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田威
摘要
顏元叔突隱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后似仍不很明確,不過對于臺灣上世紀70年代的學府文壇,他剛健的背影,重大的貢獻,卻十分可觀。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銳氣,將當時美國的顯學:新批評與比較文學,引介回來,不但大聲宣揚,而且大力演練。更難得的是:這些新學他敢于活用,并用以探索臺灣當代的詩與小說。
報載去年底顏元叔先生因肝癌逝世,消息忽到眼前,令人難以回應,但并不令人驚駭。首先,他“離開”我們已經太久了,令我們失望而不能諒解。哥兒們正一起忙著呢,他怎么說放手就放手,一個人就退隱江湖去了,也不給個說法?墒怯治茨苷嬲龥]于江湖,而是仍然大隱于市,甘愿低調于市井之間。二十多年前,當然還沒有“人肉搜索”的做法,可是在我遍問之余,仍不時聽人轉告,說他去了對岸某處,正卜宅安居,又說他已回來臺灣,現正養病。那么悠長的歲月,這世界早已變得難認,偏他,不回學府也就罷了,卻連文壇也一起棄了,犯得著嗎?不,這太不像元叔了。顯然,他是一怒之下,把我們大伙兒都像洗腳水一般一起給倒掉了。
此刻,他怎然一走了之,不給我們任何機會,除了發表沒來由的什么感想,帶著苦笑。
我跟元叔不是很熟。我們的友誼說不上什么膩在一塊,泡在一起,卻也沒有淺得、淡得只談正事。他是湘人,帶點鄉音,說到興起更呵呵大笑,很得我的好感。當然兩人都出身臺大外文系,背景親切,我正好長他四屆,可謂頂頭學兄,他也絕非客氣之輩,不會文縐縐地呼我學兄。至于王文興、白先勇那一班平均小我十歲,倒一律稱我先生,就覺得是晚輩了。
元叔在美學成回來,1963年初任教授,到接掌外文系,已經是1969年了。其間我自己也有四年去美國任教,要到1971年才回臺。盡管如此交錯,我們都在臺北,交往漸多。倒是進入70年代后,兩人見面更頻,就算1974年我連根拔起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兩人在港、臺交流之中,不但常一起開會,而且還有幾次“同仇敵愾”,徑直批評了文革!缎峦韴蟆房偩庉嬃_孚是香港當時左派統戰的領導,他發動了左派的圍剿,對不識時務的夏志清、顏元叔、余光中遣詞嚴峻。前兩位遠在美國、臺灣,我卻就在香港戰場,壓力尤大。羅孚其實是十足儒雅的中國讀書人,舊學頗醇。文革既過,我在香港某次的研討會上與他重逢,他竟然當眾向夏志清、元叔與我道歉。
元叔和我在“非常時期”雖是“戰友”,在平常時期也是同行、同道,而且互相尊敬,但是彼此對文學本質的看法,未盡相同。1974年我出版文集《聽聽那冷雨》,在后記中解釋該文集內詩論不多,是因為年輕一代已經出現了此道健筆:“像陳芳明手里的那一枝,清新而勇健,已經有一點史筆的意味,同時從學院的圍墻里,也伸出了顏元叔那樣的淋漓‘剛筆’,有擔有當,敢言敢怒,非!稀,我雖然不能篇篇贊同,卻十分樂意做一位讀者!
在1970年五月號的《純文學》上,遠在丹佛的我讀到了元叔所撰長達萬言的《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既感高興,又感困惑。該文盛稱我的旅美小品《我之固體化》,卻對那時為止我的其他詩作表示“厭惡”。接著元叔就《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兩本詩集選出《敲打樂》、《當我死時》、《帶一把泥土去》、《雙人床》、《如果遠方有戰爭》、《忘川》、《有一個孕婦》等作品加以分析,結論說我是一位寫實主義者,頗能表現知識分子的現代中國意識。同時又指出:許多人都認為我的詩比較“干瘦”,近于奧登而遠于湯瑪士(Dylan Thomas)。
另一方面,元叔對我的散文則評價只有負面。當時有三兩文友告訴過我,說元叔認為我的散文太濃太花,簡直糟糕。我一生閱批評家多矣,貶我者固然不少,譽我者似乎更多更堅持。元叔快人直語,并無惡意,我也不會斤斤計較,所以兩人的友誼始終愉快。1985年《中國時報》辦的“時報文學獎”把詩的推薦獎頒贈給我。元叔代表決審委員會寫了一篇千多字的獎詞,以《詩壇祭酒余光中》為題,語多溢美。那年香港回歸,九月間我帶了家人正大舉回臺,不是回去臺北,而是遷來高雄。印象里此后和元叔也就漸行漸遠了。其實元叔自己的“遁世”,似乎也就在此時開始。有一件事倒很確定。離港前我最后的一首詩《別香港》,雖為小品,卻頗揪心。元叔讀后對我說:“看了真令我妒忌香港!
顏元叔突隱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后似仍不很明確,不過對于臺灣上世紀70年代的學府文壇,他剛健的背影,重大的貢獻,卻十分可觀。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銳氣,將當時美國的顯學:新批評與比較文學,引介回來,不但大聲宣揚,而且大力演練。更難得的是:這些新學他敢于活用,并用以探索臺灣當代的詩與小說。這么一來,外來的理論就不再自囿于學府的課本,而變成了一把燎原野火,和本土的創作燒成一景。不但外文系,連中文系也覺得用武有地了。以前,是外文系多出作家而中文系多出學者。此后,輪到中文系多出作家了,外文系呢,卻多出比較文學的學者。
元叔當年創導比較文學,有時操之過急,雖有利器,卻用非所當。例如唐人李益的五絕:“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痹逶诮忉寱r把“信”附會為是影射“性”。這種“泛性”聯想,不免厚誣古人。其實古人習用的說法,是“色”,不是“性”,倒跟sex讀音相近。另一方面,元叔引入“新批評”,并在論析臺灣現代詩時用來操練,正如他在《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一文中所運用的,倒是比較中肯,不無收獲。但是他用這手法來分析我的長詩《敲打樂》,指摘我的長詩結構失控,則未免太拘泥于新批評了。新批評之精讀、詳讀,用在短詩小品,較有功效,但不足以對付惠特曼《草葉集》式的浩蕩狂吟。我寫《敲打樂》時,受了金斯堡《嚎》(Howl)的影響,大開大闔的美國江湖行,滔滔長句實在不吐不快。
此外,元叔在朱立民院長的支持下,大大刷新了外文系的課程,并將《諾敦英國文學選》指定為主力教材,也提高了專業的視域,調整了一向親美疏英的淺碟學風。所以1972年我轉任政大西語系主任,也響應臺大的壯舉,把政大沿用了多年的大一英文薄冊,從寥寥的70頁,加重為多元而較深的300頁。
這么一位虎虎生風的啟蒙者、改革者、推行者、論戰者,出現在70年代臺灣的學府與文壇,確是應運而生的主流人物。后來他更奮自淬礪,寫出一種剛健明快的雜文風格,令人期待他層樓更上,領域更開。誰料就在高潮的浪脊上,這主角竟然突地失蹤,有不得見者達二十多年。這反高潮的一招,究竟是元叔戲弄我們的幽默,還是幕后另有我們未明的隱情,該由文學史家來揭示了。
逝者
顏元叔(1933年7月3日-2012年12月26日)著名的散文家及英語教育家,湖南茶陵人。1933年生于中國南京,1956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58年赴美國留學,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在臺大外文系主任任內成立臺灣第一個“比較文學博士班”,1972年6月創辦《中外文學》及《淡江評論》等雜志。其筆鋒犀利,議論風發,編有《時代英英英漢雙解大辭典》、《萬人現代漢英辭典》、《萬人通用英漢辭典》、《萬人最新英漢辭典》。著有《文學的玄想》、《談民族文學》、《文學批評散論》、《顏元叔自選集》、《莎士比亞通論》、《翻譯與創作》、《寶島時空》、《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譯有《開天辟地:西洋文明的變遷》等。
作者簡介
余光中
籍貫福建泉州,1928年重九日生于南京。1950年赴臺。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后赴美進修,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先后任師大、政大、臺大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又任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榮休講座教授。為杰出詩人、散文家、評論家。著作豐碩, 獲獎無數,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