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兒”鄧友梅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3月03日09:20 來源：光明日報 舒心

  　采訪手記

　　我曾多次在會議上遇見過鄧友梅先生。他總是拄著標志性的拐杖，斜挎一只小包，言必出“老年癡呆癥”。　　 

　　話是這么說，可鄧友梅給我的印象仍然是詼諧幽默，這位被譽為當代“京味兒派”小說代表人物的老作家，雖因視力不好多年不寫了，但他的作品在讀者的心目中卻一直生動著，活躍著。　　 

　　2012年拜訪鄧友梅時，我們談及了他連續擔任兩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以及對茅獎的評價，也談及了他對自己的創作感悟。他說，最滿意的作品還沒寫出來，如果有來生一定多寫好的。　　 

　　“投筆從勞”20余年后，鄧友梅重新拿起了筆，他曾暗下決心，活到老學到老，勤學苦練，緊跟風尚�？墒�，現在活到老了，卻沒能學到老。　　 

　　正為趕不上新潮而苦惱的鄧友梅，忽然發現已到了古稀之年，“可以進入被翻過去的一頁，沒人跟你較勁兒了！”　　 

　　就在竊喜之間，時光又倏地過去十年，如今85歲的鄧友梅或許早就熬到“身外無累，心中無事”的境界，瀟灑一點且糊涂一點，“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　　 

　　2016年1月16日，再訪鄧友梅。

 

　　波 折

　　鄧友梅只讀過4年小學，11歲從出生地天津回到故鄉山東。在黨的抗日救國號召和教育下，他12歲就參軍當了交通員。

　　只干了一年，趕上精兵簡政，部隊發給鄧友梅40斤小米和幾丈粗布，讓他復員。

　　鄧友梅只好又去天津投親。

　　天津街頭有租小說的，租一本小說一天收幾分錢。鄧友梅打零工吃飯，別的娛樂玩不起，租書還算能承擔，就讀起了小說�！堆θ寿F征東》《江湖奇俠傳》《舊巷斜陽》……幾乎碰上什么看什么。

　　有一次，街頭有打著旗招工的，不講條件也不要鋪保，鄧友梅見機會難得，求人家把他收下了，誰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做了一名勞工。

　　1945年，美國飛機把日本工廠炸毀了，沒活可干，日本人又把勞工送回中國，打算叫他們在日軍控制下的中國礦山勞動。鄧友梅在幾個大工人的帶領下逃出工廠，參加了新四軍。

　　最初，鄧友梅在連部當通信員，營長見他愛讀書，就送他去一所中學脫產學習，補文化課�？墒�，鄧友梅當兵當野了，穿一身軍裝跟老百姓的孩子一塊兒坐在課堂里念書，怎么也坐不穩當。碰巧軍文工團排戲，郭沫若寫的《李闖王》，其中有一個放牛小孩的角色，要求會說普通話。

　　文工團找了幾個小孩去面試，最終選中了鄧友梅。

　　放牛小孩的戲不多，沒戲演時，鄧友梅管小道具、點汽燈，更多的是幫演員提詞。提一次詞念一遍劇本，連提幾場后，就背下來了。

　　解放戰爭開始后，文工團開到前線做火線鼓動工作，不能正式搭臺演戲了，只能在戰場即興演出。部隊走路行軍時，鄧友梅就和文工團的戰友站在路邊唱歌數快板，看到什么現編現演。

　　新四軍文工團許多演員都來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戲，他們是專家，可沒干過火線鼓動，不會扭秧歌，更不會編快板。鄧友梅則靠自己提詞學來的本事試著干。

　　有一回，鄧友梅數快板被一個前線報紙編輯聽見了，他說：“喂，你編的這段還不錯嘛，把它寫下來交給我吧！”不久，稿子在新四軍內部刊物《歌與劇》上印了出來，這就是鄧友梅的處女作《國大代表》。

　　鄧友梅的第一筆稿費是一斤花生和幾個柿子。

　　此后，鄧友梅就常常寫個快板唱詞供即興演出，但那時的他沒讀過什么書，也不會寫文章，只是一心想當個好演員。

　　不料，十六七歲到了變聲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鄧友梅就只能又去點汽燈、管小道具了。就在他有點苦悶之時，遇到了一次機會調整，到了茹志鵑的班里。

　　日 記

　　在鄧友梅的印象中，不論行軍多累，茹志鵑都要寫完日記再睡。女同志集中住，她怕點著燈影響別人休息。鄧友梅一個人住在磨道里，單獨有盞燈，茹志鵑就湊到他那兒去寫。

　　“她(茹志鵑)嘴上也說：‘我寫我的，你睡你的好了�！�但她抽煙寫字，我沒法睡，就坐在一旁給她卷煙。她又說，你少睡點也可以，越睡越懶，利用這時間讀點書吧。就找出本書扔給我看�！本瓦@樣，鄧友梅慢慢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以至于后來，一天沒書可讀就會感到手足無措。

　　有一次，鄧友梅讀完魯迅的《野草》，茹志鵑就問：“什么地方給你印象最深？”鄧友梅背了書中的一段話：“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茹志鵑就笑：“明白意思嗎？”

　　鄧友梅說：“就是有兩棵棗樹�！�

　　“那為什么不說‘兩棵棗樹’，而要說‘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鄧友梅被問傻了。他沒想過為什么。

　　“這叫強調�！比阒均N解釋說，“有兩棵棗樹”給人印象不深，這樣一強調，讀者才會記住這兩棵都是棗樹。

　　鄧友梅說，這是他平生第一堂文學課。此后，茹志鵑鼓勵他寫日記，讓他往寫作上努力。

　　新中國成立后，鄧友梅在全國性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戰場日記》，《文藝報》在發表時把題目改成了《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

　　女 兵

　　新中國成立后，鄧友梅從部隊轉業，調到了北京文聯，在趙樹理手下工作。有一次，他問趙樹理：“您寫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順。我寫的東西怎么總有疙瘩呢？我該怎么改進？”

　　趙樹理回答：“第一，少用形容詞，多寫形象；第二，文章寫好后關上門，自己先大聲念兩遍。你念得順口，別人讀著就順溜，自己念著都結巴，人家讀起來也咬嘴�！�

　　1951年，鄧友梅參加赴朝鮮慰問團的創作組，發表了小說《咱們都是同事》，寫的是朝鮮女兵救助中國人民志愿軍傷員的故事。

　　寫好后，鄧友梅交給團長田漢審閱。田漢讀完后很高興：“小小年紀寫女人還寫得不錯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動，毫不概念化。八成是你心里有個人作藍本�！�

　　這篇小說刊登在北京文聯的《說說唱唱》上。不久到了“八一”建軍節，趙樹理讓鄧友梅再寫一篇小說作配合，鄧友梅趕寫出了第二篇小說《成長》，講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主要人物又有個女兵。

　　其實，在鄧友梅作品中出現最早而又重復最多的就是這個女兵形象。他從沒意識到這是“志鵑姐”的影子——

　　“我慶幸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沒請志鵑看這些作品�？戳怂�肯定不喜歡。我寫得不像，連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沒描述下來。我寫她永遠不會趕上王安憶�！�

　　連續發表了一些作品，鄧友梅對寫作有了信心。從此，他就往寫小說這條路上奔了。他覺得寫作不難，只要有生活，再從理論上補充點知識就能闖出路來。

　　于是，鄧友梅又猛補文學理論。這時他才知道，小說首先要注意主題的思想性，考慮作品的教育性，要體現時代精神……他按這些“規定”去寫，卻是寫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時間，一篇小說也沒發表。

　　“趙樹理、王亞平等人認為，我雖然有文學細胞，但文化根底太差，于是決定派我去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為講習所)學習�！编囉衙坊貞浾f，當時所長是丁玲，導師是張天翼。張天翼教給他觀察生活、捕捉題材和形象的技能，也是記日記。

　　進入文學講習所后，鄧友梅認真讀書，一天要讀上十幾個小時。講習所規定，如果不上課，每天閱讀書籍不低于5萬字，他每天都讀7萬字以上。

　　講習所沒有專職老師，學哪一門就請哪一門專家來講。比如講屈原，就請游國恩，學莎士比亞，就請曹禺。

　　學習外國文學時，必讀書目中有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后者是郭沫若翻譯的，作家和翻譯家都是名人，可是鄧友梅怎么也讀不進去，一看就打盹兒。他就在桌上放《浮士德》，抽屜里放一本愛看的武俠小說，一看所長丁玲走過來，就收起抽屜裝著讀《浮士德》。

　　丁玲很開通，她知道鄧友梅偷著看武俠小說，但并沒有批評�！岸×嵴f，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愛讀我就讀兩遍。對于作家來說，只有讀得進去的作品才會起作用�！编囉衙返捏w會是，讀書就像聽收音機，每個人都有他喜歡的頻道。

　　從文學講習所出來后，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發表在1956年的《處女地》上，接著被《文藝學習》轉載，引起文壇的關注，卻又因此被打成“右派”，轉送到遼寧盤錦地區去開墾荒山。

　　從此，鄧友梅22年沒再寫任何東西，直到后來的“撥亂反正”，他才又有了寫作的機會。

　　強 項

　　直到1976年，鄧友梅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

　　有一次，鄧友梅聽廣播，獲悉陳毅逝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難過。陳毅是新四軍軍長。他從小就在新四軍軍部文工團工作，與陳毅有感情，于是寫下了很多回憶性的文字。

　　恰好茹志鵑到北京開會，專門看望鄧友梅，看到這些文字，便鼓勵他改成小說。

　　小說改了兩遍，發表在茹志鵑擔任副主編的《上海文學》上。這部名為《我們的軍長》的短篇小說獲得了1978年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段時期，劉紹棠、叢維熙、王蒙等陸續回京，他們的激情創作和不俗成績成為當時的文壇一景。

　　在《我的寫作生活》中，鄧友梅寫道——

　　“中國人愛隨大溜，而文學就決不能隨大溜。王蒙寫意識流被注意，我就決不能跟著寫。就算跟著寫有點模樣了，人家說‘鄧友梅不錯，寫得有點像王蒙了’。我40多歲的人弄個像王蒙有什么勁？劉紹棠寫運河，我也不能跟著寫運河。我必須找一找哪些東西是他們沒有而我有的……我發現自己掌握北京語言，了解旗人生活狀態，和他們比，這是我的特長。我就試著用北京市民的心態語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試著寫了個《話說陶然亭》，發現反應甚佳。接著又寫了《尋訪畫兒韓》《煙壺》《那五》……”

　　經過衡量比較，鄧友梅琢磨出了自己的強項。

　　鄧友梅小時候生活在京津地區，常聽到漢族人說旗人愛面子沒本事，好吃懶做。北京解放初期，他曾參加過安排旗人知識分子生活的工作，被打成“右派”后又長期和幾位滿族朋友共同勞動。

　　鄧友梅漸漸發現，舊中國時漢族人對旗人看法帶有偏見——

　　“其實旗人的平均文化素質相當高。他們不僅會吟詩寫字，而且不少人在琴棋書畫、音樂戲劇、服裝美食等方面，學問很深。只因大清國皇上奪得天下之后給了他們一份特權：子承父職，生來有一份錢糧�！�

　　發現自己掌握北京語言，了解旗人生活狀態的特長后，鄧友梅試著寫了《話說陶然亭》，發表后獲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說獎；接著又寫了《尋訪畫兒韓》《煙壺》《那五》，成為文壇“京味兒派”小說的代表作家。

　　評論家認為，老舍之后用京味兒語言寫北京風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鄧友梅，他的語言特色是少用形容詞、成語，多以鮮活的生活語言入文，敘述語言得北京話的方言精髓而又用于無形，清爽利落，明凈單純，帶著北京人親切的民間聲口。

　　20世紀80年代，“京味兒文學”一度非常繁榮，然而近幾年卻有些蕭條。對此，鄧友梅的看法是，當時一大批老作家在“文革”中無法從事創作，他們有積累，有創作沖動，一旦條件寬松自然噴發出來。但在這些老作家之后，沒有了繼承者——

　　“我們這一代對老北京的氛圍比較熟悉，但我們可能是最后一輩人了，比我們小10歲的，解放時年齡太小，記憶比較模糊，而更年輕的人，他們生活的環境完全被改變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樣，他們寫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傳統的京味兒。當然，北京在發展，成為‘全國的北京’了，并逐漸轉為世界級城市，這也會造成其個性的喪失�！�

　　鄧友梅覺得，一個文學樣式隨時代發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現象，就像魯迅的雜文，后人再怎么寫，恐怕也無法寫出他那樣的精神氣質來了。而老北京的那種溫情，那種踏實，也隨之逝去了。

　　有 趣

　　鄧友梅擔任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和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會副主任，對于茅獎，他的評價非�？陀^——

　　“多數作品得不上獎，得獎有一定比例，也有個平衡，比如反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生活的都應該有所體現�，F在發表意見的平臺大了，爭論也會越來越多。不光茅獎，整個文學界都這樣，這沒有什么不好�！�

　　鄧友梅回憶起自己當年參與茅獎評選的情形——

　　“大家關在一個屋子里讀幾天作品，然后很直爽地發表意見，整個過程是民主、認真、嚴肅的，沒有人拉票。文學界很看重自己的聲譽，不注重物質方面的東西。在評獎方面，你想說服我，得有說服我的文學理由。對作品的不同意見那個時候也有，但不像現在這么多。記得有個作品，大家意見不一，后來就投票決定。好的文學作品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經得住讀者的檢驗�！�

　　一次茅獎評選中發生了爭論，有幾位評委拍著桌子說，如果某部作品評上獎，他們就辭去評委職務當即退席。鄧友梅說，我有點兒犯“癡呆”了，先休息一會兒行嗎？休息完再進會場后，他發話說：我想明白了，投票選哪個作品是評委神圣的權利，別人無權反對；當不當評委也是各位的權利，別人也無權反對；投誰的票自己決定，當不當評委也由各位自己決定，我一律尊重你們的選擇，上午的會到此結束，自愿退出評委的同志下午可以不來了。

　　結果，下午的評委會一個人也沒少。

　　鄧友梅既寫“京味兒”作品，也寫戰爭歷史作品，他覺得，自己在寫戰爭作品上花的功夫最大，但除了《我們的軍長》和《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兩篇得了獎，其他并無太大反響。相反，他寫的那些輕松有趣的“京味兒”作品，卻更受讀者歡迎。

　　鄧友梅反復思考過其中原因。他認為，讀者讀書首先要選有趣的，有趣才好看。他寫“京味兒”小說，首先是想怎樣把它寫得好看�！耙�把小說寫好看，就要寫你自己最熟悉的，與你的性格最易呼應又是你最易于表現的生活素材。生活內容復雜多樣，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寫小說�！�

　　鄧友梅說，最體現本質意義的才是最值得寫作的，但同樣的事物從不同的人眼里看來感覺卻未必一樣。

　　“張天翼同志讓我養成隨時觀察有趣事物的習慣。第一是有趣，但光有趣也不行，還要有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编囉衙氛f，在自己的所有小說中，90%是大路貨，只有10%才是自己特有的產品。哪篇小說寫得特別順，這篇小說故事的結構、情節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寫得順，說明醞釀得成熟。但在語言上要想寫出特點就必須反復加工認真修改。這是苦功夫。

　　“真正講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說，有一句廢話都很刺眼�！编囉衙氛f。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