中找到人生更高的位置。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的同時，保有自覺的文化態度，才能不落入自視階段落后的社會進化論和民族虛無主義，讓文化態度的表達成為每一個個體的日常實踐。

　　近百年前羅素先生曾經這樣期待：“到目前為止我只有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當其他的民族只顧及到數十年的近憂之時，中國則已想到幾個世紀之后的遠慮。它堅不可摧，經得起等待。 ”近百年后，“中國夢” ，文化自覺之夢，更應經得起期待！

　　(王菱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