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獎分裂德國文壇

莫言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上致辭

馬丁·瓦爾澤：再也沒有比莫言更合我意的人選

赫塔·米勒：莫言獲諾獎不啻為一種“災難”

　　有一句德國諺語：“一個家庭沒有書籍，好比一間房屋沒有窗戶�！钡乱庵久褡鍖τ跁�籍的喜愛由此可見一斑。尤其是優秀的世界文學譯本，為坐觀天下的德國公民打開了一扇瞭望他國文化圖景的精神之窗。許多外籍作家如巴西的保羅·科埃略、日本的村上春樹，由此相繼進入德語文學視野并受到廣大書迷的追捧。而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是成為各大報紙、期刊書評版的主打推介對象。

　　但此次莫言獲獎顯然是令德國的文化傳媒陷入到相當程度的無所適從�！稌r代周報》記者托馬斯· E。施密特(Thomas E. Schmidt)的一句發問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他既非異議人士，也不算御用文人，他的名字有所耳聞，作品卻少有人讀過。莫言究竟是誰呢？”

　　德語文學界的意見領袖很快分裂為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方面是久負盛名的作家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的熱烈歡呼：“再也沒有比莫言更合我意的人選，毋庸置疑他是實至名歸�！边@位在德國公眾中的影響力僅次于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蜚聲國際的文壇老驥甚至認為莫言的文學地位堪與�？思{比肩，“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小說家�！�

　　另一方面，20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在接受瑞典《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采訪時表示，莫言獲諾獎不啻為一種“災難”，當她得知評委會的這一決定時“差點沒哭出來”。

　　如此大相徑庭的詆毀或贊美也可看作是不同作家的文學創作觀、價值觀，乃至社會觀和歷史觀的悖反或應和。

　　莫言在西方被定位為中國官方作家，并不符合主流媒體對于諾獎獲得者的身份期待，而瓦爾澤振臂一呼，再一次彰顯了他對所謂“政治正確性”的一貫嘲弄。1927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的瓦爾澤常因其言行出位而被貼上各色標簽：六十年代反對越南戰爭，被人斥作“共產分子”；八十年代直言自己“無法接受德國分裂的事實”，又被劃歸右翼保守陣營。1998年，瓦爾澤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舉行的德國書業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發表演說，稱奧斯維辛已經出于世俗目的而被“工具化”了，認為悔罪應該是一種內心活動而非外表作秀。此番言論遭到德國猶太人協會的譴責，之后不斷有人潑出的“反猶”臟水令瓦爾澤百口難辯，深感渾身污點縱使跳進博登湖里都洗不清。他與德國“文學教皇”、猶太批評霸主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之間的多年口誅筆伐和歷史宿怨也已成為無法愈合的傷痛。今年三月，瓦爾澤在八十五歲生日之際接受德新社記者采訪，表示“是非之爭令我越來越感到神經緊張。有時我想，沉默也許是應對當今世界局面的唯一恰當的反應。假如所有人都不說話，我們今天可能還活在天堂�！�

　　瓦爾澤是2008年11月訪華期間在北京歌德學院的一次文化沙龍上與莫言相遇相識的�；顒娱_始前他已在大街上看見莫言騎著一輛單車駛入幽暗的小巷，相形之下，德國的兩輪工具簡直成了不實用的玩意兒，“他仿佛一下子駛進了我的心里�！蓖郀枬商貏e欣賞莫言對待歷史的態度：“我還從未見過哪個作家像他那樣，在當代情節中融入如此多的歷史敘事，由此一來，文學也就成了一個國家的秘史，所有的過往在莫言那里都充盈著感性的細節，不是用來告知，而是用來傾訴�！蓖郀枬勺约阂苍�說過，所謂歷史，其實無異于今天鮮活的日常生活，政治和媒體將其壓縮、過濾，提煉出觀點，而文學卻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細節。

　　莫言的小說在瓦爾澤看來“具有一種沖擊力和豐富性，很難用簡單的語言描述。所有值得一提的小說無不是在刻畫人物的沖突。當人們發現他們的情感、全部存在必須屈從于現行的習俗、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時候，沖突就會出現。莫言亦是在沖突中呈現令人眩暈的敘述張力……小說的敘述者愛他塑造的所有人物，他們身上有他的存在——即使他們犯下或不得不犯下可怕的罪行。今天誰要想談論中國，應該先去拜讀莫言的作品，他在我心中的排名與�？思{不相上下�！�

　　瓦爾澤還強調，小說的功能大于社會批判，不求聞達，只愿表達，它只是在表達一種生命體驗。但這樣的觀點德國漢學家顧彬并不認同，他在德國之聲的訪談中說：“莫言的主要問題是，他根本沒有思想。他自己就曾公開說過，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鄙院�，他又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重申：“莫言描繪了他的心靈創痛，他描繪了過去的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他筆下的群像畫廊令人眼花繚亂，總是那么恢宏霸氣的場面。公平起見，我必須承認，他的確有一批讀者，但馬丁·瓦爾澤稱他是現世最偉大的小說家，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茍同。莫言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他所采用的敘事模式早在1911年中國大革命時期就已多見，同時也受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啟示�！鳖櫛蛘J為，莫言在現代小說技法上所做的實驗性探索極為有限，其社會批判題材也并未超出魯迅二十年代的窠臼。

　　一言以蔽之，顧彬對于莫言的批評在于他不夠具有現代心智(modern mind)，未能將中國百年新文學的成就推向一個新的標高。

　　縱觀歷史，1917年以來白話文學在中國的全面推廣不僅是一項語言革命，更是一種將書面漢語納入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努力，進而成為一個在語言功能上與西方話語同構的開放性系統，其中國特征是：既能從過去的文言經典和白話文本汲取養分，又可轉化當下的日�？谡Z，更可通過翻譯來擴張詞匯的生成潛力。正是微妙地維持這三種功能之間的生態平衡，而不是通過任何激進或保守的文學運動，才證實了這個新系統的“活”的開放性，也才產生了有著革新內涵的、具備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

　　1955年出生于山東高密的莫言，是經歷過政治的狂風驟雨和改革的狂飆突進的一代，亦是在沉重的時代擠壓中倔強生長和成熟起來的一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從“新詩潮”運動開始，中國文學逐步擺脫政治工具地位，直至“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出現，才又重新承接了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化轉型。

　　不同于五四時期有過留學背景的新文學主將，莫言是從日�？谡Z及民間文化的土壤中獲取其語言的秘密生長力。諾獎評委會的授獎詞稱莫言的作品“很好地將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結合在一起”。莫言自己也曾說過，民間口頭傳說是他創作的源泉。而西方現代文學帶給他的影響更多地是通過一種交叉文化生成(transculturation)方式，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magic realism)，本身就是諳熟法國超現實主義的阿斯圖里亞斯、馬爾克斯等西班牙語作家所做的西方表現手法的本土化嘗試。

　　有趣的是，莫言對魔幻現實主義接受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其間融入的中國民間文化因子最終成就了他自己的幻覺現實主義，也必將匯歸世界文學的海洋，成為增進跨國交流、拓展人類經驗的公共文化資源。

　　德國著名的女批評家伊利斯·拉迪施(Iris Radisch)在《時代周報》上發表了題為《這是世界文學！》的評論文章，文中寫道：“莫言是一名國家培養的作家、文革長大的孩子，他的創作素材來源于知識分子一向敵視并欲以凈化的鄉村傳統和民間傳說。有知情者說，沒有文革，莫言不可能成為作家；沒有文革，莫言不可能獲得諾獎。然而，倘若有人想將其劃入紅色革命者之列，他一定是錯了，因為那些原始樸拙、絢爛多彩、驚心動魄的作品完全打破了西方既有的區分現代與前現代、新潮與落伍、精英與大眾的文學觀念。莫言給了西方讀者當頭一棒，同時令人感到一種不可理喻、不知所措、痛并快樂著的感官折磨和恐懼�！�

　　拉迪施稱，莫言小說中的肉體橫陳、鮮血淋漓的刺激性場景鮮見于植根于基督教文學傳統的西方現代文學范本。此中的文化差異，美國的一位中產階級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經做出過解釋：中國小說家沒有經歷過維多利亞時代關于禮儀和教養的馴化。讀莫言的作品，時常要閉上眼睛、屏住呼吸。許多荒誕滑稽的情節(如《酒國》)、野蠻殘暴的畫面(如《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并不符合西方人慣常的輕描淡寫、冷嘲熱諷的閱讀口味。此外，“小說中的鬼氣森森、遠非田園風光的鄉村世界更令熟悉柏林、巴黎和紐約都市背景的歐洲讀者感覺自己仿佛一個被遺棄的孩子，光著屁股站在中國的紅薯地里�！�

　　盡管如此，拉迪施還是認為：莫言的小說是卓越而奇特的�！叭〔挠谥袊�民俗文化的寫作內容據莫言推測很難受到西方文學愛好者、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喜愛。但他錯了：莫言百無禁忌的書寫將我們帶回那段被人遺忘了的，充滿驚悚、魔力和無休無止的故事的生命�！�

　　現年53歲的拉迪施是目前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之一，自1990年開始為深具人文精神的《時代周報》副刊撰寫書評，以敏感細膩、一針見血、時而又富有攻擊性的文字風格著稱。她還擔任過美國圣路易斯大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客座教授，主持德國電視一臺(ARD)、電視二臺(ZDF)的讀書欄目。

　　拉迪施在評論界的聲名鵲起是從她2000年加入德國電視二臺的“文學四重奏”組合開始，正是在這檔家喻戶曉的書評脫口秀節目之中，她與“教皇”拉尼茨基、作家兼批評家卡拉謝克(Hellmuth Karasek)等文壇大腕們坐到了一起。此外，拉迪施還是德國巴赫曼文學獎的評委會主席，2008年獲得了德語語言協會頒發的語言文學媒體獎，2009年被法國文化部部長阿爾巴內爾授予“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此次撰文力挺莫言的拉迪施三年前卻毫不留情地給了赫塔·米勒惡評。1953年出生于羅馬尼亞、1987年移居德國柏林的德語女作家赫塔·米勒曾“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坦誠，展示出無家可歸者的景象”而問鼎2009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驅之不散的記憶陰影、獨裁統治時期的羅馬尼亞的那段生活經歷賦予她取之不盡的創作資源。她說自己是“為被迫害身亡的摯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以其獨特的生活體驗和語言魅力——她的語言屬于一種“奧匈帝國”的傳統，屬于一片匈牙利語、羅馬尼亞語、俄羅斯語、烏克蘭語、意第緒語以及日耳曼語交融混雜的文化風景，創造了一個深刻而精準地領會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白色恐怖的文學入口。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米勒就憑借小說如《那時狐貍已是獵人》、《心獸》躋身當代最富有語言表現力的作家之列。

　　不過，拉迪施在肯定米勒文學貢獻的同時批評其新作《呼吸鐘擺》矯揉造作，原因在于“這部小說不同于米勒的其它作品，并非是以羅馬尼亞暴政下的親身經歷寫成的，而是取自古拉格集中營幸存者的訪談資料——其中主要是已經過世的畢希納文學獎獲得者奧斯卡·帕斯提約(Oskar Pastior)的生平履歷�！碧貏e是在凱爾泰斯·伊姆雷等作家的類似題材的文學杰作問世幾十年之后，“米勒詩意盎然地用第一人稱講述格拉格集中營的二手故事實在是一種不小的冒險�！�

　　由此可見，文學作品只有當它本身就是表達目的，而非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表達手段的時候才真正具有藝術感染力。這也正是拉迪施褒“莫”貶“米”的原因所在。

　　目前德國書店已能買到不少種類的莫言德語版作品，如：《天堂蒜薹之歌》、《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明年漢森出版社(Hanser Verlag)將推出《蛙》，而《檀香刑》不久前已由島嶼出版社(Insel Verlag)發行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取得《生死疲勞》德語版版權的是一家有著22年歷史的、專事推介亞非拉文學、現代德語文學的小型文化傳播公司：霍勒曼(Horlemann)出版社，其創立人尤根·霍勒曼是一位亞洲研究專家，六十年代末曾參與組建德國共產黨組織(KPD)。1995年霍勒曼先生去世后，其夫人貝阿特·霍勒曼成為幕后老總。2009年，霍勒曼首發的2500冊精裝本《生死疲勞》已經銷售告罄。莫言得諾獎的消息更是為出版業績注射了一針興奮劑。公司負責人表示，他早已不再將中國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相提并論。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曾任德國之聲中文部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