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后半夜的說書人

　　李修文，“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省作協副主席。曾從事編輯、記者等工作，著有小說集三種和長篇小說《滴淚痣》《捆綁上天堂》，曾獲第二屆春天文學獎，并入圍“年度中華文學人物”等多種獎項，多部小說被翻譯為英、德、日、韓文字。

　　李修文本質上是個詩人，不然，以他的才情、聰慧，和他對人世敏銳深邃的洞察力，早已在文壇上大紅大紫，而且早就賺得盆滿缽滿。很多年前，基于他對語言超乎常人的直覺，我曾試探性地問過他：你寫詩吧？他笑而不答，后來又承認他真的寫詩(他答應給我看的，但終究沒有拿出來)。李修文對詩歌的理解力和鑒賞力遠在許多自詡為詩人的人之上，從宋玉到杜甫，再到周邦彥、唐寅，從里爾克、艾米莉到沃爾科特……他都如數家珍。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李修文為什么會寫出《滴淚痣》、《捆綁上天堂》那種“絢爛之極”的小說來。美與幻滅，愛與死亡，這些充滿了“暴力美學”的主題曾一度構成了他作品的主色調，他善于用一種極度絢爛的文字賦予他小說別樣的氣質，呢喃，婉轉，唏噓，嗟嘆……在纏綿悱惻中縱情一躍，全面烘托出他作品的意義來，但在事后他會問自己：“這究竟有什么意義？”他能做的只是，一個令人肝腸寸斷的“后半夜的說書人”。

　　如果循著這套輕車熟駕的寫作路數一路狂奔，李修文肯定“墮落”成了一個“成功”的作家，暢銷，改編，得獎，然后志得意滿，仿佛真理在握。幸好，他早已明白文學說到底是一樁“失敗者的事業”，對于真正的寫作者而言，有時候“寫壞的欲望”比“寫好的愿望”更加強烈。因為相同的文學趣味和近似的價值觀，我倆曾多次結伴去外地“封閉寫作”，我親眼目睹了李修文對自我的強烈“質疑”。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試圖分析過他內心緊張和焦慮的根源：“他有一個看上去很魁梧其實多病的父親，作為一位年輕的長子，他試圖承擔起世俗意義上的責任，但心智的早慧卻讓他在每每面對父親時百感交集。這種情感既與卡夫卡似的‘懼父情結’全然不同，又與弗洛伊德的‘戀父情結’大相徑庭。正是那顆在愛與怕之間搖擺不定的心靈襯托出了李修文當下的寫作風貌�！蔽也恢�道評論界在論述李修文的作品時，是否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應該是解讀李修文全部作品秘密通道之一。而所謂“父親”，在這里不過是文學意義上的前輩(或傳統)，究竟是該顛覆還是繼承，究竟是該充當“長子”還是“孤兒”，他一直在反復地拷問中。然后是他美麗的女兒呱呱來到人間，他一邊被迫扮演起“父親”的角色，一邊越來越愛上了這個紅塵俗世。

　　在我所熟悉的寫作者中間，很少有人像李修文那樣愛與自己較真，他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絕路上體會到絕處逢生的快樂后，才會感覺到寫作終究是一樁有趣的活兒。在他的作品中，每一個詞語必須出現在該出現的位置，每一個句子必須渾然天成，每一個人物必須給足在場的道理和命運的空間。所以，寫作在李修文那里從來不是一件輕松事，從凝眉苦吟到脫口而出，他每完成一次蛻變，就讓人增添了一份對他的期待。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很辛苦，他的讀者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