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師，魯迅是我的朋友

　　中新網4月1日電 據日本《東方新報》報道，日前，中國小說《兄弟》被搬上日本話劇舞臺。小說作者余華受邀赴日本觀看首演。在接受該報專訪時，他坦言：“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師，魯迅是我的朋友�！�

　　“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師，魯迅是我的朋友”

　　記者：您是第幾次來日本？

　　余華：第五次。有兩次是和朋友來旅游。

　　記者：日本人演中國故事，讓我覺得很訝異，您覺得外國人能理解中國的故事嗎？

　　余華：他們前年就在劇場演過，但是我沒有看成。這次我也是好奇來看看日本是什么樣的改編�！对S三觀賣血記》和《活著》在韓國也被改編成話劇搬上了舞臺，不過正好趕上有別的事情，沒有去看。

　　記者：您的作品被翻譯成外語在國外出版，您知道每個國家對您作品的評價是什么嗎？以及您有對這些評價做過比較嗎？

　　余華：去國外參加活動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外國的讀者。我覺得反應跟中國讀者很相似，他們對人物故事感受都是一樣的。

　　記者：我知道您曾經愛讀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日本作家的作品，您現在也喜歡嗎？

　　余華：還是喜歡，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師。2008年來日本，在文藝春秋為《兄弟》做宣傳的時候，我曾告訴過日本記者“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師”，日本記者都嚇了一跳，估計他們會想“怎么可能呢？你的小說寫的那么粗俗，川端那么優雅”，但是我想說，優雅的老師往往會培養出粗俗的學生來。

　　我是在1983年就發現川端了，一直迷戀他到1986年。但是后來我發現，長期迷戀一個作家，我的語言里就會摻雜他的風格，越寫越不對了，直到后來遇到卡夫卡。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作家。川端最早啟發了我，但又變成了我的寫作陷阱，在我深陷在川端陷阱里出不來的時候，卡夫卡從遠處走過來了，一把把我拉了出來，是卡夫卡救了我。

　　卡夫卡是我另一個老師，他沒有教會我具體寫作的方法，但他教會了我應該自由地去寫作，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剛才我在地鐵里看到北野武的廣告。北野武《座頭市》那部電影中，他給自己染成個黃毛，他就是那種“我愛干嘛就干嘛”的人，不管別人怎么說，我覺得就應該這樣自由地去表現自己。

　　但是現在反過來再去感謝的話，川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教會了我寫細部。細部很重要，一部作品的風格有可能粗狂有可能細膩，但無論是哪種，都必須要有豐滿的細部。所以最早當我入門寫小說的時候，我遇到的第一個老師川端康成，教會了我作為一個作家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必須懂得如何描寫細部，所以我很感謝他。

　　記者：我覺得您的寫作風格更像是魯迅，不是嗎？

　　余華：魯迅是我的朋友。我在書里寫過，我小學、中學不喜歡讀魯迅，等我讀上魯迅的時候，已經35、36歲左右了。那時候《許三觀賣血記》都已經出版了。后來才發現，還有那么一個朋友在遠處等著我，所以他不是我的老師，是我的朋友。

　　記者：您曾經說過您容易被絕望吸引，日本有很多作家都是寫著寫著就自殺了。您怎么看？

　　余華：我覺得他們這些人愛好太少。他們要是早上起來看籃球，晚上睡覺前看足球，就不會想自殺了，怎么也死不了。我就算準備要自殺，一看“媽呀，明天總決賽還沒看呢”，就會想看完以后再死吧�？赐暌院笙�，“算了，還要看明年的總決賽呢，還要看明年的歐冠呢�！�

　　記者：除了川端康成，現在的日本作家的書您也會讀嗎？

　　余華：我讀過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惡意》，寫的不錯，只是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村上隆的書，我也讀過，寫的很好。但比較起來，我更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雖然長期以來對他一直有種誤解，以為他和東野圭吾是一樣的作家，但后來讀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以后，發現他確實寫的非常好。

　　在村上的作品中，能讓我看到一些他的前輩日本作家作品中沒有的東西。從川端康成到三島由紀夫，再到島崎藤村、夏目漱石再到谷崎潤一郎，他們寫情緒寫的很好，但是人物的性格很模糊、感覺不鮮活，但我覺得村上筆下的人物活生生的。

　　記者：您對日本印象如何？ 您最喜歡哪個城市？

　　余華：我一直以來很喜歡日本。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北海道、京都、奈良、大阪等。日本的城市我都很喜歡，北海道有北海道的味道，東京有東京的味道。奈良我很喜歡，我喜歡的那些東西，他們告訴我那些都是游客不喜歡的。我特別喜歡奈良滿街亂七八糟的電線。我還想去奈良唐招提寺看看上面那個大屋頂。

　　“三部作品擱淺，正在做人工呼吸”

　　記者：您現在在哪里生活？

　　余華：北京、杭州兩邊跑。去年上半年主要是在杭州，下半年主要在北京。

　　記者：近幾年看到您出雜文，但是沒有長篇和中篇小說了。為什么呢？

　　余華：長篇還在寫，目前有3部小說寫了一半擱淺了，都處于昏迷狀態，我正在想辦法把它們救活，在給他們做人工呼吸，不知道哪一部作品先蘇醒過來。

　　記者：您能講講您創作一部作品是一個怎么樣的過程嗎？

　　余華：首先就是要把開頭、中間的關鍵點以及結尾想好，這樣寫起來比較順。跟設計一樣，三點成一線。啪，扣下扳機，這個時候就能夠射中。一般作家寫作的時候，可能開頭都想好了，但是往下寫的時候，中間缺了一點，往往會讓小說擱淺，就像我現在。

　　記者：比如說《兄弟》，我覺得開頭結尾完全是兩個世界了，您一開始就想到要這樣寫嗎？

　　余華：沒有。1996年就開始寫《兄弟》。但是寫著寫著又放棄了。2003年撿起來繼續寫，一下把它救活了。我覺得2003年寫《兄弟》是遇到了一個很好的狀態，在最應該寫的時候，寫了這部小說。如果我在1996、97年把它寫完，《兄弟》可能不是這樣，起碼《兄弟》的下部不是這樣。

　　和文革時代比，1996年的中國雖然變化已經很大了，但是和2003年比較，1996年的變化并不算什么。1996年—2003年7年時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是天意，正因為是在2003年寫，讀者才會在下部看到的更多。

　　記者：我看到網上有人評價認為：《兄弟》下部對社會的理解不夠深刻，《兄弟》出版至今，已經過去8年了，您怎么評價這部作品？

　　余華：《兄弟》出版至今，也就8年時間，現在對它下定論還早了一點。反正我就把我的理解給寫出來了，至于別人認為深刻不深刻，那是別人的看法。不過，我覺得用“深刻”來評價一個小說，它本身就不夠準確。文學作品不能用“深刻”這樣的詞語去評價的。好的文學評論里面是看不到這樣的詞語的，評論文學有它另一種方式。

　　記者：您最喜歡自己的哪部作品？

　　余華：我最喜歡的就是《兄弟》。因為我覺得這部書起碼對我來說，我認為是最重要的，而且以后也寫不出來。

　　當時《兄弟》下部出版時，有人認為我的下部是瞎編的，但其實是他們的生活環境，導致他們那樣去理解。我不是在反駁、批評。我覺得反駁、批評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只要這本書還在不斷被人閱讀的話，這本書就有它自身生命的存在。再好沒有人閱讀的話，作品的生命也就結束了。

　　我本以為文學界有大量的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只了解文學那些事情，只了解什么評獎應該給誰打電話。后來我發現，一些經濟學界的朋友也生活在象牙塔里。我指的不是經濟學家，是那些為掙錢搞基金的那些人。他們除了知道怎么去掙錢，怎么去做空做多以外，他們不相信社會是這樣的。但是反過來，有一些官員們，他們讀了這部小說以后，他們認為一點都不驚訝。因為他們每天早上起來看的新聞簡報里，全是這樣的。

　　到現在為止，再也沒有人認為《兄弟》下部不真實。當時對《兄弟》下部批評最多的就是說它內容不真實。但話說回來，小說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本來標準就是不一樣的。對我來說《兄弟》還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記者：您會有厭倦寫作的時候嗎？

　　余華：沒有。喜歡寫東西。我覺得只要不是天天寫，肯定不會厭倦。有些作家天天寫還不會厭倦，我覺得他們都是神人。

　　記者：不會有靈感枯竭的時候嗎？

　　余華：不會，只有生命有枯竭的時候，只要你寫，靈感就會源源不斷地來，關鍵看你寫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