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前輩的文學“中國夢”(柳萌)

　　“莫言熱”過去以后，文學出版界應該做些什么？對于這個話題，我很想說一說。如果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莫言獲獎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對整個中國文學沒有推動作用，那就未免有點遺憾和可惜了。莫言獲獎之所以如此受到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來，我國讀者熟悉外國文學、國外讀者卻不熟悉中國文學這樣一個完全不對稱的格局，讓國外讀者開始注意起中國文學。

　　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諾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說：“全球化的文學就是翻譯�！贝嗽捒芍^一語中的。那么，我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舉國家之力，有多少譯成外文呢？據馬悅然講，僅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典文的文學作品，74%是從英文版圖書翻譯的。從亞洲和非洲各國語言翻譯的作品總共不到1%。這就是說，我國文學作品直接被譯成瑞典文的，僅占這1%中的零點幾，相信翻譯成其他語種的也不會多。這同我們翻譯國外文學作品相比，懸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啊。

　　其實早在30多年前，已故文學前輩張光年、陳冰夷、楊憲益，就已經積極倡導并開始操作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這次獲得世界文學大獎，他們若地下有知一定含笑九泉，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詩人、評論家張光年(光未然)，文學翻譯家陳冰夷，都曾經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國文學的翻譯推介，并親自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專門從事介紹、翻譯中國文學的工作。中國文學翻譯家楊憲益，不僅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諸如《紅樓夢》《牡丹亭》《儒林外史》《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唐宋詩歌散文選》《魯迅全集》等百余種漢語圖書，向世界介紹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而且也是成立專門的中譯外機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積極倡導者。

　　熟悉中國文壇情況的人都知道，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剛剛恢復的中國作家協會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為首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依然沒有忘記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本人就是一位優秀作家和翻譯家，他翻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蘇聯，屠格涅夫著)、《草原集》(蘇聯，高爾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個賣魚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蘭，廖·抗夫著)、《獄中記》(美國，柏克曼著)等國外文學名著，影響了我國幾代讀者，滋養了當時大批青年作家。

　　當時為促進中國文學創作質量的提高，還做了這樣幾件開拓性的工作：一是設立各個文學門類的全國性的評獎；二是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創辦《小說選刊》和《中國作家》雜志。做這些事情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集結作家隊伍，提高創作水平，促進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讓中國文學盡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1980年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劃歸中國作家協會正式組建新社。在組建作家出版社的同時，張光年、陳冰夷、楊憲益倡導，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作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足見這三位文學前輩的遠見卓識。

　　當時國家已有外文出版機構。據說，這個建議報到中宣部以后，曾經遇到一些外來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兩個渠道”對外介紹中國文學。最后報送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批示：“我看兩個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終在胡耀邦同志的鼎力支持下，這三位文學老人的倡議得已實現。這就是中國作協的第二家出版機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機構設置，從名稱到經營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對接，國家只批準社號不投入資金，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內地，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家出版社�？上в捎谀撤N特殊原因和情況，這個出版機構還未正式出版圖書，就因經營不善宣布破產尋求轉讓。就是在這種艱難境遇下，中國作協主要領導唐達成、鮑昌，找從維熙和我研究如何處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這個副牌，就要負責償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債務，如果轉讓牌號，得到的轉讓金既可償還欠下的債務還有節余。中國作協領導初步認為，出版社牌號比金錢更寶貴，保留下這個新型出版機構的牌號，會有利于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經過多次反復研究，從維熙和我都同意償還債務保留社號，繼續用這個出版機構，向世界介紹中國現當代文學。

　　當時，從維熙是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作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作協黨組便決定把我抽出來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工作以后，立即著手積極籌措資金，力求盡快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為探尋與國外合作的途徑，我們策劃出版了《中國作家看世界》叢書，目的是想先讓國外了解中國作家。叢書出版后效果相當好，法國、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駐華大使館，先后舉行招待會酒會祝賀叢書出版，眾多在京知名作家、翻譯家應邀出席。有的國家大使館的文化參贊，還設家宴邀請我們，研究兩國如何進行文學合作交流。在此基礎上我們組織了一次“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研討會，邀請100多位知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家出席，還特意邀請多位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留學生參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聲，從此被國外一些出版機構認知，當年企鵝出版公司就與我們聯系，擬共同出版大型畫冊《敦煌》，還有多家歐美出版公司表示了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財力有了基礎，我們就著手策劃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經過多次考察研究論證，邀請軍旅文學評論家陸文虎選編了一本《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作品選》，請老翻譯家胡志揮主持翻譯成英文出版，想借此書向世界先行“投石問路”。入選此書的作品有：徐懷中的《西線軼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堅的《黨費》、彭荊風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亞細亞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戰壕》、喬良的《靈旗》、莫言的《紅高粱》、朱蘇進的《射天狼》。這第一本中譯英圖書出版后，我們拿給張光年等三位文學前輩看，他們頗感欣慰并給予鼓勵，認為開局不錯方向對頭，希望照此路子繼續往下走。

　　這本《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作品選》，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說《紅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譯成英文，起碼是最早由我國自己組織翻譯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老翻譯家胡志揮特別高興，我見他有文章回憶當時情景，說：“除了《紅高粱》外，(其他作品)均很快落實了英譯人選。有個外國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課，便介紹一位在北大教英語的外籍女教師(翻譯《紅高粱》)，她讀了(《紅高粱》)原文表示說：作品寫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達上均有很大困難，便推薦我去邀請大衛·柯魯克(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次子邁克承擔(翻譯)。邁克看完原文后，也說‘心有余力不足’，接著，我又去找朱世達(文學翻譯家)，他說：自己剛調至中國社科院當研究員，實在無法效勞，便極力向我推薦了兩位新華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實，經他們組長的推薦，我已約他們倆合譯朱春雨的《亞細亞瀑布》�；丶易屑殞徸x他們倆已上交的譯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門去跟他們商量(翻譯《紅高粱》)。他們閱讀《紅高粱》原文后表示：時間倒不成問題，但因有些情節不太熟悉，在英文表達上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我表示：凡遇到沒有把握的只管留著，最后由我與英國專家審稿時統一解決。在我的懇請下，他們倆終于接受了翻譯《紅高粱》的繁重任務�！狈�譯家胡成揮的回憶文章，對于如何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對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譯情況，我覺得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正當我們滿懷信心，組織眾多編輯家、翻譯家，打算再編譯幾位作家作品時，由于報刊社整頓，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號1989年被撤銷，停止了業務活動。我國文學出版界這個新生兒，剛剛學會邁步走路就夭折了。我再次見到張光年、陳冰夷，跟這兩位文學老人說起此事，他們無不為之嘆息連說：“可惜，可惜�！�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號撤銷后，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馬鋒，讓我匯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情況，我把沿革過程的來龍去脈說清楚以后，他以探詢的口氣跟我說：“機構怕是保不住了，留下的人，你看還能做點什么呢？”我建議換牌子做原來的事，成立個“中國文學編譯中心”，繼續做中國文學翻譯介紹工作，實現三位文學前輩的心愿。馬鋒認為這個意見可行，讓我拿個具體方案，交由中國作協黨組研究決定。組建“中國文學編譯中心”的方案交上去沒幾天，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瑪拉沁夫找我和艾克拜爾·米吉提、張曰凱談話，鄭重傳達中國作協黨組決定，同意在原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基礎上，成立“中國文學編譯中心”，由我們三人分別任正副主任，并希望早日開展文學作品翻譯介紹工作。艾克拜爾·米吉提當時在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工作，得辦理調離移交手續才能過來，張曰凱原在的《小說選刊》此時已經停辦，黨組領導談話后他很快就來上班。正當我們重整旗鼓準備再干時，卻被告知“中國文學編譯中心”沒有獲批。張光年、陳冰夷、楊憲益三位文學老人希望依靠自己力量實現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夢想，自此徹底成了泡影，再無法挽回而成為文學界的遺憾。

　　今天重新審視這件事情，我以為，三位文學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設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的精神。他們的文學“出國夢”，他們的超前意識和舉措，他們對文學事業的歷史使命感，實在值得文學后來者尊敬、學習，有志者更應該繼續他們的事業。

　　這三位文學前輩倡導的文學作品中譯外，最初提出設想并付諸實現是在1980年，距莫言獲得“諾獎”的2012年，時間早了整整32年。這就是說，在實現文化自覺、自信、自強方面，在打破文學翻譯介紹不對稱格局方面，在讓世界讀者認識中國文學方面，不見得是經意的，卻被忽視和怠慢了二三十年寶貴時光，實在可惜。

　　誠然，機會已失，時不再來。希望在實現文化自覺、自信、自強方面，當今活躍在文壇的作家、翻譯家和領導者，在向世界介紹翻譯中國文學方面，繼續多做有益國家和文學的實際事情。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既要靠國外漢學家，更要靠我們自己。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外語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礎和條件，做好這項工作完全有可能。我國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提供的大量創作素材，可以讓當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和展現。尤其令人欣慰和興奮的是，現在有實力的中青年作家，對外國文學的熟悉借鑒，都展現出全新的風貌，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在介紹和翻譯上更為容易。

　　總之，在這個機遇和條件具備的年代，實現文學的自覺、自信、自強，讓世界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學，可以說是事逢其時人逢其事，我們萬萬不可輕易放過。這樣，莫言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才不至于像過年鞭炮一樣，噼噼啪啪響過一陣子，就歸于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