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知道”文化主題沙龍文字實錄(3)

　　在一個時代里，如果想象不出來另一個生活的可能性，這個時代就是悠長的看待的時代，我們喪失了技術本身帶來的自然得無根狀態，它變成一種此刻生活，沒有未來，沒有依托未來的設想，沒有過去產生的聯系，所有東西都是在眼前、現在，這樣生活是沒有坐標沒有意義的。因為所有人擠在眼前的現在，所有的人生活是庸俗不堪高度競爭的。這有點像我們此刻的狀況。

　　所以說內在的流亡怎么建立和事物的關聯？怎么樣真正把為虛榮的寫作變成為榮譽寫作？我們怎么跟偉大的思想和傳統產生關聯？而不是像文學像生活中一樣說話，而是需要說話像文學一樣。這個過程除了縱橫坐標也需要橫坐標。我知道其他國家知識分子如何抵抗。這是我想應該去討論的，當我能夠把我的感受表達出來的時候，那一刻我是最鎮定的，最安靜的。我覺得某種意義上寫作是幫助我獲得一種超越，這有點自我浪漫和抒情的情份，我寫的也不好，我希望將來寫的更好，更接近我說的那個偉大的思想和傳統。

　　梁文道：寫作要在現實前面設置隔離層

　　梁文道：他們二位都寫了很重要的作品集、評論集，都是切入當前社會各種各樣的問題。相比之下我是一個“爛人”，我覺得很尷尬。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比較起來好像這是很輕的一個東西，他們一個講89，一個講環球時報這個事。我就寫吃喝好像很不入流，于是我們可以聯想到這個輕重，這個輕重的概念，我理解的并不是一般的平常常常講的這個東西寫的很重，這是一個輕的話題，這是輕文學，這個是重文學。

　　我的理解并不是這樣，我仍同塔爾為莫的說法，是因為我讀到了他怎么樣談輕的時候，我覺得他說出來我沒辦法說出來的話。他講了一個有名的希臘神話，希臘神話是長滿蛇發的女妖，她看你一眼就會變成石頭，卡接維斯是拿了一個盾牌，從盾牌里面折射看到她從后面來了，然后一劍把她的頭砍掉，這是因為他隔著盾牌，所以不怕看到她了。這個例子說明眼神就是現實，它很沉重，重到一定程度你直接盯著它會被拖入泥沼陷進去。那么怎么辦？他認為文學或者一切的寫作應該是輕盈的。像隔著一個盾牌一樣，不是直入現實，而是側眼看現實。好的寫作不能直面寫作，要歪著面對現實，歪著面對的時候逃逸了，跑掉了。梅杜莎死了之后，她的血里面誕生了那批有名的后來為帕森斯繼承的飛馬，非常漂亮的駿馬，它如此的飄逸輕盈，在天空中飛翔。

　　中國的文化是很基本的，從古代殷商的時候青銅器，是國家鑄造的一些關涉國家根本的一個很重要的物品，這個東西在中國很奇怪，古代世界各地皇權的行政希望做大的東西，中國不是。中國是東西不一定大，但是要重，這叫國之重計劃有時候舉行典禮的時候，一些臣子拿的杯子其實沒那么重，但是他要裝出太重了的樣子，拿不起來。我們對重的偏好有時候會扭曲變成今天我們常常說這個東西好，它很重，很有分量很厚重。一個作品很厚重很有分量當然很好，但是這個重并不指的是題材之重，還牽扯到寫作的深，它到底該不該重？該怎么樣重？我理解的重是假如你直接面對世界，那么自然而然不加思索毫無間隔，沒有空間隔在中間投進去的話，你會被它拖走，你會淪陷。只有像帕森斯那樣隔一層看起來，你就輕了，像小鳥一樣在天上飛了起來。

　　這種寫作觀念對我什么影響呢？我跟二位不同，他們兩個是很早發現自己有寫作天賦的。也許一開始對寫作抱著很重要的期許。我一開始是怎么知道自己能夠寫東西呢？是因為我在臺灣念中學，學校有周記，周記我們那邊是要寫出來本周我的大事，本國國家大事，本周國際大事。我覺得這個東西好玩兒的是，一個周記是累計自己一個禮拜所思四想，對自己的一個看法。但是老師還要給分數，日記為什么還要給分數呢？我覺得很無聊，我懷疑這種東西有什么價值？于是我開始發展一個習慣，每周周記不按格式寫，我自己編段子。老師看了之后覺得莫名其妙，寫的不是我要的周記。但是他覺得我寫的段子太好笑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評分，他的評分通常是馬馬虎虎也不像不及格，也不是好分數，就是過了。那時候我知道我能寫作，我的寫作有在于一開始我寫的東西是什么的一種距離感。

　　第二年又考，香港考大學可以自選考什么，有一門宗教課，真的考宗教知識的。我選了宗教課程，我也是瞎來，有一題說宗教是什么？我講了一個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談宗教，后來很意外的批分的老師讓我的宗教得了很好的分數。我把這些都當我寫作，在我看來寫任何東西都是一種寫作，都應該去想包括你寫報紙、新聞稿，不是說每一篇都應該這樣寫，但是要知道我在寫什么，它是誰，跟我什么關系。我們常常說做媒體應該反省社會責任等等，我覺得反省應該從這一剎那開始，我對著鏡頭的時候我跟鏡頭什么關系？觀眾是誰？他們跟我什么關系？他們跟我什么時間上展開的什么樣的關系？我常常想這些，這是讓我保持輕盈的根本。這是輕，輕是什么，就是把現實替換掉，挪掉，跑到另一個空間不斷的后退或者逃亡。

　　于是我發現后來我寫的東西，無論社評，書評早年寫藝術評論，后來寫音樂、電影、寫類似小說的散文，或者類似散文的小說，到寫飲食，我都不覺得它們有太大的分別。我不覺得有時候我寫的是重的東西，有時候寫的是輕的東西。在我看來所謂的題材本身沒有輕重的分別，有的只是我處理它們的方法。假如以為寫飲食是很輕的話，那是因為你對這個東西是直接的，其實是重的，而不是輕的，但是我們以為它輕。

　　我不敢說每一次寫作都是做到了這樣的效果，但是我總是在想，為什么我們現在的人他們喜歡看的人，說吃、說喝，為什么喜歡看這樣的文章？這是怎么回事？寫飲食的原本是什么？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寫飲食，但是中國甚至是世界上最早餐館業發達的國家。最早有餐廳這個行業而且成為一個行業從中國開始的，歐洲是很晚法國大革命之后才開始。但是很奇怪宋朝的杭州那么多的餐館沒有出一本餐飲指南。而法國大革命之后就出了一本餐飲指南，我想這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寫作在寫什么，寫的對象是什么？寫給誰看？當你這么想的時候，你似乎在飲食，但是其實已經逃出去了，輕了。

　　同樣寫時評的就算除了很沉重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我也是總想辦法不是直接的掉進去，而是要把我講的現實問題變成一個隔離層的務實。變成另一種敘事，在那個敘事里面我們才能自由的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它、處理它，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因為我們在現實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們把現實拿到寫作環境下，所有的環境我們都是試想它的各種可能性。我覺得培云也好，知遠也好，他們的寫作這是我能夠跟他們炫的地方，我常�？吹剿麄兿氲膯栴}。

　　舉個例子，比如說培云這本書的介紹里面說到，烏托邦時代為了未來撫平現在…如果我們在寫作里面跳出來，換作一種逃亡、很輕盈的飛出去了，我們就能看到哪有那么沉重，這個世界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沉重得很痛苦的拉著我們的后退讓你非掉下去不可。這就是我自己認同的一種寫作態度和想法。

　　但是我不能保證我永遠都能夠清醒的秉持這樣的想法來寫作。尤其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有才華的人，無論做任何媒體工作，做電視也好，做寫作也好，我都不是一個有才華的人我到最后還是覺得對不起大家。謝謝！

　　熊培云：中國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 是人的教育

　　熊培云：我沒有什么要補充的，聽了文道講了這么久才想起來他在講自由在高處。

　　梁文道：今天在場的各位朋友有沒有什么問題？有沒有什么意見？可以批評指正。

　　提問：謝謝三位老師，我有兩個問題。我們國家現在仍然沒有建成一個公民社會，現在很多知識分子也在呼吁這個事情。我覺得不管怎么樣一個前提就是公民自我參與的過程，但是我們發現現在中國這方面東西很少，大家還是想這是知識分子的事不是我自己的事，請問老師你們覺得怎么能夠推進在中國的公民意識的轉變？

　　第二個問題我昨天也參加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北大的一個沙龍，上面王榮博老師講到現在公共知識分子里面很多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呼吁得到一些權利，卻沒有承擔一些責任。他認為魯迅 筆下的君子也在公眾知識分子中存在，你們怎么看待這個事情？

　　熊培云：雖然我們談公民談的很多，就中國最缺的應該不是公民教育，最缺的應該是人的教育，這應該是先于公民之前的的一個教育。比如談尊嚴、談權利，很多我們是拿在國家框架和社會來說，但是對人性本身的探討，對美好人生的探討，對我說的尊嚴的探討實際上是非常少的。事實上我們講公民，我記得幾年前在北大參加過一個會，就是叫公民社會的培養類似這樣的主題，臺下有一個人問臺上北大的一個老師說，老師你認為公民是一個褒義詞還是貶義詞？教師說我認為公民是一個褒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