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一個實踐主義者的視野

　　去年年底，活字文化推出了一套由北島主編的“視野叢書”，甄選了作家張承志、韓少功，學者李零、汪暉，藝術家徐冰和評論家李陀，以筆記散文為主調，以各自的閱歷和寫作，展現出他們在近幾十年時代潮流中的變化，以及對時代和歷史做出的思考。雖然北島在序言中稱，將這幾位不同領域的文化人物聚在一起以形成對話源于自己的“突發奇想”，然而這幾位作者經歷上的相似——他們幾乎是一代人，都經歷了從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到新世紀時代的劇變，都曾“當過工人、農民或軍人，每個人都和土地息息相關，和底層社會息息相關”；以及他們在不同坐標上對自己思考脈絡和成長經歷的梳理；都清晰地顯現出編者深思熟慮的潛藏用心：希望在這些既相似卻又文意歧出的思考和對話中，呈現出我們歷史與時代的復雜性，在梳理我們為什么一路走到現在并思考如何走向未來的過程中，嘗試著打開知識和思想的視野，啟發更多對現實世界想象和思考的可能。這大概也是這套叢書所以稱為“視野”之所在。

　　六本書各具特色和分量，其中文體最為復雜的，當屬韓少功的《夜深人靜》。這本堪稱他個人心靈成長史的書以“少年”、“鄉親”、“天下”、“書卷”、“心魂”五章為區分，對應了他生活的經歷，卻并不以作家的非虛構敘述和寫作時間為主線。里面的文字既有小說也有散文，摘錄自他不同時期作品如小說《爸爸爸》、《馬橋詞典》、《日夜書》，散文《山南水北》，隨筆《革命后記》、《暗示》等等。一向因為糅雜文體而被評論界討論的韓少功，再次以糅雜的方式拼出了他的精神成長歷程：少年眼中“文革”的混亂；知青勞動生活的艱苦與精神生活的活躍，以及他們對農村的啟蒙和農村對他們的啟蒙；農民可愛與可悲的復雜性；社會轉型之后人們價值觀的混亂，以及知識界發生的分野；在世界視野里重新看待中國和世界：我們的道路應該怎么走？其中既有生動形象的感性故事，也不乏思辨色彩和抒情文字。

　　所有的故事和思想均來自于韓少功的經驗，他說自己的寫作必須源于親身經歷，“這是我的寫作美學，真正能夠調動我情感的、讓我豐沛地去寫作的東西一定帶有親歷性，完全虛構的東西，無關痛癢的東西我激動不起來�！倍�他認為，真正的思想一定出自生活與實踐。

　　這樣的說法我們很容易在書本里的左翼文藝理論中找到對應，對韓少功而言，卻實打實是從實踐中得來。

　　因為這樣的寫作理念，使得他的寫作始終扎根于鄉村與革命，圍繞他熟悉的一切挖掘過去與現實，并一再試圖解答生活提出的拷問。在《夜深人靜》座談會上，評論家李陀總結：“韓少功的寫作兼顧兩個復雜性。一是中國歷史的復雜性，特別是以中國革命作為主潮的這部分歷史的復雜性，這是他的寫作一直貫穿的主題。再一個就是對應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他的寫作是試圖認識、解剖、分析中國社會的復雜性�！�

　　被稱為“中國作家中最有思想的”韓少功，每年有半年的時間都生活在湖南鄉村，每天勞動、寫作，和農民們在一起。村里人有個什么大事也喜歡找他商量。他覺得和這些底層的三教九流的人們打交道特別有收獲。他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品《山南水北》寫的就是這里，書在村里傳開，不少人喜歡，也有人疑惑那里面寫的人是不是自己。

　　然而并非韓少功的書農民們都愛看，“有些東西我不是寫給他們看的，和他們形不成對話�！彼�說。雖然作為有意無意受到“文藝為工農服務”影響的一代人，韓少功在面對農民寫作的時候，嘗試了很多接近他們的語言和寫作方式，但他說，自己不會成為趙樹理那樣的“人民作家”。

　　身處一個復雜的歷史當中，身處一個復雜的時代，“我經歷過的這幾十年，如果我們對此不發什么言的話，或者保持一種沉默、含含糊糊、人云亦云的狀態，也對自己交代不過去，我需要面對這種復雜性，挑戰自己的智力�！�

　　一個作家，用他的經歷和寫作，將一個時代的變化和自己的思想變化和盤托出，韓少功覺得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責任。然而，《夜深人靜》卻在等待，與讀者形成對話。

　　心靈史：真正可靠的思想是在實踐中摸爬滾打產生的

　　青閱讀：《夜深人靜》這本書稱得上是您個人的心靈史，編選的過程也是對您自己精神成長的一次梳理，這種梳理對您而言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韓少功：我覺得生活還是思想之母，雖然文學可以天馬行空，可以無中生有，實際上是最現場的那些動力激發你的靈感，最先播下來的種子是生活賜予給你的。我們這代人都受時代的局限，命運安排不是自己決定的。我覺得這既是我們的局限，也是我們可以信任自己，取得某種可靠性經驗的依據。我的思想不是完全從書本讀來的，是從生活中來的，生活和社會是我的學�！，F在我們的文科教育，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從書本到書本，用書本來產生思想。這個東西有時候不靠譜，一到實際中就煙消云散，不起作用。真正可靠的思想是從知和行的過程中、在實踐中摸爬滾打產生的。這是我們這輩人關注的，也是我們更多珍惜的。不管我們在書上讀到什么思想，要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都要還原到生活中去檢驗、消化。這是比較好的方式，所以我是一個實踐主義者。

　　青閱讀：說起您這一輩人，你們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80年代思想啟蒙、90年代的經濟浪潮直至新世紀跌宕起伏的時代劇變，人的思想和認識也在這種劇變中不斷改變，您自己對這種處在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感受深刻嗎？

　　韓少功：話分兩頭說，有些東西有變化，但有的東西也變得不多。比如上海有一個青年批評家，他看了我的《革命后記》，覺得其實從我上個世紀80年代的短篇小說《西望茅草地》到《革命后記》是一脈貫通的，根本沒變。他一說，我愣了一下，我想可能是。因為《西望茅草地》寫的是對老干部特別復雜的感情。那個主人公是當時的一個英雄，有一些可悲的毛病和時代的局限，當時寫他是愛憐交加，或者恨憐交加，是一種糾結的心情。在《革命后記》里回顧革命的歷史，其實也是很糾結的歷史，你會有很多的反思、批判，但是你不會像某些人一樣虛無主義地對待這一切，說過去的一切都是狗屎，那些東西我沒法認同。

　　所謂中國道路是很復雜的過程，它受制于很多歷史、時代的原因，這中間有很多難言的隱情和困難，我們經歷這一段歷史，會知道得比較清楚一點。比如有的年輕人會問中國怎么不早點搞市場經濟？怎么這么傻？其實我們就知道，像我16歲下農村的時候，農村是沒有化肥的，全國都幾乎沒有化肥。那時候的畝產量大概就是四五百斤，好一點的糧種，可以達到500斤一畝�，F在有雜交水稻以后，在南方正常的畝產大概是一千到兩千斤，大概有四五倍量的增加。光是這樣一個技術條件，等于中國多了多少耕地，多了多少資源，能養活多少人？我下鄉那時候在糧食供應都是岌岌可危、經常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那種市場經濟的風暴，那種貧富分化的動蕩、物價的動蕩是沒法承受的。那個時候計劃用糧，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地位高低都強制配給糧食，這是無奈之舉。其實50年代初我們曾經想搞市場經濟，那時候甚至還有股市、有證券市場，糧價也是放開的，后來搞了幾次不成功，《革命后記》里也描述了，當時我們對這些都是略有記憶的。

　　后來在我離開農村的時候，就有雜交水稻了，糧食產量一下子上升了，農民開始有富余產品，有富余勞動力可以轉移了：比如農民開始有雞蛋，因為糧食多了可以養一些動物了，然后拿雞蛋到城里換東西，比如糧票等。整個的市場經濟從那個時候開始活躍。但前提的條件是地里必須長東西，這個剛性的條件沒有的話一切免談。舉這個例子是說，我們從那個時代過來，對那段歷史復雜的感受，這也許沒有變化。

　　當然我們思考的重點隨著時代會有所轉移，比如有人說我80年代的時候是自由派分子，也對。那時候我們特別需要解決的是民族的問題、自由的問題、個性解放的問題，那些文藝方面的思潮我們都是很認同的，比如說現代主義，什么薩特的哲學、尼采的哲學，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粉絲，都狂熱得很。但到了一定的時候，當你的實踐隨著社會的發展接觸到一些深水區的問題的時候，你的思想重點又會發生另外的轉移，著眼點、著力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說在90年代后期，我已經是《天涯》雜志的社長。那時候我們內部也有很多爭論，比如關于教育要不要市場化的問題，醫療要不要市場化的問題，農村的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和市場化的問題。當時我有一些知識界的同行對社會弊端的批判我們都是很贊成的，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是真實的，但是有時候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會出現很大的差別，有不同的方案建議。比如有的說解決問題就是要徹底的市場化。當時我就覺得很懷疑：有錢就看病，沒錢就不能看��；有錢就讀書，沒錢就不能讀書，這樣對不對？我覺得不行，教育、醫療包括住房，這都是基本的人權問題，不能用一種市場的迷信來解決。這時候就發生了爭議。這也不是說我就改變了以前的東西，只是說我們思考的課題有所變化，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就討論新的問題，所以你說變不變這個東西很難說，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

　　獨自面對自己，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可能和天挨得近一點。

　　——韓少功

　　變化：生活提出來的問題你沒辦法回避

　　青閱讀：不過有些人還是覺得，在90年代以后您對很多問題的關注和認識上的變化，和80年代作為自由派的您對不上，您怎么看待這種變化呢？

　　韓少功：我關注的是來自實踐的信息，比如在90年代，一開始我們單位有兩個打字員，專門做刊物的錄入，后來有了網絡以后就發現不要那么多打字員了，文章都是拷貝過來的。我們要裁員減掉一個，她們也是臨時工。后來就不忍心裁那個要裁的小女孩兒，她家里7個人下崗，就她一個人還有微薄的收入，你不能讓她變成第8個。我說思想不是來自書本，是來自實際生活就是這個意思。像這樣的問題你就要思考怎么辦，那么多下崗工人的問題怎么解決，這里你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就是一個思考者的責任，而不是說我們從書本里面振振有辭地搬出一套理論來講。所以當時我們辦雜志是非常堅持這一點，他們說我們雜志的特征是文史哲不分家，大文學。其實我特別喜歡，或者特別愿意支持那種不脫離實際生活的思考和表達，不管你是文藝作品還是理論作品，我一聞就聞得出你這些東西從哪兒來的。生活提出來這些問題你沒辦法回避。

　　青閱讀：說到90年代的《天涯》雜志，我想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時的經濟風潮，在這個大沖擊下很多文學雜志潰不成軍，傳統的文化問題、文學問題變得不受關注。但是《天涯》卻在海南這個地方發出聲音，形成一個對抗潮流的文化、思想討論的環境，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韓少功：可以說我們在中國也是很幸運的，我們見證了、經歷了非常濃縮的，或者說特別豐富的問題。比如我們經歷過計劃經濟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弊端我們看得很清楚。突然猛烈的市場經濟撲過來了，我們在這中間有很多深刻的、實際的經驗和體會。這樣的時代不是說總會遇到，有時候我們跟國外的同行聊起來他們很羨慕，說你們怎么什么都有？當然你身在其中有時候也是不舒服的，你會覺得很困擾、很煩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方向感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該怎么應對這樣的壓力。但是回頭看，正因為有這樣壓力的存在，你的思想不能惰怠，你有幸利用這些壓力成為思想前進的動力。

　　比如當時海南出現了色情行業，我記得對女性人權的維護曾經是知識界同行義憤填膺的事情，“文革”的時候一個黨支部書記利用權色交易，凌辱了我們的階級姐妹，大家非常痛恨和氣憤，怎么換了一個邏輯以后，同樣是一種權力的占有，變成有人歡欣鼓舞的事情了？我說這個東西(賣淫)有問題，人家說怎么有問題，這不是自由嘛？我說如果人出賣自己的肉體可以是合法的話，那么出賣自己的器官也應該是合法的，那么出賣我的自由是不是合法呢？像以前的殉葬，出賣自己的生命算不算合法呢？這個邏輯推下去有問題啊。所以在中國，在短短的幾年里，或者十幾年里，這樣的問題密集地來沖擊我們，迫使我們思考，像魯迅說的那樣側著身子作戰，后面這個東西還沒有理順，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擠壓在你的面前了，而且這兩個問題之間有沒有關系，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都需要你冷靜地判斷，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

　　我經常鼓勵朋友，陽光明媚的時候螢火蟲就沒有用了，比如在文學很邊緣的情況下螢火蟲發光還有點價值，黑暗的背景能襯托你的光明。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完蛋了，就不需要我們了。所以在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做了一點小事就引人矚目了。其實事情本身沒有什么了不起，正因為這種聲音少，反而就引起了關注，這也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情況。當然我們還是初心不改，《天涯》當時對80年代走過的那一段思想歷程有初步的反思，我覺得我們是主動參與了一個再反思再啟蒙的過程。80年代初我們接受啟蒙的想象后，拿到實踐中來發現有需要補充、調整、重組的情況，我們做出了比較及時的思想反映。當時全國知識界很多的作家、學者、記者愿意參與到我們的平臺中來，能夠吸引他們，我覺得也是因為我們這種初心不改和他們有某種契合。

　　發聲：當災難發生時，有思想和知識的積累很重要

　　青閱讀：在當下中國的時代劇變里，除了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如今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還有技術層面比如網絡帶來的變化，作為一個作家、一個思想者，您對此是不是也很敏感？

　　韓少功：網絡是我們重要的手段，甚至是我們重要的組成部分。網絡中提供的方式，甚至網絡本身產生的新的生活、生產形態都介入到我們的思維和生活中。我在鄉下現在條件很好了，哪怕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光纖寬帶也能順利地抵達，我特別重視這樣的工具和手段。但它肯定有弊端，肯定有災難，現在人在適應一種新的技術的時候不是那么敏感，大部分還是麻木的。比如短信、微信已經坑害了很多人，但是大家不自覺，我們知識界對此的反應太遲緩，太笨。

　　會有很多人成為犧牲品，每個新技術都是這樣的，人類的老師一定是災難，形成災難以后人類才會警醒，撞了南墻才會回頭，才會出現大的調整。在這之前先知先覺的人、有識之士發出微弱的聲音不會被主流世界所關注和重視。工業化時代開始的時候大家是歡欣鼓舞的，蒸汽機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有了電就是天堂，后來一次大戰、二次大戰爆發到原子彈爆炸，巨大的事件發生以后，工業化時代各種各樣的問題、弊端出現，這才發現也不是那么美妙，我們應該做很多調整，大家才有了重新的認識�；ヂ摼W技術也是一樣。也許有人會覺得我在這方面比較悲觀，我只能是等待災難的發生，沒有災難的發生人類這個沒出息的群體不會做出足夠的反應。

　　青閱讀：在這樣一個時代，很可能你們經過思考發出聲音的時候會沒有人關注，甚至沒有人聽到，這個時候您還會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嗎？

　　韓少功：對，這種積累是很重要的。眼下看著是不解決問題，但是有思想和知識的積累，和到時候完全沒有思想和知識的積累，在兩個不同條件下發生災難，是不一樣的。如果有積累的話，發生災難人們的反應有很多可以憑借的東西，反應會更加理性一些，更加智慧一些，更加有建設性一些。這是我們的一種設想或者說信仰。當然，天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