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魯迅，不要“看到一點就寫”

———訪魯迅研究專家、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王錫榮

　　2016年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五周年暨逝世八十周年。自年初起，各地與魯迅紀念有關的活動就陸續開展，較有影響的就有中國美術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只研朱墨作春山———紀念魯迅逝世八十周年美術展”、話劇《大先生》的首演、“茂林嘉卉———上海魯迅紀念館藏版畫精品展”、復旦大學舉行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從魯迅傳統看中國與世界”高峰論壇等，預計各類紀念活動將在9、10月份達到高潮。從學院派專家們對魯迅著作的研讀，到藝術領域對魯迅多方面藝術成就以及魯迅精神的致敬，魯迅展現著他超越時代的精神感召力和生命力。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魯迅依然是一個隆重而深刻的話題。那么，今天我們紀念魯迅，究竟有何意義？　魯迅的哪一部分是當下的我們最值得學習的？　該以怎樣的態度去思考魯迅精神傳統？　帶著這些疑問，記者日前采訪了上海魯迅紀念館原館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王錫榮。

　　走上虹口體育場體育局所在的二層樓，王錫榮推開一間門口沒有掛任何標識的辦公室。一進去，里面別有洞天，幾個工作人員正在資料文件叢中忙碌著，陳列柜展示著好幾尊魯迅塑像，四面墻上掛滿了魯迅一家三代的各種合影、魯迅畫像等。那里是魯迅孫子周令飛主持的魯迅文化基金會上海辦事處的辦公室。王錫榮在這個基金會擔任高級顧問。王錫榮自1976年從上鋼五廠借調到復旦大學的魯迅著作注釋組，開始與魯迅結下不解之緣，到前年從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職務上退休，現在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從事魯迅相關課題研究，距今正好整整四十年�！拔乙簧�最好的年華都用在魯迅研究上面了，”王錫榮說，“能從事這份工作，把興趣與事業結合起來，是幸福的人生。我覺得非常值得�！蓖蹂a榮不愿多談自己的生平，連說“太平淡了”，但提到他熱愛的魯迅研究事業，談到他手頭正在從事的學術課題，他卻打開了話匣子，對各種文獻資料、現狀潮流，如數家珍。

　　讀書：一代代讀者閱讀魯迅，從魯迅著作、生平中得到與自 己及所處時代直接相關、相呼應的收獲與啟發。您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我們應如何看待魯迅？

　　王錫榮：進入二十一世紀，包括“全球化”、“世界文學”等概念的理論已成為學術研究的普遍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下，回過來看魯迅，當然，我們會說，魯迅也有他的局限性，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沒有電腦、互聯網，所以魯迅有其知識、見解上的局限性并不奇怪。但反過來，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一個人的歷史地位由其所生活的時代來決定。魯迅也不例外。今天我們看到魯迅的某些局限與不足，應該抱著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不用大驚小怪，更應看到魯迅對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實際上，魯迅對我們當下的深刻意義，還值得我們不斷咀嚼。

　　現在魯迅研究界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比較明顯的一點，是普遍存在的浮躁的學術風氣。不少研究者可能具有更新的理論視野與個人觀點，但往往對過往的文化積淀、歷史背景未好好消化理解，為了把魯迅研究與時代相結合，試著走捷徑，急于以新觀念來對過往的文化積淀加以消解。我們可以對魯迅作品與魯迅思想精神加以吸收，批評，也可以揚棄，但必須要在吃透歷史、充分了解文化積淀的基礎上再來下評判，才有發言權。有些在網上很活躍的人，不屑于或懶得去下死功夫，就像魯迅批評過的：“看到一點就寫”，對一些偶然看到的東西就以為是新發現，就大驚小怪起來，其實是人家早就談論過好多次、分析得很透的東西。

　　比如，1932年“一·二八”戰爭期間，魯迅日記有幾天連續寫著“失記”，有人在網上說，這幾天的“失記”包藏著一個大秘密。實際上，1970年代初，香港有一個胡菊人，就寫了一系列文章來探討這個問題。胡菊人認為這一星期魯迅“失記”，是因為魯迅有不可告人之事，他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不知作了什么事云云。當時香港有位作家叫張向天，也在香港《文匯報》上寫了一系列文章進行詳細分析和批評。張向天分析，從背景上看，魯迅沒有這可能性，從日記文本上來看，魯迅沒這個必要性。從過程分析上沒有任何證據可證明魯迅作了什么不可告人事。應該說這件事，從張向天寫了這系列文章后，事情已經比較清楚了，胡菊人也沒有作任何反駁。后來，大陸陳漱瑜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對此事作了回顧與介紹。我在2002年《魯迅生平疑案》中也專門對此事作了考察并加強了論證，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魯迅要隱藏些什么，他干嘛要寫“失記”？　他隨便編一點內容不會嗎？　光從這一點來作“黑暗推理”，是很可笑的。其實，他們還沒有發現，魯迅還有一天根本就沒有記。2月1日到5日是“失記”，而1月31日的日記根本沒有。如果他們發現這一點，豈不要更加大驚小怪了？其實，就是漏記而已。原因呢？當時魯迅挈婦將雛匆忙離開家，拿了些衣服就跑路避難，根本沒法去拿筆墨之類物品。而在避難中，窗戶用棉被蒙起來，不敢開燈，因此沒有記日記。后來到了安全地帶，再來補記，也是記在別的紙上，回家后再抄到日記本上。魯迅多次外出避難，為什么日記還是這么干凈整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這七天他確實沒有記，這正好說明魯迅沒有造假。推斷魯迅這七天“有不可告人之事”，這事本身夠荒唐。日本早前有一個叫南云智的人，也曾寫書專門談魯迅日記，提出了和胡菊人相似的觀點。到了現在，居然在一些人那里又“新發現”這個陳谷子爛芝麻了。實在讓人無奈。

　　類似的情形太多了。有人說魯迅托庇于日本人，所以從來不罵日本侵略。其實，我統計了魯迅抨擊日本侵略的相關文章，達到九十五篇！　還有不少公開的抗日聲明、宣言，有些人居然都不看而敢那么說。再比如，魯迅在上海住的地方是否租界的問題，竟也有人爭論。實際上，魯迅在上海一共生活九年多，住在景云里三年，北川公寓三年，大陸新村三年多，這三個住處，都不是租界，而是“越界筑路”，俗稱“半租界”，所以魯迅把自己的書齋叫作“且介亭”。這都是陳年百代的老生常談了，可是，有一些知名大專家，至今還在說魯迅住在租界里之類的話。還有一些知名專家，說“魯迅在上海買這么好的大房子”云云，其實魯迅從來沒在上海買過房子，都是租或“頂”的。這對學術界來說本來已經是“常識”，卻也成了需要一再“辨正”的問題。對一些原始文獻不去細讀，對先行研究成果不去探究，僅憑一點感覺就寫，這種浮躁的學風，現在有一點蔓延的趨勢。

　　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當前有一些嚴肅的研究者，對魯迅也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但有時候卻會照搬魯迅那個時代的環境、條件，拿到今天來對號入座。比如有人說到魯迅的現實意義時，拿魯迅面對國民黨的方式來做文章，認為現在仍然很合適等等。這是忘記了時代條件的變化。當時的政黨、團體、社會情狀，與現在社會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能簡單化地套用？還有些人本身很尊重魯迅，但有意無意地把魯迅的價值弄成了“好玩”，或許目的本來是為了引起當代讀者對魯迅的興趣，但這樣的做法是有害的。魯迅的實際生活一點也不“好玩”，1936年魯迅說過，他身邊的青年已經有三十多個失蹤了，當時“左聯”有材料統計的。環境很殘酷、很險惡。讓魯迅只剩下了“好玩”，這樣的理解消解了魯迅的深刻性。

　　讀書：您如何看待魯迅？

　　王錫榮：我認為，魯迅當然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這個是歷史的定評，不可動搖的。這在國際上也是公認的，顛覆這點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魯迅當然是獨立特行的人物。他肯定也有性格弱點、思想局限。但我們沒必要專門研究魯迅的缺陷———那不是我們對偉大歷史文化人物所應當下功夫之處，看到魯迅的不足也沒必要像發現新大陸。我們應更關注魯迅精神思想中閃光的東西，對人類有意義的地方。為什么俄國人從不否認托爾斯泰？　為什么英國人不罵莎士比亞？　一個民族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精神養分，更好地發展民族文化�，F在風氣浮躁，有人喜歡從反面來看魯迅，找缺點，任意解讀為己所用，以為是獨到發現。這種心理是不健康的，殊不知，“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也有些人是借魯迅來說自己的話。我們可以借鑒魯迅，得到啟發，但不能曲解和任意發揮。最基本一個原則，必須從魯迅基本文本、史實出發，不能去想象、編造，更不能強加于魯迅，把不是魯迅的說成是魯迅的。

　　讀書：您常常提到，我們不光要從文本研究魯迅，走近魯迅，也要關注魯迅在影視、話劇等藝術領域的當代解讀。最近，話劇《大先生》 在京演出，獲得很高的評價和關注，劇本得過老舍文學獎優秀戲劇劇本獎。您對這部話劇有何評價？

　　王錫榮：我看了話劇《大先生》的首演，確實有不少好評。有很多可以引起我們思考之處，在話劇的表現形式上也有所創新。但我認為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該劇完全是借魯迅的名義澆自己的塊壘�？梢哉f，劇中我們更多看到的不是魯迅，而是劇本作者李靜。大段大段的臺詞與魯迅無關，僅在幾個地方引用幾句魯迅文句，也不是貼肉的話；第二，讓我吃驚的是，該劇甚至還讓魯迅向周作人道歉，這簡直……創作者搞了一個小技巧，字幕只打英文。臺詞里并沒有“道歉”一語，而英語的字幕上卻出現了“apologize”，不仔細看的話，很容易忽略。魯迅要向周作人道什么歉呢？　是在應和坊間流傳的謠言嗎？　話劇還否定了魯迅參加左翼活動的意義，這更離譜；第三，情節設計上、基本技術方面也存在一些低級錯誤。比如劇名《大先生》，可是劇中并沒有人稱呼魯迅“大先生”，全是稱“魯迅先生”，劇名落了空。網上有一位外國人發問：為什么魯迅研究界對此劇“集體沉默”？依我看，這也是當前思想文化轉型期的一個現象。魯迅研究界并不是沒有見解，更可能是沒有合適的條件說，或者嚴肅的學者不想輕率發表意見吧。其實又何妨眾聲喧嘩、各抒己見，不過不要以為除了叫好再沒別的了。

　　讀書：您現在在上海交通大學主持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有什么新進展、新發現嗎？

　　王錫榮：我和項目組近年來在手稿學上下了不少功夫。最初我是抱著開展文獻整理、更細致了解魯迅手稿狀況，以及重編《魯迅手稿全集》等初衷來研究魯迅手稿的。但當我們聯系了國內外學者，真正開展起魯迅手稿研究之后，發現魯迅手稿研究的意義遠不止這些。手稿不僅顯示出魯迅的創作過程、意義提煉過程，還顯示出魯迅文化生涯中思維方式、生活狀態、身體健康等的變化。此外，我們發現，以前人們對“手稿”這個概念的理解太局限了，僅僅理解為創作文稿，其實手稿學是國際上一門新興學科，蘊含在一個更大的學術框架———“文本發生學”(或“文本生成學”)之下，還與�？睂W、版本學等等緊密相連。文本發生前的準備、構思、閱讀、文筆歷練；文本從初次產生到成為印刷品、書刊，再到作家或編輯的反復修改，甚至包括電腦寫作產生的痕跡等，都將成為研究對象。從理論框架、文本發生，到寫作與計算機的關聯等一系列跨學科的研究正在快速發展中。而在中國，“手稿學”剛剛被提出來，我們可做的事情很多，在淺層目標上，可對作家手稿開展意義分析，比如朱正先生對魯迅手稿的研究《管窺》《跟著魯迅學改文章》等研究成果已引起學界關注。目前上海交大剛剛建立的“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在國內屬于首家手稿學專門研究機構，有很多有價值的發現。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中國的手稿學理論框架，同時重新編一部最新的、最全的《魯迅手稿大全》，除收入以前的創作、書信、日記，還要收錄魯迅翻譯手稿、古籍石刻整理抄本，甚至他早年在南京水師學堂、仙臺醫專求學時的課堂筆記等，只要是魯迅手寫下來的文本，都將被收入，將有更大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