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塑造強省新形象(雷濤)

　　讓夢想在飛——陜西文化大家談

　　文化精神塑造強省新形象

　　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其本質是民族文化的復興和民族精神的復興。陜西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和無與倫比的文化資源大省，理應在民族文化與精神復興的構建方面強化自己的原創意識和話語權。這既是真正建設西部文化強省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夢”賦予三秦兒女的時代課題。

　　思想覺醒促進文化新發展

　　毋庸置疑，文化藝術復興的前提和根基是思想與精神的新覺醒。以周秦漢唐尤其是大唐文化為標志的中華燦爛文明之所以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與坐標，其實質是全方位的思想自由開放與兼容并蓄的結果。以唐詩為代表中華文化發展到近乎極致的高度，是因為眾多的詩作者的思想與精神有了前所未有的濃度與高度。其明顯的特征便是摒棄了漢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藩籬。思想的解放和自由馳騁引發了詩人們社會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強度，也是促使詩作者們以更加現實與浪漫的筆調進行藝術創新。還有一點必須明確指出，在當時出類拔萃的著名詩人隊伍中，屬于秦地土生土長的不能說不多，但并非占主體地位，而大量的江南才子，還有東瀛、高句麗優秀學子入秦才形成了璀璨耀眼的詩歌隊伍的整體形象。來自四面八方的才俊，不僅僅是帶來了自由的藝術天賦與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帶進了當地最先進的思想觀念和自由奔放的藝術思想。這些思想觀念與藝術思想已經相互交流與碰撞，必然產生出全新的思想火花和藝術見解，這樣，唐詩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便自然而然地展現開來。正因為如此，這個時期的文學藝術達到一種巔峰狀態就不難理解了。覽古鑒今，陜西文化要有真正意義上的大繁榮大發展，就必須從一種固有的地緣文化的觀念圈子走出來，從“積淀深厚，資源豐富”的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認識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假如我們拋棄偏見和自戀傾向，便可發現，在近現代歷史上，江南的思想先驅和新文化開拓者依然是眾多的。在當代，更是這樣。我們只有在這一新的歷史高度與時代高度上，才能正確評估自己。三秦文化繁榮發展的希望所在，近觀是陜北、關中、陜南文化大融合深挖潛的新成效，遠觀則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拓寬思路，放下架子，大膽引進新思想、新觀念、新成果，在中華南北文化的融合上找對策并確定目標。同時，還要下大力氣研究與吸納當下世界文化發展中的精英因子，以充實自己的“元氣”。思想與精神的高度，決定著文化藝術的高度，也決定著文化的張力和內涵，我們制定文化發展規劃和目標任務，切莫忘記或疏忽了這個根本命題。

　　原創意識推動文化大繁榮

　　文化藝術繁榮發展，不僅僅是數量的顯示，更要緊的是它的原創性。竊認為，長期以來，制約我們思想維度的誤區是，總以農耕文化為核心價值，而缺少甚至忘卻了現代文明理念的強大推進作用。其后果便是，文化實踐總是被動而非主動，數量增多而創造性減弱，聲勢可觀而后勁不足�！爸袊鴫簟睆奈幕�角度看，就是告別歷史，面向未來的創新之夢，是全面刷新紀錄之夢，也是一個層次更高，品質更佳的全新之夢。只有深入到文化規律中去，深入到“文化”的骨髓中去甄別和劃分，才能找到真知灼見和相應的方法步驟。筆者不贊同把一切文化置入產業的范疇去理解、去匡衡。似乎文化產業GDP高，文化就一定是發展和壯大的。要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將一切文化藝術產業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也就急劇攀升了，這是可怕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一味的產業化追求往往是對利潤、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而對原創意義不屑一顧。須知，民族的物質塑造和精神塑造只有同時推進，才會有社會思想和行為的變遷。而人們的審美意識的提高、精神情操的優化以及自覺的自我教育的提升，均與文化藝術的原創作用密不可分。否則一切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謂文化原創力的增生，其實就是一流人才的涌動和迭出。一流的杰出的文化人才是物化的最重要、最關鍵的文化生產力，是文化發展，搶占制高點的根本和決定性因素。不深刻認識這個道理，“中國夢”之于文化，很可能是一個空夢。發現和培養一流的頂尖的人才，包括從省外、國外引進人才，應該有超常的思路和氣魄。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主要弊端就是機制滯后即官僚主義的純行政的管理體制和用人制度。古代就有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似乎成了奢望。筆者以改革開放初期為例。那個時候，伴隨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第一輪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勢如破竹，“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深入人心。在文學戰線上就出現了大膽發現和啟用人才的眾多事例。路遙、陳忠實、葉廣芩、高建群、鄒志安、馮積岐、吳克敬等等都是從農村或者最底層的處境中正式調入文化部門工作的。如今時代發展了，社會進步了，可是在打破常規發現和啟用人才方面反而今不如昔。多少有志的文學青年圓不了自己的文學夢。動人的口號和僵硬的體制產生了一種人為的對立。這個現象常常令人煎熬卻無可奈何。留不住人才、吸引不住人才、培養不了人才，就不能形成強勢的站在時代最前沿的一流人才隊伍，文化文學的原創很可能就成為不著邊際的侈談。不久前，趙正永同志提出要從最基層選拔任用干部，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他還強調，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打破舊的機制束縛，樹立新的選賢任能觀念。這個思想和主張在全省上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照著這個思維和做法，打破地域之別、身份之別、職稱之別，把有真才實用的人才選拔上來，用好用活，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將是不可估量的。

　　原創精神文化的挖掘與弘揚，高等學校和學術思想界以及專業研究單位的力量組織整合理應引起充分的重視。在我的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前后，我省有一批一流的人才和成果在全國享有盛譽�，F在，隨著年齡自然老化，調離和其他原因，這方面的情況發生了不容樂觀的變化。說得不客氣些，一流知名人物再沒有成批涌現，從而影響了我省新的發言權和話語權。一流的人物就是文化名片和文化效應。正如提到莎士比亞就會想到英國、提到托爾斯泰就會想到俄羅斯，提到泰戈爾就會想到印度一樣。去年，莫言作為中國大陸作家榮獲諾獎，不但使自身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也使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全世界大放光彩，我們也從中獲得諸多啟示。

　　文化精神塑造強省好形象

　　在全社會能否形成濃厚的讀書與學習風氣，是檢驗文化強與弱的試金石。筆者曾經在一次世界讀書活動日中說過這樣的話：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是讀書與學習的模范。姑且不論讀書可以增加知識，開啟智慧，擴展視野，陶冶情操，單就堅持讀書和學習就可以讓心沉靜下來，就可以減少那些不必要的應酬，就可以改變浮躁的黨風，從而影響世風的轉變這一點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各級各行業的領導干部，只要能夠坐下來認真多讀書、讀好書，形成良好習慣，僅此一舉，就能在改變黨風和世風方面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不少官員大量購書入室上架，排列齊整，風景可觀，可是年復一年，書架卻封塵依舊，從不問津。而為數眾多的打工族，漂族人士渴求知識，視書如寶，總想利用一切時間苦讀提高，可是囊中空空，無錢購買。這個現象也在提醒政府部門，加大公益文化事業的建設力度，為社會中下層人士提供更多的各類書籍和學習資料該有多么重要。

　　在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過程中，培植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神是一項不可忽視的歷史任務。所謂文化精神，簡言之，就是敢為天下先，敢于承擔歷史責任，敢于以思想鋒芒和獻身行為蕩滌文化污垢。并且能夠承擔種種磨難，有一種春蠶到死而不悔的品格和氣概。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歷史上，統治者常常把仁治和法治交替運用。其規律是：當社會穩定，需要休養生息時，便倡導仁治；而當社會動蕩，政權可危之時，便拿出法治的利劍。即便這樣，不同朝代，總有仁人志士出現，表現引領文化高端的精神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胸襟。站在當今世界政治文明的高地觀看，不論是仁治還是法治，其弊端均在“人治”。而民主與法制則是對人治的反叛，這是世界文明走向成熟的大趨勢。順則昌，逆則亡。社會文明進步的本質表現是民主與法制的健全，是人的正能量的增強。文化強省建設需要在民主與法制得到保障和加強的大環境下，讓文化工作者的天賦和個性充分張揚，智慧與主張充分施展，積極性與創造力充分運用，同時，也讓這些文化人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與安全受到憲法、法律保護，這才是我們的理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