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劍龍：詩歌激變之后

　　問    徐芳 答    楊劍龍

　　當代詩歌要么走入極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間接提倡口水詩、梨花體、羊羔體等過程中，呈現“非詩化”的狀態；要么走入極端的晦澀狀態，在故弄玄虛中天馬行空，在胡言亂語中不知所云，呈現出詩歌創作與閱讀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戲化的誤區，比如提倡用詩歌創作軟件進行詩歌寫作，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思考的。

　　手機與微信的發展，影響著當下詩歌的創作

　　朝花周刊：中國新詩孕育至今已近百年，詩歌傳播與生產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捷，在碎片化、電子化和移動閱讀語境下，寫作、閱讀和批評實現了即時性、日�；�和大眾化嗎？或者進一步游戲化、娛樂化，這才能夠“網紅”嗎？

　　楊劍龍：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其實無論“五四”時期如何反傳統，新詩仍然是建筑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基石之上的。中國現代新詩的詩人，比較杰出的都有很深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造詣，如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馮至等。如果從1917年2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8首始，中國新詩已經誕生百年了，“推倒重來”之說，顯然表達出對于中國新詩發展的強烈不滿，但是任何將一切推倒重來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文學發展的脈絡與傳統是難以割斷的，新詩百年的大廈推倒重建，呈現了破舊立新的激憤。

　　2000年，我曾赴廣東梅州參加“李金發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當時有記者采訪我，問及中國詩歌創作的困境問題，我當時的觀點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精力主要放在發展經濟，在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以后，詩歌一定會繁榮發展的，今天中國的詩歌顯然比16年前大大發展了，這與我們的經濟騰飛有關。

　　新媒體信息的開放性、傳播的便捷性、傳受的互動性，對于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文學創作向文學生產轉換，文學接受向文學消費轉換。新媒體時代的文學閱讀也有了重要的變化：閱讀淺泛化、圖像化、游戲化，成為了大眾文化流行的一種癥候。您提到的“碎片化、電子化和移動閱讀語境”大概也可歸入新媒體語境，現在的手機與微信的發展其實對于詩歌的創作與閱讀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影響到了當下詩歌的創作方式、閱讀方式。我現在創作詩歌常常用手機，在機場、碼頭、車站等候的時候，常常會用手機寫詩，表達一些瞬間的思緒與情感。手機微信群的建立，讓詩歌創作迅捷發布，或贏得點贊，或受到批評，形成了您說的“實現了即時性、日�；�和大眾化”。

　　當代詩歌創作呈現出的問題，一方面在于我們缺乏對于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深入研究與完美傳承，另一方面在于我們缺少對于西方現代派詩歌資源的細致梳理與合理借鑒。當代詩歌要么走入極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間接提倡口水詩、梨花體、羊羔體等過程中，呈現“非詩化”的狀態；要么走入極端的晦澀狀態，在故弄玄虛中天馬行空，在胡言亂語中不知所云，呈現出詩歌創作與閱讀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戲化的誤區，比如提倡用詩歌創作軟件進行詩歌寫作，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思考的。

　　詩人脫下了“法衣”，穿上了“布衣”？

　　朝花周刊：您怎么看詩歌在公眾中地位和形象的改變——詩歌回暖、詩歌升溫、詩歌繁榮，詩歌重新回到社會生活中來了嗎？在詩人與手機屏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詩歌與讀者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楊劍龍：網絡改變了信息的傳遞方式、人們的交往方式，也改變了文學創作與發布及閱讀的方式，網絡文學實現了諸多文學愛好者的文學夢，也造就了諸多網絡詩人。新媒體的發展進一步推進和拓展了這種狀況，不僅出版社、雜志可以造就作家、詩人，網絡，甚至微信也可以成就作家、詩人。

　　我們說“詩歌回暖、詩歌升溫、詩歌繁榮”都是對于詩歌創作樂觀的觀照，其實這也與“詩歌在公眾中地位和形象的改變”有關。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呈現出一種文學走向世俗化的趨勢，這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關，也與大眾文化的流行切合，從80年代文學創作的鐵肩擔道義的關注宏大敘事，到90年代文學的走入民間、關注私人化寫作，形成90年代文學整體上關注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態，忽視時代英雄業績的描寫；關注當下日常的瑣碎生活，忽視史詩性的宏大敘事；關注語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視典雅詩性語言的運用，這種傾向其實一直延續到當下。在這種語境下，詩歌的地位與形象的改變也是理所當然的，從整體上說，詩歌已經走下圣壇、走入民間、走進大眾，詩人已經脫下了說道的“法衣”或講經的“袈裟”，穿上了大眾的“布衣”，詩歌更呈現出平民化的色彩和大眾化的意味。詩歌既可以是陽春白雪的，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這也就被認為詩歌重新回到社會中來了，改變了以往詩歌被供在圣壇上與社會疏離的狀態。新世紀以來文化走向多元化，文學同樣呈現出多元化的色彩，詩歌同樣如此。

　　至于說到“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這也與中國20世紀文學整體上的啟蒙色彩有關。20世紀的文學家與讀者、詩人與讀者整體上處于一種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前者高高在上，后者俯首在下。21世紀的詩人與讀者已經擺脫了這種關系，詩人已沒有了承擔啟蒙的重任，讀者也不再是愚民、庸眾需要被啟蒙，詩人與讀者僅僅是寫詩者與讀詩者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互動的關系，因此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被空前拉近了。

　　楊劍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創始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