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端木蕻良致胡風信談起

　　1937年至1938年，端木蕻良曾經給胡風寫了21封信。這批書信是跟隨胡風歷經戰火烽煙和逃難的顛沛，后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胡風案”案發時作為罪證從家中抄走；到上世紀80年代胡風平反后公安部歸還給家屬，近年來由他的家人捐贈給了魯迅博物館，作為資料保存。

　　這批書信在時間上涵蓋了端木蕻良與蕭紅初始于上海、定情于西安的全過程，因而還透露出些許此前不曾見過的信息。其中有7封信——即第14至第21封，直接關涉到兩蕭。而在第13信(1937年7月31日)之前，他們還未曾謀面。

　　1933年8月，21歲的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生端木蕻良(當時名叫曹京平)，因參加學生運動被視為激進分子，為避當局的秘密搜捕匆忙逃離清華園，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在天津避難時又開始了一向喜愛的寫作，并在4個月后寫出了他此生最好的長篇小說，30萬字的《科爾沁旗草原》。1935年12月中旬，他去北平再次參加了“一二·九”運動之后的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隨后為避追捕從北平南下，1936年年初到了上海。

　　此時的端木蕻良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除了自己埋頭寫作，幾乎不會跟外界交往，但他一直在和魯迅聯系并試圖在文壇有所作為，7月底，病中的魯迅委托胡風看過他寄來的《大地的�！返雀遄�，因此和胡風有了聯系。因著鄭振鐸介紹，并在王統照主編的《文學》上發表《鴜鷺湖的憂郁》等文，人們也逐漸認識這個文壇新人。

　　而此時的兩蕭，因為《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影響，在上海文壇已經小有名氣，他們因為魯迅和寫作的緣故也與胡風時相往還。

　　時間大約是在1937年8月底，“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抗戰打響之后，在胡風召集的《七月》雜志籌備會上，端木蕻良首次見到了他早有耳聞的東北同鄉蕭軍和蕭紅。隨后，由于開戰，大批文化人撤往內地。端木離開上海前，因沒有住處在胡風家暫住，9月25日，兩人在火車站握別。胡風去了武漢；端木因腿疾又犯，去往浙江上虞他的三哥曹京襄處養病。

　　10月初，信札中的第14信，由浙江上虞發往武漢，是離開上海后的第一封信。

　　這封用毛筆所寫的信函字跡瀟灑，展示出端木的古文底蘊和書法功夫�！按巴庵裼笆捠�，曲水一泓，不知生于何時何代。三郎及紅小姐已抵漢否，至為懷念，希望能得他們長住，則中國文壇可在漢口留得半壁天下�！薄敖袢沾碎g有人謂我中國才一擔，東北占八斗，此語可轉寄三郎，笑破肚腸也”。

　　其中“三郎及紅小姐已抵漢否……”等句，詢問晚他們幾天離開上海的兩蕭，是否順利到漢，且盡顯年輕的東北青年作家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萬丈豪情。

　　第16信，亦從上虞寄往武漢，時間為10月20日，應是接到胡風所寄《七月》的回復，“風兄：信收悉，刊物亦今日到，皆滿意，甚為興奮�！薄芭瓮�能早日和你們相見。三郎夫婦近況何似，念念�！钡谑�七信，11月8日，上虞發武漢，信中有云：“今日得三郎夫婦信，何以又有去意，心甚愴感，吾輩能團聚如幾時，又復東西！”此信透露的消息說兩蕭有去陜西的打算，并預設11月15日動身，但后來并未成行。

　　第18信，11月10日，上一封信的兩天后，上虞發武漢。信中，端木在比較了這一期《七月》好于上一期，并通報寄出稿子之后，直言“前日接蕭軍蕭紅來信知他們打算十五日去陜，心中頗為悒悒，不知蕭紅也去否，看她樣子身體不太好，那邊生活甚苦，她能吃得住否？與軍不能一歡會，便言離去，殊不能釋。我給他寄武昌一信，計日恐他收不到了，但愿它能快走一步，在他剛一出門口時接到手呵！”這段文字見證著當時的端木對兩蕭的友誼和牽掛。

　　第19信，1938年2月19日前后，山西臨汾寄往武漢。蓋因1938年1月底，端木和兩蕭等人應邀前往臨汾，到閻錫山創辦的“民族革命大學”任“文藝指導”。這是他們到達臨汾后第一封信，主要是向胡風介紹初到的情況，“此間工作尚好，學生水準甚高，對來的七人觀念尚好�！毙胖衅呷酥竿瑏砼R汾的端木蕻良、蕭軍、蕭紅、聶紺弩、艾青、田間和李又然。

　　最有意義的是下面兩封：第20信與第21信。

　　第20信寫于1938年4月10日前后，此信上來就說“我，蕭紅，蕭軍，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比�人又聚首的原因是：1938年2月，晉南戰局吃緊，日軍進逼臨汾，“民大”準備向鄉寧撤退，2月底到3月初，他們這幾個“文藝指導”大部分隨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一起到達西安。而蕭軍則與民大師生一起轉移，他本欲前往武臺山打游擊，因故受阻，所以轉道延安，而后又隨去延安“述職”的丁玲和聶紺弩一同到了西安，抵達的時間是4月7日。

　　此信主要事項如下：“我有一套西裝，是我頂喜歡的。希望你能把他托人帶出，帶到漢口，交給孔凡容寄給我。寄到蘭州炭市街四十九號白危轉端木蕻良�！碑敃r青年作家白危(本名吳渤)在蘭州辦宣傳抗戰的報紙，為擴大陣容他寫信到西安，邀請寄居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王洛賓、塞克等前去參加救亡工作�！疤m州炭市街四十九號”是白危所居之處。也許與此邀請有關，端木也打算和他們一起去蘭州。

　　然而時隔不幾天，4月16日，端木就此事再致胡風，是為第21信。信中稱：“前次寫了一信，囑老兄將我的西裝寄到蘭州的事，請先不要執行，因為還是存在武漢，等著我以后再麻煩你，或許就從此不麻煩了也，一笑！”

　　此信與前信時間相距不遠，雖然都在說同一套西裝，但值得注意的是，端木的打算已從要去“蘭州”而轉向了“武漢”，一句“或許就從此不麻煩了也”更是堪稱微妙�！疤m州”換成“武漢”，并不單單是地理位置的變化，更是命運的拐點；先請寄西裝不久又叫停執行，其內涵亦遠遠超過一套西裝。這等變化令人詫異，所有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短短幾天內，目睹和經歷了兩蕭的最終分手，他和蕭紅的感情走向有了質的變化并漸趨明朗——他們已經打算彼此牽手共度余生了�；厮菔加�1937年8月底上海的初見，端木與蕭紅并無多少交集。真正近距離接觸是在當年11月下旬端木到漢之后，相互之間更多的了解也始于此時，至此時間不足五個月，且多在動蕩之中。在武漢，一次端木和蕭紅月夜晚餐回程，路過一個小橋時，蕭紅曾對端木吟誦“橋頭載明月，同觀橋下水”的詩句；在西安，他們也曾同去碑林訪古……那時也許周圍的人對他們交往已有看法，但信中并無多少端倪，除了正常的友誼和牽掛，亦顯現不出所謂端木的刻意插足等等。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至少在4月中旬以前，除了在創作上比較談得攏，進而非常欣賞蕭紅的才情之外，端木完全是無心插柳，起碼是準備不足；倒是那個與蕭軍徹底了斷后的蕭紅，潛意識中頗多可能有心栽花，兵荒馬亂且有孕在身，實實不宜獨自趕路。根據后來的有關記載，當時在西安確實發生過一些與此有關的大不愉快，所以局面明朗后，他們在視蕭軍的去向而定行止，蕭軍要和塞克、王洛賓等人去蘭州方向，他們就選擇了結伴而行，再回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