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朱效文

　　說起我和兒童文學的緣分，有一個名字是不可回避、無法忽略的。正如“父母”、“故鄉”之于一個人的意義，它們是一個人終身攜帶的精神標簽，永遠不會退色。朱效文先生，是我文學的啟蒙者、扶持者和領路人，之于我，他有著多重身份。我甚至認為，他直接奠定了我迄今為止的寫作道路和人生道路。因為，如果不是他，我的職業和人生選擇，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模樣。

　　1989年夏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來自《少年文藝》編輯部的“獲獎通知”，邀請我去上海參加“第二屆新芽寫作函授班獲獎學員夏令營”。暑假里，我懵懵懂懂地去了上海。誰都不曾想到，這是一個改變我人生的契機。

　　我做夢一樣地來到了延安西路1538號，看到了想象中的老洋房，以及比想象中年輕得多的做編輯的人。那時候的我并沒有意識到，我的人生可能會被就此改寫——我在這里結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師長：朱效文先生。

　　朱效文先生當時是 《少年文藝》的詩歌編輯，四十歲不到的年紀，充滿書卷氣。他戴秀朗架眼鏡，穿藍格子短袖襯衫，因為用眼疲勞，喜歡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在對成年人普遍畏懼的年齡，我似乎并不那么怕他。二十三年過去了，只要想起朱效文先生，他在我印象中始終是當年那個清秀儒雅的模樣，沒有變過。我并不清晰地記得我們有過哪些談話，只記得在頒獎活動結束后，作為詩歌編輯的他問過我“會不會寫詩，喜歡誰的詩”。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據效文先生后來說，憑他的直覺猜測，認為我有寫詩的天賦。他熱切地鼓勵我嘗試寫詩，寫了詩，可以寄給他。

　　夏令營結束后，我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軌道，一切都沒有改變，但一切似乎都變了。在緊張的學業之余，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能找到的詩歌，除了泰戈爾、徐志摩，還有戴望舒、波德萊爾、蘭波、葉芝……不久，我的文章平生第一次在《少年文藝》上變成了鉛字——那是一篇函授班時期的獲獎作文《我的同學們》。這次發表對我來說意義深遠，它激發了我潛藏著的對文學的憧憬和摯愛。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十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朱效文先生的來信，在信中，他說自己正患病住院，但沒有忘記和我的約定，邀請我參加《少年文藝》舉辦的中學生詩歌征文活動。他甚至提到，假如學習緊張來不及完成，可以特意為我將征文截稿期限延長。這是一封讓我受寵若驚、激動無比的信。那個深秋的下午，在最后一門期中考試科目結束后，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一氣呵成地寫下了人生中最初的詩行。很快，便收到了效文先生反饋，他喜悅地告訴我，我寄給他的三首詩里錄用了兩首，并且，“這將是《少年文藝》歷史上發表的最長的學生創作的詩歌”。他在信的末尾這樣寫道：“夕陽還未落下，我舉著信愉快地奔向郵局�！彼�或許并沒有意識到，這詩歌般的句子猶如一把鑰匙，已經在冥冥中開啟了一個女孩的人生之門。

　　整個高三一年，和朱效文先生通信成了我學業以外最重要的內容。他在信中談他自己的創作，談他的人生經歷，談文學之于他的意義，我也向他請教專業選擇的困惑，對前途的期許。對我這樣一個文學初學者，他放下架子，以一個朋友的姿態引導我走向一個瑰麗的文學世界，他讓我看見那個世界有多廣闊、豐富、迷人。

　　但是，因為命運的安排，高中畢業，我并沒有就讀鐘愛的中文系，而是免試直升了華東師范大學法政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遠離父母來到上海，我并沒有感到孤獨。在漸漸品嘗到專業不稱心而帶來的失落和煩惱時，我得到了效文先生這位大朋友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他來學�？次�，為我制訂了自學中文系課程的計劃，提供相關的必讀書目，竭力慫恿我回歸“文學之路”。這條回歸之路并不好走，在某種意義上，我也在這個過程中重塑自己原本隨波逐流的“乖孩子”形象，不再是逆來順受地接受“要我怎樣”，而是主動尋求“我要怎樣”。

　　大學四年，我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圖書館度過的。在那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寫作，從寫詩開始，慢慢學寫散文和小說。而每走一步，都得到效文先生不遺余力的鼓勵和手把手的修正�？梢赃@樣說，我早期的創作中，從詩歌到散文到中短篇小說，無一不留下效文先生的痕跡。作為一個資深的文學編輯和作家，他很清楚，給一個初學者提供較多的發表機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信心、動力、鞭策、可以觸摸到的夢的實現。而之于處于青蔥歲月的我，效文先生早已經超出了一個文學編輯的意義，他是我可以信賴的文學和人生導師、平等交流的大朋友。他讓懵懂的我日漸明白文學的真諦，什么樣的文學才是好的文學，什么樣的路才真正適合我。

　　人生中充滿神秘的機緣。我不知道有多少編輯能做到效文先生那樣的境界，我是何其幸運。當我后來也做了編輯，每每收到陌生作者的來信來稿，腦海里總是跳出效文先生的名字。他是我心中的標桿，我也唯有懷著體恤之心去對待那些陌生的作者，才對得起編輯的職業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