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章士釗

　　我曾寫過《周作人傳》，在序言里說：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第一，日記迄未完整印行；第二，書信很少搜集整理；第三，檔案材料不曾公布；第四，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匯編出版；第五，后來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所以目下實在難以寫出一本像杰弗里·邁耶斯著《奧威爾傳》和若斯亞娜·薩維諾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那樣翔實的傳記。因為材料不足，即便平常議論，也容易說不周全。

　　余斌《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一文云：“據《周作人年譜》，一九四九年后周與章士釗似并無聯絡……”其實《年譜》于此失載之處，早經陳子善《成就與不足——<周作人年譜>增訂本略評》一文指出。陳文抄錄了周作人“甲午仲春二日”即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所作七絕《口占贈行嚴先生》二首：“甲子年間舊甲寅，追懷瑣事倍思君。閉門不管千夫指(不用魯迅詩語)，寫出新詮酉靺文。侃侃當廷論冀東，書生畢竟是英雄。若將形跡求同志，絕倒汪江有二庸(江庸律師為汪庸齋辯護)�！辈⒄f：“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女師大事件’中與乃兄魯迅站在一起，與‘老虎總長’章士釗對抗，這是文學史上頗為有名的一樁公案。時光飛逝，到了五十年代，章、周兩人的身份和地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周作人還是與章士釗‘相逢一笑泯恩仇’�！卑�，周氏后一詩系詠章士釗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庭擔任殷汝耕之辯護律師事，同時章氏還為周佛海等辯護(均見《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周作人章士釗晚年“化敵為友”，或與這不無關系。余文恰有“二人之間身份懸殊，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之類，根本談不上”之語，若知此節，一番議論大概要做些推敲了罷。

　　無獨有偶。許宏泉《章士釗：孤桐不孤》一文亦云：“一九四九年后，章士釗作為最高領袖的座上賓，很多昔日的友人都會想到通過他同上面說說話，當然，目的各有不同。一九六六年，生活艱難的周作人也無奈修書與章氏。從現有文獻來看，一九四九年后周與章似并無交往。周當然是出于無計才會硬著頭皮希望通過他上達天聽�！�…回想‘三一八’時間當年，周作人深惡痛絕‘章士釗之流’，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筆就直指這位身為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大蟲’。如今，周氏之舉，不能不說是‘茍全性命’的走投無路之為吧�！弊C以前引周詩，這節文字也得打些折扣�！罢f有易，說無難”，正好用在這里。附帶說一句，“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筆就直指這位身為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大蟲’”，稍嫌淆亂。章士任以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而兼教育總長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甲寅》周刊出版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此前章氏還辦過《甲寅》月刊(一九一四)、《甲寅》日刊(一九一七)。周作人首次對“章總長”有所譏諷，見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京報副刊》載《非邏輯》一文，至五月四日該報載所作《論章教長之舉措》，斯可謂“直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