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飛：不要妖魔化學術期刊

　　在消費時代的文化語境中，種種學術亂象惹人關注。其中，學術期刊更是居于風口浪尖之上，屢屢成為被質疑、被抨擊的對象。比如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學術期刊的編輯權力以及公信力等問題都曾成為輿論之熱議。凡此種種，隱含著一種“妖魔化”傾向，即認為學術期刊是導致學術不端、學術腐敗、創新能力缺乏等相關問題的罪魁禍首。事實上，這種認知的謬誤在于：把不應由學術期刊承擔的責任歸咎于學術期刊，把本為極個別學術期刊的不良行為擴大為整個學術期刊界的整體行為。這既無益于去除學術之弊，亦無助于學術文化之建設。換言之，只有“去妖魔化”，恢復學術期刊的本來面貌和真實地位，才有可能整理荊棘叢生的學術亂象，營造生態和諧的學術氛圍。

　　學術期刊絕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一方面，在國家文化的整體構建中，它承擔著無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它不僅是一個國家文化創新能力的表征，凝聚著全體理論工作者、期刊編輯團隊的思想與智慧，而且擔負著弘揚學術傳統、培育科學人才的重任和使命，創造性、科學性、嚴肅性、公正性，是其理應堅守的品格。另一方面，在學術生產機制的整體結構中，學術期刊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但它的價值并不因其自身而顯現，而是取決于它與其他結構之間緊密相連的關系。這些其他結構包括：作為作者和讀者的理論工作者群體，以期刊作為考量標準的各類項目規劃機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以及測評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學術評價中心等�？梢哉f，學術期刊只是國內外學術資訊的集散地，只是溝通學人與學術界、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歸根結底，是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術建設的傳播媒介和物質載體。若將學術之弊完全歸咎于學術期刊，無異于將社會問題歸咎于揭露社會問題的電視媒體，這種簡單化、機械化的認識是無論如何難以接受的。

　　當然，正因為學術期刊在學術生成機制中處于核心地位，所以，它必然成為維系學術產品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關鍵環節，成為各種關系中的權力重心。對于學術評價中心而言，他們須通過對學術期刊進行質量評估、分析和級別認定，來實現對學術成果的質量認定，對眾多期刊的規范、激勵和管理；對于各類項目規劃機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言，他們需依賴于分級后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來判斷和評價研究者所達到的學術水平，以此作為研究者職稱評聘、項目評審、獎項考核的科學依據；而對于學術主體的研究者(比如教授、研究員、博士生、碩士生等)而言，他們需借助于學術期刊來發表研究成果，建立學術影響：這些關系使得學術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集權力于一身。當國家和學術機構缺乏長遠規劃，而過分追求成果數量，過快追求學術產出；當研究者缺乏學術信仰，而聽命于生活重負和名利誘惑；當學術期刊權力過分集中，而缺乏嚴格的監督和管理，那么學風浮躁、學術腐敗等也就不可避免。

　　從上述意義上來說，學術之弊的根源并不在于學術期刊本身，而在于學術功利主義籠罩著整個學術生產機制，學術期刊只是首當其沖的矛盾積聚之地而已。在當下“僧多粥少”(學術期刊可發表論文數遠低于研究者需發表論文數)的情況下，要去除急功近利的陰霾，還原學術作為“天下之公器”的神圣性，關鍵在于：政府應加大學術期刊的資助廣度和力度，合理配置經濟和學術資源；項目管理機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應自上而下改革學術評價體制，扭轉諸如重量輕質、核心期刊崇拜、一切與學術成果掛鉤等不合理傾向，為研究者創造健康寬松的研究心境、時間和環境；研究者須秉持“天下之良心”，懷抱“為學術而學術”的獨立精神，以創新為己任，立志于推進中國學術的發展和世界化進程；而學術期刊則須繼續加強自我監督，完善內在體制，如實行普遍化的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并適當扶持青年學人，為其成長提供必要的機會和空間等。

　　不容否認的是，主流學術期刊(包括編輯)為凈化學術生態、提高學術質量、促進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不僅發掘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人才(尤其是中青年學術骨干)，而且嚴格推行匿名審稿等制度，堅決抵制學術不端，如《中國社會科學》早在2008年就聯合50余家學術期刊，共同發表了《關于堅決抵制學術不端行為的聯合聲明》(即“武漢宣言”)；2012年又聯合參加首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高層論壇的數十家學術期刊簽署了《關于學術期刊加強自律共同抵制學術不端行為的聯合聲明》(即“沈陽宣言”)。一言以蔽之，相較于以偏概全地妖魔化學術期刊，我們更應該正視其核心地位與突出貢獻，踏踏實實地力促改革，使所有的學術期刊都真正擔負起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