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讓荒漠成為小說情境(閻晶明)

　　“特殊”構成的小說“雜色”

　　近5年來，我對董立勃小說的認識并沒有真正長進，但我知道，董立勃仍然是一個孜孜以求于創作的小說家。他的成名作是長篇小說《白豆》，而我認識 他的小說，是從他同時期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烈日》開始的。這應該是一部比《白豆》還要完成更早的作品。2000年左右，我因應約編輯一套“大西部長篇小說 叢書”，在新疆作家劉亮程的推薦下，讀到了董立勃的長篇小說《烈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時代，兵團的特殊生活，三男一女的特殊人物關系，從大城市到 西北荒漠的特殊經歷，殘酷、恐懼、仇恨與愛情的特殊情感糾葛，大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的特殊轉折，讓董立勃小說呈現出別一種風采。這是一種只有生于斯長于斯 才能寫出的小說，是自覺為生命個體尋找尊嚴，而尊嚴卻一次次被殘酷命運摧折的不幸。在這殘酷之中，又夾雜著不時閃現的人間溫情、人性溫暖與些許的心靈慰 藉。董立勃小說的多彩或者雜色，正是基于這種種“特殊”而構成，使其小說在中國文學界具有“異軍突起”、“標新立異”的特質。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的《白 豆》卻最先發表，等我拿到《烈日》的樣書時，董立勃已經忙著接受《白豆》帶來的熱烈反響。作為朋友，我真心為一位西部作家能夠在過了“不惑之年”后，還能 以一個“文學新秀”的形象得到文壇和讀者認可而高興。這本來就是我當年決定為西部作家編輯出版長篇小說叢書的本意。

　　從那以后，董立勃的小說才華得到井噴式表現，以一系列小說組合出擊，成為一位具有獨特創作風格的小說家。最近10年來，董立勃時有小說發表和出 版，我也時常在雜志上見到他的名字。董立勃的名字，與兵團、與新疆、與西部、與中國小說界發生極大關聯。他是人們討論近十幾年當代小說創作時不可繞開的小 說家。

　　在新疆，兵團生活是一種具有極強的歷史標識性的現象。直到現在，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改變，很多同時代的生活已被徹底改變并重新評價，而兵團，仍 然是今天新疆社會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樣的生活可以用文學描寫，不過人們更多關注大歷史中的大故事，展現的多是與之相關的大主題。這似乎是一 種很難進入小說的生活，因為它看似缺少那么點柔性和詩意，或很難將其挖掘出來，得到詩意表達，在確保真實性的同時不失小說性，這的確是個難題。

　　董立勃一定不是把這種生活“引入”小說的第一人，但他一次次集中的書寫，卻使這一特殊的生活領域成為中國小說“現實”中的一部分。這10年來， 董立勃小說的題材領域不斷擴大，但“兵團生活”仍然是其創作中最顯眼的看點。而我毫不諱言的另一點是，有了《白豆》《烈日》的高起點，董立勃后來創作的 《靜靜的下野地》《米香》《亂草》等，仍然是他在同一條道路上不斷前行的足跡而非轉向。這些作品的不斷推出確立了他的創作風格，也讓人更加想到他的成名起 點。

　　具有戲劇色彩的小說風格

　　和《白豆》一樣，董立勃在《烈日》里設置了一個十分具有戲劇色彩的故事，這種戲劇性究竟是因為小說故事的偶然性、連環性及交叉性所致，還是小說 結構形式的完整、縝密、講究以及與之相隨的中規中矩引發，我還真的下不了定論。不過我必須要說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戲劇藝術的小說家，看慣了散漫不經的 小說之后，讀到這樣講究形式的小說，真的有一種親切和驚喜。

　　董立勃的小說題材主要來自他熟悉的生產建設兵團的故事�；臎�、原始、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深深烙印著現代政治的人間故事，如此不協調地共存在他的小說中，引發出充滿野性活力的原始沖動、政治權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戲劇色彩的人物故事。

　　董立勃小說的戲劇性突出地表現在他為人物設置的戲劇性關系上。人物之間呈明顯的“對手”關系，沖突表現在幾個男人爭奪一個女人。兩三個不可多得 的女人，三五個政治地位懸殊的男人，是他特別擅長的人物結構方式�！栋锥埂防锏呐�性是并不漂亮、但在農場已經十分難得的白豆，三個男人是馬營長、老胡和老 楊�！读胰铡防锏呐�性有三個，蘭子、梅子、雪兒，男人也以三個為主，身為隊長的“你”及他的部下老胡、老朱。集中的人物數量與戲劇結構非常相似。

　　戲劇性還表現在小說情節的突變與亞里士多德戲劇理論中的“情節突變”論非常吻合。白豆是下野地農場里那些如饑似渴的男人們夢想的對象，馬營長依 靠至高無上的權力肯定要力拔頭籌，但故事并沒有按照常規展開，戲劇性轉變來自白豆被人在野地里強奸。于是馬營長就把這個到手的果子扔掉了，情節的緊張在 于，老楊得到了白豆，老胡以強奸罪入獄。最后的結果是，老楊才是真正的兇手，老胡才是白豆最愛的人。

　　戲劇化的故事還需要戲劇化的敘述風格，簡約的語言，詩化的、散文化的敘述方式，使董立勃的故事好看耐讀�！读胰铡愤\用了長篇小說難得一見的第二 人稱口吻，并且全篇10多萬字行云流水般暢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靜耐心的寫作態度，還得益于他的敘述能力。以對話為主的敘述進程和沒有引言的對話方式，使人 物對話與作者敘述渾然天成，妥帖自然。戲劇性也體現在小說的結構上，董立勃長篇小說的人物數量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不足10個人物身上，而且這些人物共同 影響和推動著同一個事件的發生和發展，他們之間無論相熟還是陌生，在命運上都有不可剝離的關連，互相牽制，互相影響，糾纏在一起，事件的偶然性和結局的必 然性里，暗示出一種宿命的感覺。這種人物之間互相發生“情節關系”的做法，也是戲劇里面最常見的結構方式。

　　性愛也許是董立勃小說最大的主題，但女人的命運、愛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說的重心，性愛其實只是構成生活權利的一部分，獲得性愛的多少決定于每個追 求者權利范圍的半徑。權力在董立勃小說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管是馬營長還是生產隊長，他們可以任意操縱他人的性愛權利，而他們自己的性愛權則擁有最大 限度的自由。人們如此敬畏這些權力者，就小說而言，是因為他們的幸福生活全部交付出去了，聽憑安排。這就使小說的寓言性大大增強。每個男人面對女人的渴望 都帶著對權力許可的奢望，命懸劍上的感覺使平淡寡味的生活充滿了緊張。無論是《白豆》里老胡的入獄還是《烈日》里老朱的赴死，根源都是他們在女人身上犯下 的“罪過”。而那些女人們，他們嫁誰不嫁誰都要由“營長”、“隊長”來決定。權力在食色上的占有和分配上的權，在原始的環境中更顯出其至高無上、為所欲為 的性質。不論男女，人們對“營長”、“隊長”保持的敬畏感具有極強的寓言色彩和人性深度。

　　還有一點，董立勃小說的情節突變建立于女性人物貞操的失去。在一個兩性比例嚴重失衡的環境中，貞操被嚴酷地作為致命因素列入命運沉浮的條件之 中，極具象征意義。缺少女人的農場里，權力的至高無上最主要地體現在誰有機會被分配到結婚的機會。然而貞操引來的動蕩，讓這場游戲顯出它另一面的殘酷。不 管是《白豆》里的老胡和老楊，還是《烈日》里的老朱和老胡，他們的命運，都牽系在女人身上。而女人們的命運，又維系在她們的貞操上�！读胰铡穼ε�人的描寫 比《白豆》更烈，梅子出走后找到真愛的傳奇和做過妓女的雪兒出現在隊長身旁，都讓故事進一步延伸。從隊長的女人觀可以看出，他娶蘭子為妻和把雪兒當玩物看 待，都是他對貞操的苛刻態度使然。男人的權力地位與女人的貞操就這樣糾纏到一起，成為決定小說主題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這樣的寫作策略，貞操的失去以及由 此帶來的命運改變，不是男女傳奇故事的佐料，而成為改變小說走向、延伸小說主題的意象。

　　董立勃以柔性之筆寫下布滿慘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寫得美若天仙，小說故事的緊張程度就越高，他把掌權者對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愛權的喪失 交融在一起，更加突顯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亂、殘忍和悲哀。性愛是可以揮霍的東西，這還真的是從未有過的主題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昆德拉小說里有一個隨處 可見的故事“眼”，遭遺棄者為自己被遺棄而暗自得意。被遺棄變成了自動解脫，從而也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陰謀，它的悲劇性被扭曲為喜劇，喜劇就這樣比悲劇更有 深度。董立勃小說人物的性愛觀，也發揮著類似的作用。

　　“下野地”書寫需要突破

　　董立勃是一位風格明顯的小說家，他精湛的筆法和精巧的故事結構，使那些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躍起來，成為極有戲劇性的人間故事。他的創作在今天有一 種特殊的意義，他告訴我們，小說是一件需要認真去做的事情。才華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傾瀉的同時顯出執著的流向，有了這種流向，小說才會顯示出力量。當然， 我也感覺到他可能會出現的創作障礙，題材資源相對固定，主題方向和故事趣味趨于相似，敘述語言還不夠揮灑自如，這都對他今后的創作提出挑戰，尋求突破一要 靠新的題材資源，還要有明晰的創作觀念。在某些細節的處理方面，還要更加自然圓熟。當我看到昆德拉從容出入于故事和議論之中的時候，我就想到，我們的小說 家多么需要一種把復雜的哲學深度與生動的人生故事整合起來的能力。想象中，董立勃的小說在主題上會更加豐富，形式上的戲劇因素會被人淡忘，使形式消失在內 容中，成為他小說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以技巧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閱讀中。

　　董立勃為自己的小說創設了一個叫“下野地”的環境，這一地名的反復使用，體現出他在創作上堅持某一格局、努力以一斑窺全豹的雄心。當然，他也努 力把筆觸伸到更加廣闊的天地中。長篇小說《暗紅》反映的是邊地軍人生活；《簫與刀》敘述的是一個將戰爭、邊地生活與情愛故事雜合一體的傳奇故事；《青樹》 則更突出西部大漠中剛烈人性的精神氣質。近年來，他的一些小說直接關注當下現實，從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尋找奇崛之處。如短篇小說《殺瓜》，就是以一個被通 緝者的故事，折射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矛盾沖突，揭示其背后潛藏著的危機和問題。當然，“下野地”仍然是他不能離開的小說情境，《暗紅》《白麥》等小說可以被 視為是對《白豆》的延伸與續寫。

　　董立勃還在勤奮寫作中，“下野地”看上去仍然有很多可以開掘的資源，作家也意識到要把小說疆域擴大到更加廣闊的時空里。但我以為他的創作同樣有 一個需要尋求突破的課題。因為他無論寫的是不是“下野地”，無論寫今天還是過往，故事框架時有似曾相識之感。一個女性歷經磨難，心中懷著復仇的火焰，心靈 又充滿柔軟和溫情，在人生中過著隱忍的生活，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命運結局，成了他駕輕就熟的寫作路徑。我真心期望，他能在保持自己創作風 格，甚至保持自己小說“標識”的同時，也能夠尋找到突圍自己筆下人物的新路，為自己的創作推開更多的門窗，把自己的小說推向更高的境界。(閻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