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怎樣批評

　　自古以來，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一直被喻為“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但是，在市場經濟和全媒時代的文學生產中，以筆者的觀察，作為“車”之一“輪”的文學批評，卻像放了氣，癟了下去；作為“鳥”之一“翼”，卻像受了傷，飛得有些吃力。

　　縱觀目前的文學批評，大致有這樣四種類型：

　　一類是無限地拔高，揀最好聽的詞說，好話說盡，甚至不惜肉麻，而讀了被他評價的文學作品，卻發現與批評相去甚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這樣的批評者，大多是拿了人家的“紅包”，拿了人家的，就得說好話；或者是礙于人家的“情面”，要么人家是名家，人人都說好，也就不得不跟著說；要么人家是官員，說好了說不定哪天還會用得著；要么是自己的哥們，不說好就顯得不講義氣。

　　第二類是一味地謾罵，不僅普通作者的作品無法入他的“法眼”，即使大家、名家的經典作品，在他看來也是“漏洞”百出。這樣的批評者，看似“鐵面無私”，如果他不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那他就是存有大大的私心，他的目的就是“語出驚人”、嘩眾取寵，以這樣的批評方式，居然還真讓一些批評家出了名，得到了好處，從而效仿者不少。

　　第三類是中規中矩，不管是什么作品，先是說好，一大堆的好；接著說點不好，不好也是“瑕不掩瑜”，無關緊要�？此坪茇撠�，其實也是一種程式化的套用，說好也是放在哪部作品上都行的好，說不好也是放在哪個作家身上都可以的不好。

　　第四種是不著邊際，面對一部作品，先看看內容簡介，或者前言后記，就開始大加評論，古今中外一通亂侃，再引用上幾個外國人的名字，洋洋灑灑滔滔不絕，但實際上等于什么也沒說，因為作者和讀者是希望看你對某一部作品的看法，而不是聽你上“文學概論”的課。這樣的評論，大多見于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而且大多是些“著名”和“權威”人物，都是每個作品研討會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他們急于趕場子，這個會上講完了，拿上“紅包”又到另一個會上去講，還是這些話，還是這個套路。

　　總之，在當下的文學批評中，人們已很難發現有思想的沖擊力，感覺到激濁揚清的力量，感受到獨具慧眼的洞見。

　　問題出在哪里？我以為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藝術良知的缺失，一是金錢的誘惑。如果評論家還不警醒，如此下去，評論就會徹底邊緣化，直至缺失。

　　怎么辦？以筆者之見，就是對上述四種類型的評論堅決說不，從對文學本身的認定出發，堅持對專業精神的堅守，堅守文學的良知，堅決講真話�？疾煳膶W批評是否稱職，就在于是否講真話。講真話，無疑已成為當下批評家是否有藝術良知與擔當精神的一個標識。

　　這里舉一個例子：都德在福樓拜家里見到了僑居法國的屠格涅夫，向他傾訴了自己對他才華、人品的無限仰慕，兩人由此結下厚誼，屠格涅夫隨后成了都德家的�？�。盡管如此，屠格涅夫對都德作品的評價并沒有改變，在他看來，都德是那個包括福樓拜、龔古爾、左拉、莫泊桑、梅里美在內的文學圈子里“最低能的一個”，他把這個看法寫進了自己的日記。友誼沒有改變屠格涅夫對文學的“真心話”，他對文學良知的堅守，應該令當下有些文學評論家汗顏。

　　所幸的是，在當下的這種文學評論局面中，仍然有一些令我們尊敬的學者和評論家不為種種功利所誘惑，依然孜孜以求地為著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而做著艱苦的奉獻。聽一位朋友講過這樣一件事：面對當下名目繁多的各種文學評獎，大多是誰贊助誰拿獎的狀況，一位經常被請去當評委的著名評論家曾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說我們絕不能因為誰給了錢就把獎給誰，也絕不能誰給錢就給誰說好話。他因此而憤然拒絕過幾次當評委會主任的“美差”。這個故事著實令筆者肅然起敬，我想也應該令所有忠誠于藝術的人們肅然起敬。

　　文學的繁榮，是創作和評論的共同繁榮，我們期待更多優秀作家和作品的同時，也期待有擔當的文學批評，期待著評論家們既有“良醫”的學術能力，也有“良相”憂國憂民的情懷與擔當精神，從而使我們的文學事業真正達到“兩輪驅動”“兩翼齊飛”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