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沒有改革開放30年，就不會有莫言獲獎

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于丹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原《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李敬澤

　　核心提示

　　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前剛剛在北京勝利閉幕。十八大報告中，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和具體的戰略部署：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開創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

　　從十六大提出“文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到十七大將“文化軟實力”寫入大會報告；從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制定“文化強國戰略”，到十八大報告再度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文化建設被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顯示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全國文藝界聞之歡欣鼓舞，倍感振奮。

　　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前不久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掀起的熱潮，便為這一論斷再添明證�！疤岣邍�家文化軟實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舉措。時至今日，該如何看待文化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如何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進一步開創世界文化和平共處、共同進步的和諧局面？記者就此采訪了十八大代表、著名學者于丹和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邀請他們與讀者分享了各自對十八大報告及文化建設的心得體會。

　　南方日報特派記者郭珊 發自北京 攝影嚴亮 梁文悅

　　文化繁榮，

　　在我心目中就是文化的“和而不同”

　　24字核心價值觀與傳統美德“平滑相連”

　　南方日報記者：您既是十八大代表，又是著名文化學者，您對總書記十八大報告有什么總體印象？

　　于丹：我對報告的總體印象是“務實、求新”。首先，我在這份報告中看到了一種求真務實的態度，對于反腐倡廉等普通百姓非常關心的問題，沒有回避而是正視，并提出了制度安排，這種坦誠的態度讓人覺得很踏實；此外，報告中有很多新的提法，例如第一次提出了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的“五位一體”，也就是“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其中“文化建設”被置于重要位置；再比如這次專門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用24個字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一次系統、全面的總結，即“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十八大報告中還專門提到了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個提法也是很新鮮的。按照我的理解，“道路自信”就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理論自信”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為理論支撐；“制度自信”就是理論的付諸實踐要有制度保障。

　　南方日報記者：您曾憑借《于丹<論語>心得》蜚聲海內外，您怎么看待這24個字與傳統孔孟之道所倡導的價值觀之間的聯系？

　　于丹：這24個字分為三個“倡導”，分別從公共價值、權利價值、道德價值三方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三個層面相輔相成：首先，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是全世界都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是現代文明社會中公民個人責任和權利的價值主張；第三個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根植于民族土壤之中的傳統倫理道德價值，中國人自古就講究對國家和民族要有“大義”，對工作要“敬業重道”、“守土有責”，對他人要“言而有信”，提倡仁愛，《禮記》說“上下相親謂之仁”，這些提法用現代語言表達出來就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從古至今都是一脈相承的。對于目前我們號召提升公民素質和道德水準而言，這個核心價值體系總結得很及時、全面、很有深意，它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是平滑地連接在一起的。

　　南方日報記者：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對于文化建設，您最關注哪些方面的問題？

　　于丹：我們說文化“軟實力”，是讓中國人喚醒自己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從文化自覺出發，形成文化自信，最后達到文化自強，縱向上來講是一種文化傳承，橫向上來講是多元文明的融合，而縱向橫向最后的落點，是我們的文化創新能力。今天的中國社會價值觀多元、復雜，但是價值觀不能在碰撞過后天天都變。建立相對穩定的價值觀系統，是文化的使命所在。

　　所謂文化繁榮，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和而不同”。所以我還很關注的一是文化制度的健全，文化建設應當保障多元文化生存發展的空間；二是文化權利的平民化，文化教育權利的實現，特別是平民能夠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分享文化建設成果。我們現在常說要大力推動“文化惠民”，要降低老百姓親近文化的“門檻”。其實，我覺得“低門檻”對很多普通人來說都太高了，最好是能多一些造福百姓的“零門檻”文化工程。第三，文化不只是傳承，更重要的是創新，發展文化產業是為了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文化產業的創意成分需要進一步加強，而不是僅從經濟效益去評估。

　　南方日報記者：您的著作已有30多種語言譯本，又時常去國外講學，被視為傳播中華文化的使者，您對近年來中國文化“走出去”有什么切身感受？

　　于丹：文化之間沒有高下之分，但它一定有差異。我們真要了解一種文化，得比較著來，因為文化的價值是在比較中呈現的。所以中華文化要“走出去”，第一步就是要在比較中確立自己的坐標。比方說，中華文明的根系在倫理，與農耕文化密切相關，所以中國人過節是根據節氣來過，春節、中秋、重陽，這都是土地的節奏；而西方過的是宗教節慶，是人向神致敬。為什么西方人喜歡跑步，而中國人喜歡打太極？因為中國人信奉“以柔克剛”。這些差異取決于各自的歷史和文化養成，滲透在衣食住行等點滴細節之中。

　　2011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他的連任宣言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經》的最后兩句話“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這其實是站在宇宙自然和社會人文的坐標上，用東方哲學來應對當前世界面臨的普遍困境。文化“走出去”不是一種單向的灌輸和宣傳，“走出去”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文化，通過與世界其他文化雙向交流、溝通，進而融入世界。為中華文明找到國際語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國際化坐標，學會用“國際語言”來闡述中華文化，能有效提升中華文化的傳播力。

　　南方日報記者：您對文化“走出去”有沒什么具體建議？

　　于丹：我舉個例子，你看“茶”這個字，人在草木之間，謂之“茶”，一杯清茶在手，如坐山林，如歸草木。茶文化是接地氣的文化。西方人喝咖啡，有產地、品質、烘焙工藝等差別，比較技術主義，但是他們會根據季節來喝咖啡嗎？不會。而中國人喝茶就不同，講究四時有別，春夏喝綠茶，秋冬喝普洱。茶是中國人平衡四時的一種方式。

　　我們從不缺少墻上的文明、紙上的文化，我們最缺乏的是化入民生的鮮活生活經驗。當我們教西方人學習漢語時，能不能跟他們講一講凝結在漢字造字法當中的故事？在傳播文化的時候，能不能也同時推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讓我們的文化進入別人的生活，讓他們在耳濡目染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這比課堂上的傳授要有用得多。

　　我走過幾十個國家，感覺西方對我們的文化一方面抱有強烈的興趣，另一方面成見也較強。中國文化要心平氣和、不急不躁地往外走，我們要呈現中國人的從容與智慧，傳遞我們的文化價值觀，這需要每個人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同樣的，傳統文化怎樣才不會在都市化進程中斷根？就是要“文而化之”，讓文化融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F在人們提倡慢生活，喝茶、下棋、讀圣賢書，這些其實本質上是讓人重新回歸農耕文明的舒緩節奏，從土地的呼吸之中找到歸屬感和安定感。

　　“文而化之”的工作，夠我做一輩子

　　南方日報記者：您的本職是一名教師，您準備在日后的教學工作中，如何貫徹十八大精神？如何將您在參會期間的收獲反哺給您的學生？

　　于丹：老師一直是我最鐘愛的職業，因為文化和教育是分不開的，文化是一種涵養，而教育是一種傳承。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知識分子的使命和擔當之一。我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把“文化”變成一個“動詞”，就是去做“文而化之”的工作，這個夠我做一輩子的。我做大學老師，有時候感到很遺憾，一個孩子進入大學時，可能分數很高，但是需要在少年時期建立起來的核心價值體系、倫理道德體系卻沒有建立，等進入大學才來彌補就太晚了。特別是在今天這個社會，選擇多，困惑也多，如果一個人的內心不夠堅定，那么多元化的選擇就不是一種幸運，反而可能會變成一場災難。我希望孩子們都能相信點什么，在紛紜變化的社會生活中，在遭遇挫折和起伏時，仍然抱有信念，認清現實，勇于擔當。對個人來說，夢想是一顆希望的種子，讓它生根發芽，它會變成我們生命中真正奪不走的資源和財富；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億萬個人的共同夢想就是新一輪發展最好的起點。

　　中國文學最早走出國門，

　　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之一

　　沒有改革開放30年，就不會有今日莫言獲獎

　　南方日報記者：讀了總書記十八大報告之后，您有什么樣的總體感受？

　　李敬澤：我覺得這次十八大報告充滿新意，為未來中國的發展確定了方向。比如說，報告中提到未來十年的目標，正式宣布2020年實現GDP(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這一點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因為它是將GDP與國民收入直接掛鉤，讓民眾能充分享受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意味著我們國家在發展思路上一次大的轉變。黨的十八大還提出了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目標，這與十七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大決定，從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日報記者：前段時間，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令國人為之振奮，對此您曾指出，莫言獲獎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所取得的一個標志性的成果。在您看來，這個獎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系？將會對中國文學未來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李敬澤：雖然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對作家個人才華和創造力的褒獎，但是，我們衡量文學和文化的發展狀況以及成就時，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眼光。如果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現在的莫言。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當代文學可以說是從一片廢墟中起步，從原先高度封閉、荒涼、貧瘠的狀態，到重新解放思想、打開感官，擺脫僵化束縛，創造性地運用全新的語言，去書寫和表現中國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和國人煥然一新的生活經驗。文學是最需要解放思想的，這3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走過的道路，與中國解放思想的歷程息息相關，同步向前，沒有改革開放，難以想象，今天中國文學的面貌如此多姿多彩，至少有十位以上的優秀作家，能站在與世界文學對等的平臺上，坦然地展開國際交流和對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得到這個獎，有助于我們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理想中的文化繁榮是“萬類霜天競自由”

　　南方日報記者：您提到，中國作家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就是身處變革的時代，生活為文學蘊育、提供了無窮無盡的資源；另一方面，如今文學邊緣化、多元化、商業化等特點也日漸凸顯，在您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當前面臨的歷史任務是什么？

　　李敬澤：我一直不太贊成一種說法，就是文學“邊緣化”，或者說“中國文學走下神壇”。在我的觀念中，文學本就不該待在神壇上，而是應該處于它原本所屬的位置。在中國，文學的確被賦予了令它不堪重負的意義，長期被讀者視為精神信仰來源。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提供信仰并不在文學藝術的功能范疇之內，它的職能之一，是幫助讀者實現自我認識。在當下，中國社會生活處于急劇變化之中，國人因壓力而感到疲憊和莫名的焦慮，這是社會轉型期一種常見的現象。人們渴望從文學藝術中獲得某種緩解和共鳴，并從中認識自我和世界，如果從書中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他們可能就會對作品感到失望。

　　相對于歐美國家較為恒定的社會結構、生活形態，變革中的中國呈現出五光十色的絢爛圖景，生活每一天都在書寫壯闊的史詩。當然它也給作家們增添了難度，怎么去面對、去把握如此復雜的生活經驗，如何沉著、深入地去刻畫今時今日中國人的心靈？這的確是當代中國作家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

　　南方日報記者：您對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期待是怎樣的？

　　李敬澤：文化與經濟不同之處在于，它的大繁榮、大發展是沒有硬性指標可以衡量的，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種“狀態”，而非用數字、指標進行量化。在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狀態是開放、活潑、自由、充滿生命力，大膽地進行創造，就像“萬類霜天競自由”所描述的景象一樣。而反觀我們這些年來歷史的軌跡，可以發現，中國文學一直在朝著這個目標邁進，這一方面歸功于黨和政府對文學藝術的關懷和扶持，也要感謝所有的藝術家還有讀者，他們都為此付出了許多努力。我希望作家們能勇于開辟新的天地，拓展文學藝術的想象空間，走到哪里，繁榮就跟隨而至，這才是文學家應該做的事情。

　　文化“走出去”，也要“社會辦文化”

　　南方日報記者：您如何看待文學在中國文化“軟實力”中所具有的分量？對于更好地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擴大和提升中國文學及文化的輻射力和感染力，您有何建議？

　　李敬澤：文化具有滴水穿石、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本國的優秀文化藝術向外傳播，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當今世界主要的文化大國通行的做法，任何一個擁有文化抱負的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文化“走出去”上無所作為�？陀^說來，中國目前在國際上還沒有成為文化輸出大國，相對而言，中國文學在“走出去”方面，在所有藝術門類中，可說是最早走出國門、走得最遠的，真正進入了國外主流視野，是中國“軟實力”的主要體現之一。

　　近年來，我們國家在文化“走出去”上采取了很多強有力的措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比如說在文學作品的譯介、交流上�！白叱鋈ァ笔且粋�漫長的、復雜的、系統化和專業化程度很高的工程，不可能有什么一蹴而就的靈丹妙藥。首先，文藝工作者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不要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比方說，就作家而言，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動和影響本國的讀者，才能夠打動外國的讀者。

　　其次，實踐證明，推動文化“走出去”不能單靠政府大包大攬，而是需要在政府部門主導之下，借助和調動各方面的民間力量，合理分配、整合各種資源和要素，共同建立起一個有利于文化傳播交流的完善而有效的機制體系，也就是說，“走出去”也需要“社會辦文化”，要遵循文藝規律和市場運作法則。比方說，在中國作品譯介方面，最近我們國家借鑒外國經驗，采取資助方式，將翻譯、營銷等工作承包給專業出版和經紀機構，就被證明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期待廣東文壇成中國文藝先鋒

　　南方日報記者：您對廣東文壇尤其是青年作家群體一直都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您對廣東近年來文學藝術界的表現作何評價？有沒有什么建議和點撥？

　　李敬澤：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人口流動性很強，構成復雜、多元，反映在文學上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外來作家非�；钴S。這也反映出廣東當地的作協、文聯開放包容的胸襟和發現人才的敏銳眼光。對于廣東作協，我印象很深的一點就是堅持不懈地推出文學新人，最近連續三年都來北京召開“嶺南新實力”研討會，向全國推薦具有潛力的文學新人。在這些新人的作品中，可以讀到一種關于異鄉生存、關于漂泊的經驗，生動而真切。

　　據我所知，廣東有很多年輕人搞藝術、拍紀錄片、寫東西，雖然這些年輕人可能沒出什么大名，卻讓人感覺到廣東這片土地文化生態豐富，充滿活力。不少年輕藝術家在政府、文藝機構及社會力量的資助下，解決了吃飯和找工作的問題，夢想和面包能兼得，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廣東具有培育藝術種子的深厚土壤。

　　我建議，廣東文藝界眼里不要僅僅盯著那些已經成名的文學家、藝術家，這些來自民間的草根人群，他們所具備的文化內生力，是廣東文化建設實現長遠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同時我也期待，廣東文藝界能進一步發揚敢為天下先的廣東人精神，展現出更強的創新和探索精神，廣東是中國的經濟先鋒，我更期待廣東成為中國的文藝先鋒。

　　本版策劃：陳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