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浩然與楊沫在特殊歲月的一段往事

浩然

楊沫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清晨，一夜未睡安穩的父親浩然從河北省三河市的泥土巢來到北京，參加《北京文學》第三屆理事會。在中午宴請與會人員時，得知楊沫病危，住在北大醫院。作為宴會主人的父親沒有等到活動結束，便不顧禮節地提前退席，趕往醫院。

　　在病房里，父親看到仰臥病床上緊閉雙目、呼吸微弱的楊沫，不由得想起他們之間的友情、他們共度的特殊歲月，想起替她擔的“罪責”，忍不住悲痛起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父親從“四清”工作隊回到北京市文聯參加運動，先是被工作組推舉為文聯革委會籌委會的副主任，后經群眾選舉，成為正式革委會的副主任。過了半年的光景，也就是剛剛進入到一九六七年，父親便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文聯的造反派組織——造反派聯絡站奪了權，“罷官革職”，成為主要的被批對象，遭到三個多月的持續、猛烈批判，幾次檢查都不能過關。在被批判的最初階段，由于對造反派的一些言行難于理解和接受，自然就在會議上有所表露，結果引來更猛烈的批判，處境極其困難和危險，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置于死地。當時危險和困難的程度，大概只有經歷了那段時光的當事人才能夠體會到。許多朋友和關心父親的人為此擔著心、捏著汗，楊沫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候雖然還沒有開始公開批判《青春之歌》，但因其他問題，楊沫的處境也不是很好。在一次對父親的批判會后，楊沫特意私下找到父親，表達了自己的擔心：怕父親思想上轉不過彎子，行言不慎，觸怒造反派，而被他們打成“反革命”。為了避免給自己及他人招來不必要的煩惱和麻煩，父親嚴控著自己的情緒，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著檢查交待，聽著一些批判者的過激言論，少說，甚至不說與檢查自己“錯誤”無關的話。盡管如此，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仍不滿足，批判的火力并未減弱，借父親幾乎被剝奪了話語權的機會，不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地公開造謠、誣陷。父親無論做多少次檢查，檢查得如何深刻，在他們那里也是不會得到通過的。對這一點，父親看得越來越清楚，心里越來越明白。

　　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父親的忍耐到了極限，在一次批判會上，父親開始“造反”，幾次打斷批判者的發言，進行插言發問。文聯的一些人也對造反派聯絡站的言行不滿，和父親不約而同地造了反，致使批判會只能無奈地中止。當第二天造反派聯絡站仍想繼續開會批判原革委會和父親時，又有一些人起來造反，使這種火藥味十足的會議無法繼續進行。自此以后，造反派對父親的批判逐漸收斂，雖然形勢已大為好轉，但父親仍處困境，一些人還在虎視眈眈地緊緊盯著，尋找著可以再次下手的機會。

　　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人開始大肆鼓動批判《青春之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意識下，父親也認為《青春之歌》同自己以往所寫的作品一樣，都是有缺點和錯誤的，可以，也應當進行“批判”，但是沒有必要大規模地公開批判，更不能牽強地硬往劉少奇的身上靠。社會上有個正得勢的工人造反派，到處散布《紅旗》雜志正在約他撰寫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后，便向《紅旗》雜志社詢問，得到的答復是：此事根本不存在，他們要辟謠。過了幾日，《紅旗》雜志社的有關人員又通過電話向父親傳達了否認約作者寫批判《青春之歌》文章事發表的聲明。這一天，父親起草了一篇《為批判〈青春之歌〉事訪問〈紅旗〉編輯部》的大字報草稿。這篇草稿，被別人在父親并不知曉的情況下貼了出去，引起了一場波瀾。北京電影制片廠、北京師范大學等處的許多人來到文聯找父親，詢問有關情況；那個工人造反派也公開宣稱這張大字報不符合事實，又招來一些人找父親澄清。

　　四月二十八日的上午，那個工人造反派帶領幾十個人來到文聯，就批判《青春之歌》等有關問題對父親進行圍攻，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結束。

　　在這幾天里，父親幾次跟《紅旗》雜志社聯系，進行確認，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復，一切都顯現出勝券在握的跡象。

　　四月三十日，當父親與那個工人造反派等各方代表及群眾到《紅旗》雜志社當面“對質”時，形勢出人意料地發生了逆轉：因為《紅旗》內部有些情況不能公開，對以往所說的一概不能承認�！都t旗》雜志社的有關人員倒是把詳情告訴了父親，但父親不能為了證明自己根本沒有錯誤而把《紅旗》的內情揭出，他只能忍受，只能承擔一切本不應當承擔的責任。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對方占據了有利、主動的地位；因要對《紅旗》負責，父親則極為被動，無論對方有什么舉動，父親只能沉默。

　　大獲全勝的工人造反派聯絡一些人，把斥責父親“造謠惑眾”的大字報貼到了文聯，而文聯某些一直對父親耿耿于懷、抱有成見的人也緊密配合，紛紛貼出大字報表示堅決支持，甚至有人提出批判革委會的時候，就沒有把父親批透，大有再次掀起對父親進行集中批判的勢頭。

　　為了避免牽扯出《紅旗》，使事態進一步擴大，父親寫了檢討性質的大字報，貼在了文聯的院內。那個工人造反派或許是覺得已經獲得了重大勝利，或許還因為父親歷史清白找不到“碴兒”，就沒有再與父親繼續糾纏下去，此事也就逐漸地平息下去，不了了之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北京市文聯被撤銷，作家們來到位于西郊的教育行政干校，集中學習、“斗批改”。當“斗批改”即將進入到整黨、建黨階段時，成立了幾個專案組，楊沫因為“假黨員”問題受到專案審查。在當時大的環境下，有的審查采取的是“對敵斗爭”的方式，這對有些人來講是難以忍受的，自殺的現象在社會上并不少見。父親看到專案組的幾個積極分子對楊沫采取那種處理敵我矛盾的審查方法，很為楊沫擔憂，怕她對目前的審查想不通而產生其他想法。一天晚上散會后，父親到樓下打開水遇到楊沫，悄悄地鼓勵她，勸她道：有什么問題就老老實實向黨交代，但沒有的事決不能承認，千萬不要胡思亂想……暗示她萬萬不可走輕生的路。真正的朋友是心有靈犀的，楊沫馬上就領會了父親的意思，表示決不會那樣。據楊沫的《自白——我的日記》一書記載，在這次談話后，李學鰲還趁周圍無人之機偷偷跑到楊沫的房間，代表父親和他叮囑楊沫三件事，讓她千萬記住，一定做到：第一，千萬不要胡思亂想。不要想不開。一定要挺住。第二，千萬不要亂說，沒有的事決不能承認。第三，保重身體。該吃就吃，該睡就睡。一定要保護好身體。楊沫在這部書中還寫道：“還有，浩然為我被撤消了專案組的工作。那是在軍宣隊召開的一次全連大會上，浩然忽然被宣布撤消了專案工作。而且當場叫他檢查對我的‘包庇’。那場景叫人想起是難過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底，父親到北京市房山縣下放勞動，與楊沫分開了，但他們的交往并沒斷，時常書來信往，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楊沫也到家里看望我的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父親回城時，也常去看望楊沫，聊天談心。父親與楊沫從相識、相交、相知，經受了特殊歲月的考驗，建立起真摯的情誼，這種情誼他們從中年保持到老年，從老年保持到生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