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寫作(劉益善)

　　畢志倫，中國作協會員，曾任省作協黨組書記、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北日報傳媒集團黨委書記、社長、董事長。著有《我的記憶》、《人生悟語》、《志倫心語》、《即席講話如何講》、《報業管理實錄》等；發表各類文章三百余篇。

　　畢志倫是個官員，他37歲擔任孝感地委宣傳部長，后又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他是在湖北日報領導崗位上退休的。畢志倫也是個新聞工作者，他出版了《報業管理縱橫》等專業書籍，分管與擔仼新聞部門領導多年，退休后還擔任了省老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但我也要說畢志倫是個作家，理由有三：其一他是中國作協會員；其二他擔任過省作協黨組書記，全國第六次作代會時，他是湖北作家代表團團長；其三，他出版了《我的記憶》《解讀人生》《志倫心語》等多部著作，把人生感悟凝聚在筆端，除了其思想與應用價值外，行文都是散文隨筆文體。

　　1990年夏天，畢志倫調任省作協黨組書記。那天中午，我拿著碗筷到食堂窗口排隊買飯。前面有個看似小伙子的陌生人，也拿著碗筷排隊買飯。有人向我介紹，那是新來的黨組書記。這是我與他的第一次見面，他好年輕。拿著碗筷排隊買飯，這個第一印象使我對他產生了一種親近和信任。他那時從孝感調來，才四十多點，一個人住在作協院子里最舊的一幢宿舍樓一樓的兩室一廳的房子里，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的標準。省作協當時單獨建制不幾年，條件較差，徐遲、碧野、駱文等一批老作家都還健在，中青年作家劉富道、映泉、葉明山、方方等創作勢頭正旺。到這樣一個單位擔任領導，畢志倫首先明確自己的角色是服務，是文學的“跑堂”。他要當好后勤部長和推動湖北文學航船前行的“艄公”。

　　畢志倫隨和，待人真誠，很快就與省作協機關幾十號人打成了一片。他帶著我和梁必文到鄂南各縣調查基層文學創作情況，還組織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湖北作家老區行活動，到紅安、麻城、大悟等老區訪問，寫出了一批紀念建黨70周年的優秀作品�，F在回憶起來，畢志倫在省作協三年做的工作是具體而扎實的，沒有花架子。對一批老作家，他盡可能地幫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虛心上門請教、服務，使老作家煥發了創作的青春。對中青年作家，他團結，交朋友，創造愉快平和的創作環境，還安排作家到基層掛職，讓他們的文學之樹，根扎得更深，樹干更壯，樹葉更茂盛。對業余作者，他注重發現，有苗子就重點培養。我那時在《長江文藝》任常務副主編，主持日常工作。畢志倫曾好幾次給我推薦業余作者的詩稿。按說我是下級，他可以要求我發某人的作品。但他從不說哪個人的作品一定要發的話。為了發現和培養更多的文學新人，他與黨組一班人探索文學體制改革，在創聯部試行簽約合同作家，開創了我省“簽約合同制作家”的先河。

　　畢志倫在改善省作協機關的辦公條件交通環境方面，干了三件事：一是在原辦公樓樓頂留層上加蓋了一間大會議室，使得作家們開會有個地方；二是修建了一幢五層的資料樓，讓作家們的書籍和資料有個存放的去處；三是為作協弄了一輛小車，使得老作家們出門或迎接外地的朋友有輛車用用。我記得當時作協只有一輛老伏爾加，跑不動了。畢志倫弄來的車是輛藍鳥，八成新，是他憑著老面子化緣得來的。畢志倫在省作協當黨組書記近三年，沒有發表出版什么文學作品，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可說是另一種寫作。

　　2004年5月7日早晨，我在家中接到一個電話，是畢志倫打來的。他說：益善，你寫了一篇好文章，感謝你為我們的母親唱了一曲贊歌。原來，這天的湖北日報《東湖》副刊發表了我寫母親的散文《飄在田野上的白發》。他當時已調任湖北日報社社長，看到我這篇后來收入幾個省市中學課文讀本的文章，竟專門一早打電話來，令我感動。畢志倫出生麻城鄉下，少年喪父，是母親和哥哥嫂子撫養他長大成人。我讀過他寫的一篇長散文《永遠的媽媽》。他在文章中寫到的失母之痛，以及母親一生勤勞善良對他的呵護，情不自禁呼出“母親萬歲”時，那是催人下淚的。我理解了他為什么讀了我寫母親的文章之后那種心靈的相通和感受了，因為我們都擁有平凡而偉大的鄉村母親。

　　給畢志倫的身份下結論肯定會有異議，但我寧肯說他是作家。他的另一種寫作，成績是優秀的。

　　劉益善寫畢志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