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1942》缺點什么？

　　《1942》在2012年的中國影壇上，無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無論其創作的嚴謹或是制作的精良，無論是題材選擇之驚心動魄、美學態度之莊嚴肅穆，或是藝術風格之統一完整、視聽語言之精雕細刻，都體現出作品遠遠高出國產電影平均水平之上的藝術品質和社會價值。但是，這樣一部萬眾期待的作品，盡管從一開始就造成了奔走相告的影響力，但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票房效果。雖然票房數據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部影片的價值，但是卻反映了這部影片在觀眾關注度與需求度之間的落差。當我們冷靜地看待這種落差的時候，也許我們能夠看到落差反映出來的某些值得思考的美學問題。

　　表現人類災難的電影不少。拋開作為一種類型存在的災難片不說，納粹集中營也是電影中常常表現的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題材之一。受到全球觀眾廣泛喜愛的同類題材影片《辛德勒名單》《美麗人生》《偽鈔制造者》《生死朗讀》等，以及以監獄冤案為題材的《肖申克的救贖》等監獄片，雖然都深刻地表現了罪惡、殘酷、人性掙扎和絕望，許多場景甚至觸目驚心，讓人不忍卒看。但是，這些影片在表現人類所遭遇的巨大災難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個搏斗者、救贖者、超越者或者懺悔者的視角，表現他們用勇氣、智慧、犧牲、擔當、良心去面對苦難，去幫助受難者，正視罪惡，最終完成對罪惡和苦難的超越，如同在一片黑暗的天空中發現了一顆星星的光亮，不掩飾黑暗但卻突出了人性的偉大。這種敘事策略，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商業考量，希望電影不因為過度壓抑而失去觀眾和市場；但另一方面，我更愿意認為是出于一種美學考慮，希望電影不讓觀眾在巨大的銀幕上重新陷入地獄的陰森，而是在絕望中能夠看見人性的星光和救贖的希望。正是因為這些影片中，這種黑暗的越獄者形象的堅毅、獨特，甚至有些受難者的崇高，不僅讓觀眾了解和認識到人類歷史上這些慘絕人寰的罪惡，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植入了對未來正義和人類自我救贖的信心和希望。事實上，許多觀眾之所以對這些影片刻骨銘心，的確不僅在于苦難，更在于這些面對巨大災難和犧牲時人性所顯示出的不屈不撓的挺立。從這一點來說，《1942》或者過于沉浸在苦難中不能自拔，幾乎沒有一絲亮色和一點透氣口，其影片透露的那種絕望的氣息，多少會讓觀眾有些審美上的畏難情緒。

　　亮色當然不是粉飾歷史，更不能偽飾歷史，不能人為地為歷史加上光環，但是選擇從什么視角去表現歷史、開掘題材，仍然體現了創作者的一種美學選擇、美學態度。當年曹禺在《雷雨》的大悲劇中，曾經創作過一個周樸園心靈懺悔的尾聲，試圖為陷入命運悲劇深井中的觀眾留出一片希望的天空；魯迅那樣自認為“冷酷”的作家也會在小說《藥》的結尾留出一點亮色的象征。其實，這都是一種對苦難的自覺的美學超越。正如美國著名作家�？思{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過一段話：“詩人不應該單純地撰寫人的生命的編年史，他的作品應該成為支持人，幫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勝利的基石和支柱”。從這個角度看，《1942》給我們一個啟示，對于電影來說，僅有苦難是不夠的，或者說僅僅講述苦難是不夠的，更重要地是需要表達一種面對苦難的態度。天空越黑暗星光更明耀，黑暗之中的星光反而會成為觀眾心中一盞長明之燈。(本文將刊發與《大眾電影》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