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夢與現實同構”——王充閭答《充閭文集》編輯問

王充閭近照

　　核心提示

　　《充閭文集》出版之際，作者王充閭與該文集責任編輯王亦言進行對話，他就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歷史散文的創作初衷與靈感來源、如何平衡官員與文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好散文”標準、古體詩創作以及今后的創作打算回答了編輯問。

　　創作靈感與原動力都來自豐富多彩的現實

　　編輯：這次《充閭文集》的出版，收錄了您的文學自傳，您談到了兒時讀私塾和后來接受現代教育的大量經歷與細節，而作為您后來走向文學創作的輝煌，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哪一方面對您的影響更大一些呢？

　　王充閭(以下簡稱王)：譬如建筑，二者是基礎與本體的關系，它們對于文學創作的支撐是相輔相成、互為作用的。如果硬是以“哪個影響更大”的語式來表述，還得說是現代教育對于文學創作的作用更為鮮明、更為廣泛，也更加直接，它所經歷的時間也最長。當然，對于身在中國的作家、學者來說，若要不斷創新、高張勝幟、擁有強大后勁，傳統教育絕對不容忽視。有人以“童子功”來概括，其實它的作用遠不止這一方面，它是基礎中的基礎，對于一個作家、學者來說，是終身起作用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講究學兼中外、會通古今，所謂以圓覽之功收會通之效。具有傳統文化與國學的雄厚功底，對于一個作家、特別是學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編輯：您潛心治學、精心創作，同時也留心世務、關注現實，您本人和作品都具有讓人清醒、冷靜的力量。特別是讀您的歷史散文，總能讓人清晰地看到對現實的觀照。那么，您創作歷史散文的初衷或者說是靈感來自于哪里？

　　王：我的文學之夢是與現實同構的�？梢哉f，創作的靈感與原動力，包括想象力、創造力，全都來源于豐富多彩的現實。人民的事業，偉大的改革、建設，是文學藝術的不竭源泉。2009年，我在北大中文系《關于歷史文化散文的現實期待》的演講中，集中談了這個問題。我談到，文學是歷史敘述的現實反應，在人們對于文化的指認中，真正發生作用的是對事物的現實認識。歷史是一個傳承積累的過程，一個民族的現在與未來都是對歷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問題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將歷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點和人生際遇、命運抉擇中的種種疑難、困惑表現出來，用過去鑒戒當下，尋找精神出路，這可以說是我寫作歷史散文的出發點。前人說，“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這種“原委”，有的體現在個人的行藏、際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濃烈的家國情懷，或直或曲、或顯或隱地抒懷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與見解。

　　我的歷史文化散文形成多個系列，像帝王系列、文士系列、女性系列、友情系列、愛情系列，等等。而每個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擺浮擱”式的機械組合，而是一種思想意蘊的步步延伸、層層遞進、逐步深化。比如，我寫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際遇、命運顛折，沒有停止在對本人個性、氣質的探求上，而是通過不同的篇章，從更深的層面上挖掘社會、體制方面的種因。歷史是精神的活動，精神活動永遠是當下的，絕不是死掉了的過去。讀史，原是一種今人與古人的靈魂撞擊、心靈對接。俗話說，“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這種“替古人擔憂”，其實正是讀者的一種積極參與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對于古人的叩訪、審視，反過來也是逝者對于現今活著的人的靈魂拷問。每個讀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處、靈魂的底層，加以省察、審視、對照，恐怕就不會感到那么超脫與輕松了。

　　編輯：您曾身為官員，但是與您接觸之后，我們發現在您身上體現更多的是文人氣質，請問您是如何平衡官員與文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的？

　　王：雖然過去我也曾久歷官場，但從個性特征來說，我始終未脫文人習性、書生本色。當官也好，從政也好，無論進到哪一級，從本質上說，我還是個文人。像奶牛天生就是產奶的，文人無論在何等境遇下，總廢棄不了讀書、創作、治學。幾十年間，出版了近50部散文隨筆和詩詞集，大多是業余時間的產物。工作擔子很重，每天政務倥傯，百端叢集，除去“三餐一夢”，幾乎抽不出時間讀書，遑論創作、講學！為此，我對時間作了嚴格的劃分，八小時之內全身心地處理公務，絕不旁騖；業余時間、節假日，便沉浸在那片心靈的綠洲里，保持著心境的潔凈與寧靜，專心致志地做學問、搞創作。我珍惜每分每刻，努力避開各種世俗應酬和摒絕聲色之娛。即使凌晨幾十分鐘的散步，也是一邊走路一邊構思凝想；甚至坐車出行，我也要帶上一本書，一路上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連睡覺之前洗腳，雙腳插在水盆中，兩手也要捧著書本瀏覽，文友們戲稱之為“立體交叉工程”。

　　我很愿意與不同年齡段、不同學科、不同個性的文友交流思想，切磋學問。天南海北，學術界、作家群、教育界、出版界中，有許許多多傾心相與的朋友，這對于保持一種云水襟懷、書生本色，大有益處。

　　好散文既是一種精神創造又是一種文化積累

　　編輯：近年來，大眾閱讀趨向“散文熱”，名列暢銷書榜前茅的圖書絕大部分是散文作品，而且偏重“心靈雞湯”“勵志”，更有許多關注女性情感的“小妞文學”。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作品是否是“好散文”，也在文學圈內不斷引起熱烈的討論。請您從多年來從事散文創作的角度來談一談，如何判斷一篇散文是不是“好”。

　　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由于每個作家所持標準不盡相同，很難做出劃一的結論。這里只能說說一己之見。我心目中的好散文，應該具備審美的本質、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潛、意蘊的滲透，有識、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備詩性的話語方式和深刻的心靈體驗、生命體驗，體現主體性、內傾性、個性化這些散文文體特征；既是一種精神的創造，又是一種文化的積累。文學在充分表現社會、人生的同時，應該重視對于人的自身的發掘，本著對人的命運、人性弱點和人類處境、生存價值的深度關懷，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從更深層次上把握具體的人生形態，揭橥心理結構的復雜性。實際上，每個人都是一個豐富而獨特的自我存在。文學創作，說到底是一種生命的叩問、靈魂的對接，因此要從人性的角度深入發掘，具備深刻的心靈體驗與生命體驗，而不能滿足于一般的生活體驗。表現在具體寫作中，或者采用平實、自然的語體風格，抒寫自己達觀智慧的人生經驗，使人感受到廚川白村式的冬天爐邊閑話、夏日豆棚啜茗的藝術氛圍；或以匠心獨運的功力，展示已經隱入歷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滄桑，以嶄新的視角予以解讀；或以理性視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語言表達終極性、彼岸性的話題；或經由冥思苦想、藝術的煉化和宗教式的參悟，將智性與神性交融互滲，使疲憊的靈魂遐想渺遠的彼岸。

　　編輯：在《充閭文集》中收錄了您的古體詩集，這也許與您在少年時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有著很大的關聯。當下，許多古體詩作者抱怨缺少相對完備的自然環境和學習條件，影響創作的美感。在后現代的今天，古體詩創作的未來有怎樣的愿景？它的生命力能否在新的人文環境中煥發？

　　王：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當前大體上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簡言之，分樂觀與悲觀兩派。持樂觀論者，滿足于眼前古體詩詞創作的轟轟烈烈，隊伍龐大，數量山積，認為今后發展將成取代新詩之勢；　悲觀論者則恰恰相反，對于古體詩的前景并不看好。我是寫古體詩的，也可以說，熟練地掌握了它的創作手法與規律；而對于新詩，則從未涉足，也并不怎么欣賞。這樣說來，我似乎是支持古體詩的了。不，正由于我太懂得與熱愛古體詩了，因而深知它的難處、它的困境，或者說無法擺脫的末路。聞一多先生說，詩到唐時盡。意思是今天已經不可能再有好的古體詩了。這話有些絕對以至武斷——不要說宋代以至清代，就連晚清、民國年間也還有大量優秀古體詩人；但不能說此言完全沒有道理。因為時移世異，環境、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不僅缺少那樣潛心創作、刻意推敲、具備深厚學養與靈思妙悟的出色詩人，而且也沒有那樣的讀者群了。試想，在后現代的今天，身處“讀圖時代”，面對浮躁氛圍，莫說是古體詩，連真氣彌滿、意蘊充盈的散文和小說都難得有人欣賞。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并非詩的時代，至于古體詩就更難說了�，F在，鋪天蓋地的古體詩，數量確實可觀，但質量卻沒有跟上去，許多只是勉強湊韻，了無詩味，不過是自娛自樂而已，令人不敢恭維。

　　計劃圍繞國學經典和古代學術大師寫些文學隨筆

　　編輯：您可否談談今后的創作、研究打算？

　　王：關于我的文學創作，有的知名學者提出“系統工程”的論斷。不過，就我幾十年創作歷程的實際觀察，許多作品的產生，事先并沒有統一擘劃，往往是隨機出現的。比如那部代表性著作《逍遙游——莊子傳》，就是2012年接受一項重要創作任務的產物——當然是在多年學術積累之上產生的，否則也難以完成。也許，今后還會有類似情況。事實上，一般性的文學作品，不同于學術著作，也很難事先有一個像巴爾扎克“人間喜劇”那樣的統籌規劃。過去衡文，有“文章自古無憑據”的說法，作文何嘗不是如此！興之所至，靈感襲來；或者擔子壓肩，集中突圍；或者“重賈余勇，再作馮婦”，都是常有的事。當然，計劃中的寫作與研究還是有的，比如，我就想圍繞國學經典和古代學術大師寫些文學隨筆，像文集中所收錄的寫《周易》的《生生之謂易》，寫孟子的《遺編一讀想風標》等。這樣，在20卷之后，每一兩年還可望再推出一卷，接續地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