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與王小波(房偉)

——一種諷刺型學者小說的現代品質

　　錢鍾書和王小波之間，頗多相似之處：都有學者的功底而寫小說，都有英美文化背景，小說風格都有諷刺和幽默的味道，都強烈地批判現實。然而，二者之間的審美趣味和價值選擇，卻又差異很大。錢鍾書生前和王小波沒什么交往，也不見有評論王小波的文字。錢先生逝世于1998年12月，而王小波年齡小，卻早在1997年4月就去世了。李銀河2007年接受新浪讀書的采訪時公開說過，王小波不喜歡錢鍾書的《圍城》。二者之間的比較，會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我們由此也能窺豹一斑，看到中國現代小說在發展邏輯上的一些不為人關注的線索。

　　當然，相關論述還是有的，但總覺得隔靴搔癢。有論者認為，錢鍾書持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夢想，而王小波以迷狂的態度打破夢想；也有的論者從理性態度和諷刺幽默的筆法之間尋找差異。這當然都是很好的切入點，但問題是，比較論如果僅是頭比頭，腳比腳，就會變成無謂的功夫。每一個作家都是獨立的創作主體，也都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總有一些相似點和差異點。如果說雞和鴨都是不同動物，但都是動物，這就等于波普爾所說的絕對正確的“無用的廢話”。作家和作品的比較，必須放在文學史的視野之中，才能顯現出它的意義，即發現文學史某些微觀場域的豐富和復雜性，并洞見某些不為人知的聯系。我認為，認清二者之間的異同，必須要從中國現代文學的諷刺型的學者小說品質說起。

　　錢鍾書的小說《圍城》，首先連載于1946年的上�！稄团d》雜志，并由晨光書店刊刻發行，在短時間內引起廣泛關注。在《圍城》剛面世的時候，就有研究者將該小說定義為“學者小說”，如鄭朝宗在《觀察》1948年5卷14期的《〈圍城〉與Tom Jones》中，首次將該小說定義為“學人小說”，后來，夏志清、司馬長風等學者，也對此多有認同。1980年，《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肯定小說現實批判品格的同時，小說中豐富幽默的智慧，高明的學者見識，及大量的學問典故，都令大家心儀不已，也呼應了王蒙“學者型作家”的呼喚。而最終讓錢鍾書“做實了”學者小說家，還在于1990年，黃蜀芹導演的《圍城》火爆之后。1990年代是商品經濟年代，更是人們精神失語的年代，錢鍾書以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廣博的知識，幽默睿智的小說，特立獨行的文人派頭，成為知識分子重尋并定義文化英雄譜系的第一個偶像。而王小波則是1990年代，繼錢鍾書、陳寅恪、海子之后出現的另一個文化偶像。他的小說，顯然不具有錢鍾書的官方認可度，但當他以《黃金時代》而出名的時候，就被人認為是“文壇外高手”，在其后很多小說中，表現出來的雜學旁收的趣味，邏輯思辨的能力，也都有賴于他的社會學研究和理工科的思維訓練。因此，王小波的小說，也常被人稱為學者化的小說。

　　但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也很明顯。錢鍾書小說中的“學問”，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國學，二是英美及歐洲的文學和哲學。這表現在《圍城》中隨意的一些引用，甚至是諷刺性引用，比如，方鴻漸歐洲留學時，想退掉親事，就模仿駢文體寫了一封凄婉的央求信：“邇來觸緒善感，歡寡悉殷，懷抱劇有秋氣。每攬鏡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壽者相。竊恐我躬不閱，周女士或將貽誤終身。尚望大人垂體下情，善為解鈴，毋小不忍而成終天之恨�！奔攘钊伺醺�，又能窺見作者的古文底子。董斜川談夫人的國畫《斜陽蕭寺圖》及同光體的優劣，雖是諷刺，亦見功力。而形容沽名釣譽的褚慎明“害讒癆似的盯著蘇小姐，大眼睛仿佛謝林的絕對觀念”，及方鴻漸與蘇小姐談論歐美現代詩歌的轉變，都很有學識。王小波小說中的學問，主要來自于他的雜學旁收和對理工科知識的喜愛。比如，《黃金時代》中的邏輯學的三段式證偽的力量。又比如，在小說《白銀時代》《紅拂夜奔》和《萬壽寺》中的熱力學定律，費爾馬數學定理，開平方的殺人機器，藏在春宮圖里的數學公式和物理定理等，那些枯燥的理工科術語和定理，都被王小波變成了尋找智慧，表達想象力的手段。

　　其實，就目的而言，錢鍾書視小說為學術研究之余的自娛和升華，而王小波則更注重將學識化為文學的本體力量。二人都愛學問，并以學問入小說，但錢鍾書是以文科知識入小說，不僅有很多純粹知識性的展示，且以學問和智慧來顯現世人的愚蠢，小說多有智力因素，才氣過人，但氣量不夠，對人性的看法過于刻薄片面，不夠深入復雜，小說主題也相應悲觀，具有存在主義的“圍城”的虛無味道�！秶�城》中沒有一個好人，也沒有一個無罪之人，無論是大學教授、校長、矯情的女博士，虛榮心計的女孩，還是遺老遺少，青年官僚政客，銀行家和商賈，甚至無知家庭主婦，懵懂無知孩子，如阿丑之類，皆為人性丑陋有罪之人，惟有天真坦率的女孩唐曉芙為作者最愛，卻也讓她在小說一半隱去，不忍讓她浸入此齷齪世界。而王小波以理科思維入小說，不以展現知識為主，而以知識本身所表現出的價值意義為小說內核，即智慧和想象、自由。同時，也以知識形成小說內在故事推動力和情節點。因此，二者都喜歡以理性入小說，但錢鍾書從英美經驗理性出發，得出的是人生寂寞無聊的悲觀論調；而王小波從英美經驗理性入手，得出的卻是反抗絕望的自由想象境界。由此，方鴻漸作為多余的人和失敗者，反映了東西方文化夾擊中的知識分子的心靈迷失，而王小波筆下的王二、線條和李靖、薛嵩等人物，反映的卻是重塑文明本源力量的信心和想象。

　　我們看到，錢鍾書多寫虛偽者的成功和聰明善良的知識者的失敗，《圍城》充滿了知識者的精神幻滅，苦澀、孤傲卻又自恃自守。方鴻漸盡管能看透世相，頗有些玩世不恭。但方鴻漸的玩世不恭，還多是舊世家子弟的風流紈绔，及英美中產階級的詼諧風度。小說結尾，生活困窘的方鴻漸，被孫柔嘉和她的姑姑逼得走投無路，卻因民族大義毅然辭職，并不甘去孫的姑父的工廠受辱。因此，《圍城》雖寫戰亂年代的中國，卻實有“道德諷喻”之意味。而王小波筆下多是不正經的“野狐禪”知識者，他們是非道德的，他們看中的是知識帶給他們的精神自由和智慧快樂。除此之外，一切大而化之的“陽的世界”的莊嚴宏大之物，皆可嘲笑之，棄之如敝屣。比如，《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食不果腹，喝劣質茶葉，抽劣質煙草，卻不以為意，反以為樂，一生最愛的就是和鄰居大嫂通奸，以及研究無人能懂的西夏文。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為民族大義和功名利祿，只是單純的知識樂趣。又比如，《紅拂夜奔》的李靖，在洛陽城中，是一個“最有學問”的流氓。他酷愛數學和畫春宮圖，以及發明各種機器。他鉆研學問，只是為學問本身的快樂，而不是為升官發財。

　　由此，錢鍾書身上展現了很多新與舊交替和掙扎的痕跡，如方鴻漸性格中的茍且和軟弱，而王小波沒有舊學問的痕跡，在他成長的革命歲月，舊學問已被基本摧毀，他更多的是從西方理性思維入手，樹立以自由民主為圭臬的高蹈流走的英雄人物，比如，王二系列人物和李靖、紅佛等形象。這些人物有西方化的強悍人格標準，同時更靠近中國一些“更舊”的學問，如他在《唐人秘傳故事》等小說中，表現出的對唐傳奇精神的追索。錢鍾書寫的最好的也是一些學術圈內人物，如虛偽無恥的李梅亭，裝腔作勢的路子瀟，老辣狠毒的高松年，夸夸其談的趙辛楣，老氣橫秋的董斜川，愚蠢自負的曹元朗。而王小波以學識入小說，追求的是學識作為知識本源的價值意義，而并非學識本身的價值地位。因此，他的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不是學界中人，而恰是主流學界之外的“邊緣化”學者，甚至是“流氓學者”。比如，《萬壽寺》里在研究所寫《老佛爺性事考》的神經研究員王二；《紅拂夜奔》證明費爾馬定理，卻時刻對合租屋的女同事發生性幻想的老處男猥瑣教師王二；《三十而立》中處處和領導對著干的另類大學教師王二等。因此，《圍城》的立意在于批判，批判舊國民性，批判殖民文化對中國人品性的扭曲，但超越的努力卻變成了冰冷的無趣，遠距離的冷嘲，失去了熾熱的情感與思考，反而成了虛無的縹緲，最終陷于他所批判的東西之內，無法自拔。而王小波的問題，則在于太過執著于邊緣性知識者的精神譜系建構，在強化了啟蒙立場和強度的同時，也陷入了新的、概念化的陰陽二元對立。

　　除了二者的差異外，我們更要在這些差異中看到相聯系的“異中之同”。錢鍾書和王小波，其實是中國獨特的“諷刺型學者小說”的集大成者，既有學者的素養，能以學問入小說，又能以學者獨有的冷靜理性，對現實形成強烈諷刺。諷刺小說，要具有嘲弄一切虛偽的勇氣和大無畏的喜劇精神及蘊含其中的現實批判性。錢鍾書的《圍城》是20世紀40年代諷刺小說的高峰，針對的是新舊激蕩的中國亂局，而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小說，則是90年代的優秀諷刺作品，針對的是革命的宏大話語圈所造成的人性變異。同時，二人都對“學者小說”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其實，對于《圍城》是學者小說的看法，錢鍾書本人并不認可。他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中，都反對所謂學人之詩與學人之小說。其實，古今中外，身兼學者和作家身份，相得益彰的學者作家不在少數，學問用好了，會成為好的材質，而如果以學問自持，則有可能讓學問成為小說漂亮的外套，而非渾然一體的事物，小說本身的虛構想象，自由等非道德因素，則更有可能被遮蔽。錢鍾書也認為，學問只是題材，只是材質，而造藝之高境，全在銷材質于形式之中。因此，學者李洪巖的論文《圍城不是學人小說》中認為該書是智者小說，而不是以學術為本位的小說。然而，作為在新舊之中掙扎的作者，盡管錢氏反對學人小說，但《圍城》就是一部學者小說，且是中國現代文學意義上的第一部成功的學者小說。這些以學問入文學的情況，有的用得很好，有的則不太成功。而王小波的小說中，以學問入小說的情況則偏重理科趣味，能夠更好地融會貫通，但有時候文本過于繁復臃腫，過于追求語言的密度以及知識型的奇特，也使得王小波的小說在接受上有著艱澀的問題。

　　同時，我們對學者小說的理解，也不應過于褊狹。錢鍾書所批判的學人詩和學人之文，主要針對的是古典文學中“以學代文”的現象，而對于現代文學而言，如果學識能夠很好地轉化為創作動力，必然能更好地提升小說的創作深度和廣度。比如，國學大師王國維，《人間詞》和《人間詞話》同等精彩，而沈從文的小說與古代服飾研究，聞一多的詩歌與楚辭研究，都能做到相得益彰，交相輝映。而在純文學日益小眾化、精英化的今天，當影視網絡傳媒替代了文學原有的國民素質培養、社區想象共同體建構等功能之后，人們對小說的品質要求越來越高，對智慧、想象的可能性、自由的向往和對現實的批判一起，都成為學者小說流行的契機。很多當代國外文學大師都是學者出身，如南非的庫切，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法國的尤瑟納爾，英國的戴維·洛奇，意大利的翁貝托·艾柯等。在中國當代作家整體學養不高的情況下，王蒙對學者型作家的呼喚，現在仍然沒有過時。

　　我們看到，這種獨特的“諷刺型學者小說”，既與國外學者小說有聯系，又有中國傳統文學，如《儒林外史》的影響。其實，錢鍾書和王小波，都是在補充著中國發源于五四的現代小說的“現代品質”�！秶�城》之所以在80年代重受重視，除了海外研究者如夏志清的推動之外，《圍城》與新時期中國文學的遇合，更是歷史契機的選擇。新時期文學啟蒙需要通過對現代文學的“重新回憶重構”，以重新獲得當代文學“發生原點”。保羅·康納頓告訴我們，任何重新開頭的企圖，都具有回憶因素。感知者以歷時經驗來規定新的開端，卻要建立在回憶基礎上的一套秩序的期待。新時期文學的發生，正是在“回憶文革”和“追憶五四”兩個維度上發生的。這種記憶重構就是要在某種程度上顛覆原有革命文藝建立的宏大敘事體系，進而代之知識分子精英化的文學體系認知，因此，“重寫文學史”、“人的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等口號，才得以引起廣泛關注。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圍城》的知識分子主題、諷刺小說品格、荒誕的生存體驗，才得以被廣泛的研究和接受。然而，吊詭的是，《圍城》對現代啟蒙文學有繼承關系，也有突破之處�！秶�城》和錢鍾書并不“等于”五四現代文學。顧斌的《二十世紀文學史》將該小說看做紅色文學緯度下的“異質對抗性文本”，“既晦澀又有趣”，錢鍾書是“集體和革命之籠外”的作家，讓小說主人公去反思“自我的喪失”。該說法有一定道理，但無疑夸大了該小說的意識形態性，也忽視了其獨特的類型化價值�？梢哉f，《圍城》既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然發育中學者小說類型的雛形，也是它的終結。學者張清華也在《啟蒙神話的坍塌與殖民神話的反諷》中認為，該小說預示五四啟蒙神話的破滅，也很有啟發性，但如果從另一個相反角度考慮，我們則會發現，這本小說不僅預示五四精英知識分子“現代夢”的破滅，也暗含對現代啟蒙的新形象訴求，也是啟蒙文學類型化的發展。它強烈的知識分子趣味和價值選擇，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經過五四之后數十年積淀和發展，擺脫民族國家敘事的束縛，日益擁有獨立深刻的主體性的真實反映。比如說，這本小說雖是啟蒙味道的小說，但它筆下的抗戰生活絕不是壓倒一切的宏大主題，反而只是探索知識者獨立品格的背景。這和五四精英啟蒙模式有很大區別。

　　同時，更吊詭的是，新時期文學對《圍城》的熱烈呼喚，卻以新時期文學自身文學實踐的缺失為結果，我們并沒出現《圍城》品質的諷刺小說、學者型小說�！秶�城》中對知識者獨立人格的追求，對智慧的推崇，其實都和新時期啟蒙加民族國家敘事的“大故事”格格不入。我們試圖通過重新記憶來塑造我們的現在，卻無法發現一個如錢鍾書那樣，能在學問與小說之間游刃有余的當代作家，也無法找到錢鍾書小說那種真正的諷刺品質。這也正反映了新時期啟蒙文學的缺陷，即在與政治進行同構想象的時候無可避免的精神傷痕。脫胎于革命文學規范，并在某種程度上接續五四激進文化特質的新時期文學，尚不能對《圍城》中來自英美知識分子文化背景的精神內核進行有效呼應，至多是一種“懵懂的憧憬”。因此，我們對《圍城》的傳承，只能停留在批判國民性，批判封建性與殖民性的結合等幾個“宏大”層面，而對諷刺型學者小說的類型化，期間蘊含的獨立人格精神，懷疑一切的勇氣，諷刺虛偽的理性思維，則無法實現。

　　真正繼承了這一任務的，還是王小波和他的小說。他和錢鍾書一樣，都是留學外國的學者，都有很好的家學，受過很好的西方教育，有很高的智慧。而王小波和錢鍾書一樣，處于一個價值崩潰混亂的年代，所不同的是，《圍城》主要描述中國抗戰到40年代，傳統和現代扭結，人心道德失衡的時代氛圍，而王小波描述的則是“文革”10年到新時期，革命話語圈從密不透風到逐漸解體的過程。就錢鍾書而言，傳統和現代都同時不構成絕對的存在，但都深刻地扭結在了知識者、甚至是作者的心靈深處。王小波將錢鍾書冷靜的知識理性，推演為怪異無比的邏輯學證偽與激情燃燒的生命反抗，他更將錢鍾書對學問的熱愛，擴大為對一切學問本源的熱愛，即對智慧和思想自由本身的熱愛。在《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萬壽寺》《紅拂夜奔》等小說中，他寫了一系列稀奇古怪、離經叛道的知識者。他們風姿卓絕，智商極高，卻不迂腐，不矯情，不茍且，有驚世駭俗的愛情和人生。他們生活在主流話語圈的邊緣，卻絕不屈服獻媚，更不肯做方鴻漸式的軟弱怯弱的人，而是勇敢地用智慧和信心，證明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更有意思的是，王小波筆下那些性感美麗，卻熱愛真誠與智慧的女性，如陳清揚、線條、紅拂等，她們都是唐曉芙的后輩嫡親，卻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不但坦誠直率，可愛清純，且更敢于表達欲望，反抗現實秩序�？梢哉f，無論是錢鍾書，還是王小波，他們所弘揚的，恰是五四以來直到新時期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所最匱乏的那些“現代品質”，比如對個體生命尊嚴的理解、對道德虛偽性的警惕、對智慧的尊重、對人的精神的關注、對生命本身的真誠熱愛。

　　斯人已去，黃鶴不返。無論是國學大師錢鍾書，還是叛逆頑童王小波，都已作古，留下的只有高卓的絕響，以供后人瞻仰憑吊，揣摩學習�！秶�城》雖諷刺了40年代的中國亂局，但如今之世，高松年、李梅亭、蘇文紈之輩，依然存于世人身影之中。而《黃金時代》里的“革命時代的黃色故事”雖也已隨風飄散，但古怪的性欲表達與莊嚴的理論權威的雜交，強制的話語捐稅與宏大之下的茍且荒唐，也依然大行于道。無論是犀利的諷刺，還是深厚學養，抑或二者兼得，也“依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