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影直面傷痛，如何提純正能量

　　用電影直面傷痛，如何提純正能量

　　雖然馮小剛早就給觀眾打過“預防針”，但電影《1942》仍然讓很多觀眾感到不能承受之重；而帶來這種沉重感的不僅是電影的主題，更是慘烈的影像呈現。有專家指出，當那些災難中的冷酷細節填滿銀幕和觀眾的內心時，也就擠壓了人們對災難的反思空間。

　　從《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到《1942》，回望與反思民族傷痛，正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導演鐘愛的題材。然而，如何更好地用鏡頭來直面傷痛，從災難中提純正能量，成為擺在眾多導演面前的一個課題。

　　慘烈鏡頭，刺痛觀眾的眼睛和神經

　　了解歷史，反思災難，是馮小剛堅持拍攝《1942》的初衷。但反思的前提是節制，而從近年來一系列此類國產影片來看，毫無節制地用鏡頭來呈現甚至渲染災難之慘烈，似乎是一種通病。

　　很多觀眾至今對《金陵十三釵》里豆蔻慘死時的血腥場面記憶猶新；《南京！南京！》里那滿滿一卡車的裸體女尸也讓人不忍目睹。而《1942》為了刻畫災民在艱難歲月中的悲慘命運，也刻意在幾處細節上做了突出處理：比如星星忍痛割舍了一路陪伴自己的貓，一陣慘叫之后，扔出來的一張貓皮對觀眾著實是一種折磨；而栓柱死于那樣一種慘烈的方式，更是直接刺痛了觀眾的眼睛和神經。有影迷在電影論壇中發帖表示，因為鏡頭太過殘暴，以至于看完電影之后，再也不愿意去回想任何與之相關的情節——這樣的結果，似乎與馮小剛拍攝電影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極致呈現，剝奪觀眾的思維空間

　　“電影語言是有審美意義的。過于極致的呈現，太過飽滿的視覺沖擊，會剝奪觀眾的思維空間，從而妨礙人們去思考影像背后的東西�！蹦暇�師范大學影視藝術專業教授王暉這樣向記者分析。他打了個比方：就好像齊白石畫蝦，寥寥數筆，遐想無限，而電影作為一種視覺藝術，和畫畫一樣需要留白；如果讓人的感官承受達到極致，就會導致思維神經自動關閉。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此類電影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由此引發的問題就是：在對于災難的刻畫上，為什么文字可以極盡描摹而電影需要節制？在王暉看來，二者的區別在于文字塑造間接性的形象，需要借助讀者的心理想象來構建圖景；而影像的呈現顯然更加直接，帶給觀眾的視覺沖擊往往比真實更為震撼�！坝檬裁礃拥溺R頭語言呈現歷史的苦難才對今人的思考有好處？這是當代中國導演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蓖鯐熑绱吮硎�。

　　挖掘崇高，災難才有可能升華成史詩

　　與此同時，另一種觀點認為，用影像來盡可能還原災難的真實感和殘酷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對于那些把被淹沒的災難從歷史長河中打撈出來的影片來說；無論是電影的創作者還是觀眾，都應該有回到歷史原點、直面歷史真實的勇氣�！耙驗楫斢^眾站在今天眺望遙遠的過去時，只有足夠的奇觀性才能打動他們；也只有極端地痛過之后，反思才有力量�！鄙虾４髮W影視學院教授程波說。

　　問題在于，相比于一些同類型的世界級佳作，當代不少國內導演缺乏把災難升華成史詩的能力，也就導致了這些影片流于制造疼痛而反思空間不足。程波以《辛德勒名單》為例，鏡頭并沒有回避發生在集中營里的殘酷殺戮，但辛德勒的存在，讓觀眾的痛感在尸橫遍野之后得到了緩釋，從而獲得了正能量。當然，不是每一場災難里都有一個辛德勒似的英雄人物的，比如《1942》。然而在程波看來，如果影片能有更好的手段來展現張國立扮演的老東家在逃荒路上經歷身份轉換與生離死別后，對于生命的殘酷與堅韌有了新的感受，那就足以成為灰色基調上的一抹亮光。這種亮光，程波稱之為崇高感：“對于這種題材的影片來說，崇高感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創作者有沒有從災難中提純正能量，以及這種正能量最終能否抵達觀眾心靈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