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路遙：兒時，我曾和路遙爭稿紙

作者當年與路遙(右)合影 供圖/曹培文

　　去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遙去世20周年。每當人們談起路遙，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我深感人們對這位已故作家的崇敬。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路遙對于我而言，從來沒有特別的感覺。在我的內心，路遙就是我的父親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一員。小時候我為跟他爭幾張稿紙，甚至還引發過一次無從告人的不愉快�，F在回想起來，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遙去世后，眾人悲痛，我也很傷心。雖然已過去很多年，記憶中的路遙卻常常讓我想起，也算是懷念吧。

　　為了半沓稿紙，我幼時曾怨恨過路遙

　　在我很小的時候，確切的時間應該是1970年的夏末，西瓜成熟的季節。那時候我還沒上小學，母親領著我去延川縣城看望父親。父親在縣里工作，我跟母親住在距縣城40多里的鄉下。因為父親經常不在身邊，所以我對父親陌生而畏懼。

　　我去縣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得到一個寫字的本本。因為我到了快能上學的年齡，母親答應用父親寫文章的稿紙為我訂一個。母親沒有多少文化，但對子女的教育還是非常在心的。她常常坐在院子里，一頁一頁翻著連環畫冊，用清澗腔很濃的普通話給我讀“列寧的故事”。

　　從家到縣城幾十里的路程，我們竟換了幾次交通方式。記得先步行，繼而是坐驢車，最后還搭乘過一輛兩排座位相對的綠色吉普車。坐在里面風很大，噪音也很大，也不知是什么時候才到了縣里。

　　那是我第一次走進縣城，城市的繁華令我眼花繚亂。這里要比我曾去過的集鎮要大得多。父親工作的縣革委會在一個山坡上。順著一道長長的石板坡上去，無需拐彎，徑直找到二排十八號，就是父親宿辦合一的窯洞。不巧，父親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辦公桌前坐著一個年輕人，正在鋪開的稿紙上寫字。母親和他很熟，寒暄了幾句后，他又坐下來繼續埋頭寫字。我倚在母親身上，母親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當時感覺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親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說：“去跟你王衛國叔叔要一點稿紙�！蔽冶阌赂业刈哌^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這位叫“王衛國”的人，就是后來的著名作家路遙。那是我對路遙最早的記憶。

　　路遙拿起寫字的那沓稿紙，扯了一半遞我。我正要去接，驀地，他卻將手收了回去，將那半沓稿紙較仔細地又一次一分為二，然后遞給我。我接過稿紙轉身，撲向母親懷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好像受了極大的委屈。幼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單純！

　　為了得到一個習字本，對于一個學齡前的孩子，從夢想到現實，委實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斑@個叔叔怎么這么小氣！”我想，“你住的是我爸爸的窯洞，用的也是我爸爸的稿紙，這么小看人！”為此我還在心里暗暗怨恨過路遙，覺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幾十年過去了，到現在每當想到路遙，就會想起這件事。

　　大年初一路遙來我家看父親的藏書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縣城賈家坪公社的劉家溝。大年初一，剛剛吃過早飯，路遙就和他未婚的妻子林達兩人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到我家。按當地的習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門的，但思想激進的路遙，向來都不按套路出牌。頭一天晚上，他和林達回延川郭家溝陪養父過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劉家溝找我的父親。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個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幾乎整個陜北人都過著“糠菜半年糧”的窮光景。人們常說：“賊來不怕，客來怕�！庇浀糜幸淮�，為追回一塊弟弟偷吃的玉米發糕，我將弟弟一直追到離村一里外的河畔。很多年后，弟弟還提起這件事。

　　路遙卻是我家的�？�。當時村里住著北京知青，離我家很近。冬季農閑時都各自回京過春節，路遙和林達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窯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勞動，村里都是一日兩餐。雖然貧困，但春節期間的食品相對還是豐富的。家家都預備了一定數量的黃米饃、年糕，我家還磨了豆腐。

　　他倆通常起床較晚，常常是飯熟了還不見他們進門，母親就打發我去喚他們。母親的任務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時候林達也偶爾幫忙。印象中的林達個子不高，梳著兩個羊角辮，長得很清秀。

　　吃完飯母親收拾碗筷，路遙和林達就長時間陪父親說話。有時低聲細語，有時情緒激昂。雖然談話的內容我不懂，大概離不開文學和時政。有時他們湊到我家的書柜前，翻看里面的書籍。當時我家有較多藏書，父親還為這些書專門做了一個極富創意的書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個可以揭起的整板，揭起就是個桌子。那個年代一般家庭是沒有那么多藏書的。路遙經常光顧我家，除了跟父親討論學問，另外一個原因大概是沖著父親的藏書。他們挑選好喜歡的書，就躲到知青的窯洞看書去了。

　　一天晚上，路遙興奮地推開我家大門

　　1975年，父親從延川調到延安報社工作，我們的家也從農村搬到了延安，住在東關車站對面的黑龍溝廣播局家屬院。那個時期的父親情緒非常低落，我們平時都不敢跟他說話。有時候他走在街上，身后有車沖他摁喇叭，他都煩躁地回頭怒罵幾句。曾一度把家拋給母親一人，自己只身跑到清澗老家，幫爺爺喂牛去了。直到毛澤東主席逝世，他才被召回單位，時間達半年之久。

　　后來據父親講，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已經使他身心疲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甚至想離開處在政治前沿的新聞單位，到某個林場育林，或者到糧店看大門。通過幫爺爺喂牛的經歷，他覺得隱居生活是擺脫精神痛苦很好的方式。

　　回到報社，領導指派他帶一位叫蘇來見的大學生到富縣采訪。父親很不情愿，迫于無奈最終答應。就在這次采訪過程中，單位突然打電話把他叫回單位傳達重要文件。厭倦了政治運動的父親，回到延安沒有去單位，徑直回到家里。也就在這一天晚上，家里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一個是路遙，另外一個是聞頻。他們都是《山花》時代的摯友。路遙推開門，高高舉起雙臂大喊：“谷溪，人民勝利了！”

　　我雖不知道啥事令路遙如此興奮，但從他們的舉止知道一定是大事、好事。當父親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非常震驚，半天沒說出話來。從來不喝酒的父親，從柜子里拿出一瓶太白酒，避開我們領著他的兩位朋友到樓上的房間去說話。三個人飲酒暢談，整整一個通宵。

　　第二天，父親就寫下了激情奔放的長篇抒情詩《爆發了，八億人民心底的火山！》，并相繼在《延安報》、《陜西青年》雜志發表，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父親的“神經衰弱”也不治自愈。

　　父親和路遙在我家醞釀著一本“大書”

　　路遙在延安大學畢業后分配在《延河》編輯部當編輯。當時單位經費困難，路遙到延安出差，吃住都在我們家。后來出名了，到延安就住在延安賓館�？墒�，他又不喜歡賓館的吃喝，常常在中午時分，肩胛一斜一斜地從賓館跋到市場溝家里，叫母親給他做陜北農村飯吃。

　　20世紀80年代初期，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表，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引起轟動。對于路遙的成長道路來說，父親更像是他每次進行文學遠征時，出發前的送行者、行進中的鼓勵者、到達終點的安慰者。

　　記得我上初三那年，下午放學回家，看到父親端坐在寫字臺前，路遙站在窯洞中間面對著父親。屋內煙霧彌漫，地上到處都是煙頭，兩人表情都嚴肅而亢奮。當時的場景使人不禁聯想到電影里慣有的，司令員、政委在作戰司令部運籌一次重大戰役的畫面。我不關心他們的談話內容，但聽出來他們是在談論路遙正在著手寫一本大書。后來才知道，他們當時討論的所謂大書，就是后來奠定路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朽地位的《平凡的世界》。

　　那天父親和路遙談話持續了很久，一直到了滿天繁星路遙才離開。因為我家住在山坡上又是小路，父親讓我打著手電，送路遙到山下的大路上。途中出于好奇，我小心地探問路遙：“小說的題目是什么？”他回答：“還沒有名字，題目還沒有定�！碑敃r我以為他是保密，或者是不愿告訴我。

　　“我們棲息在它的枝頭，就不由得為它歌唱！”

　　另一次是小說《平凡的世界》完成后，應該是在1990年的夏天。當時他住在延安賓館，他到市文聯找父親。也許是不愿讓外人聽他們說話，借口打發我和新婚的妻子到他在賓館的房里幫他洗兩件衣服。并交代：桌上的稿子千萬不敢亂動，衣服的領口要揉搓一下。我倆也正希望到外面躲避父親的說教，到賓館還可以洗熱水澡。

　　走進延安賓館他住的房間，地上放著一個很大的旅行箱，桌上摞著一尺厚的手稿，再就是塞滿煙蒂的煙缸和兩大罐咖啡，床邊扔了兩三件換下的衣服。我們很快就完成了公務，便坐在房里沖了一杯咖啡，交替著一人一口喝著，一邊小聲說話。很擔心主人突然回來，看到我們偷喝他的咖啡。因為從小我就對這個人“敬而遠之”。

　　細想起來，路遙的生命歷程其實就是一場艱苦而漫長的孤旅，他所做的事情其實是沒有人可以分擔的。日前和朋友談到路遙，得出這樣的感慨：一個人只要認真對待人生、誠實對待勞動、熱忱對待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偉大。路遙最真切的一句話，應該是他在茅盾文學頒獎儀式上所說的：“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在它的枝頭，就不由得為它歌唱！”

　　父親對路遙的關愛是無條件的，在我年少時是無法理解的。他們的友情是建立在對文學崇高追求和堅定的精神信仰之上。我曾在父親的一位朋友面前說過：很難想象，父親和朋友的友誼能從青年時期一直持續下來。對事業的執著與忠誠，父親就像一團不熄的火焰，幾十年如一日，燃燒著自己，也燃燒著別人。父親值得受人尊敬！父親令我驕傲！路遙令我懷念！

　　(曹培文，原《延安文學》主編曹谷溪之子、華西大學路遙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