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經之：深圳最適合做“現實學問”

▲文藝美學家胡經之。

　　去年年底，知名文藝美學家胡經之可謂“雙喜臨門”。一是五卷本的皇皇巨著《胡經之文集》正式面世；二是被授予“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稱號。近日，深圳商報記者來到已屆83歲高齡的胡經之家中，聆聽這位“中國文藝美學教父”、深圳學術文化界的“拓荒者”暢述治學往事。

　　胡經之最早提出發展文藝美學，率先開拓文藝美學，是我國文藝美學學科最重要的開拓者與創立者。1984年與知名學者樂黛云共同創辦深圳大學中文系，曾任系主任等職。其主編的《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影響較大的教材。著有《文藝美學》《文藝美學論》《中國古典文藝學》《胡經之文叢》以及《胡經之文集》(五卷)等。

　　提倡文化美學并非否定文藝美學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大家都知道您在國內率先開拓文藝美學新學科，最早在北大設立文藝美學碩士專業方向。而您也是師承楊晦、朱光潛、宗白華等名家。您是在怎樣的機緣下從事文藝美學研究的？

　　胡經之：我在北大的老師們當時是在美學并不很興盛的情況下研究美學的，他們當時并不能大張旗鼓地研究美學，直到周揚1958年來北大講課，那時大家才敢真正去研究美學。在此以前，無非就是個人興趣。首先我看了朱光潛的書，他講只有藝術才有美，大自然沒有美，于是我心里就犯嘀咕，疑惑為何大自然沒有美，所以我想看書，看看其他人怎么說。從1953年開始，我就看了很多“五四”以后的相關書籍，大概有二三十本，總沒解決心里的問題。等到周揚主動帶了邵荃麟、張光年、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五人來到北大，開設一系列“文學理論”講座，主題是“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美學”，我的研究興致就上來了。我首先從文藝美學著手�？墒俏业呐d趣也不光在文學藝術上，我還對大自然、人文現象感興趣。所以我要進一步從美學觀點來看文化現象。最后我又回到年輕時的題目：大自然究竟有沒有美？現在還沒有哪一種美學理論解釋得很清楚，我還要繼續研究，下來可能還要繼續寫文章。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文藝美學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一門新學科，當時您賦予了這門學科怎樣的內涵？

　　胡經之：我當時提倡兩個東西：比較文藝學和文藝美學，文藝美學是一門新學科，以前美學和文藝學并沒發生聯系的，文藝學的重心是講文藝怎么為政治服務，所有的理論都是圍繞為政治服務展開，政治性很強。理論以抽象的方式來為政治服務。但是不是這樣呢？我覺得文學藝術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層面。文學藝術還有其審美作用。文學藝術有它自己獨立的作用，可以為政治服務，也可以為其他方面服務，比如塑造人格精神世界，亦可以給人美的享受，我不反對從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來研究文學藝術，但不能缺少美學，而且比起其他藝術形式，文學藝術的審美作用更大。文學藝術要追求真善美，上世紀80年我提倡這點，大家都很擁護。此外，外國的東西我們也要學習，但是要把中國的跟外國的進行比較研究，這就是“國際視野，中國情懷”。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來深圳以后，最明顯的就是倡導文化美學。從文藝美學到文化美學，經歷了一種怎樣的思考？

　　胡經之：最早我是在廣州的《學術研究》上寫了文章，題目叫《走向文化美學》。接觸了很多國際文化現象之后，才覺得我們要面向現實，面向大眾文化，應該把我們的視野從文學擴展到文化。換言之，精英文化要研究，大眾文化也要研究，然后才能促使主流文化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率先將深圳大學中文系拓展成國際文化系。深圳大學的很多學院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傳播學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深圳大學大眾傳播系，國際交流學院是從中文系里的對外漢語專業發展而來的。國際文化系成為深圳大學學科的增長點。那時深大文科只有中文系、外語系�，F在的文學院又拓展為文史哲。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美學并不是要否定文藝美學。文藝美學對文學藝術還要做深入研究，但我認為不能只停留在文學藝術，應該有更寬的視野。文學藝術在文化里是比較核心的部分。后來，深圳成立了文藝評論家協會，我必須思考深圳的問題，必須面向深圳的現實，跟深圳的文化建設相結合。所以，我當深圳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的時候，我都要求深圳的文學藝術家們應聯系深圳的現實來創作、研究。當時，文化研究已經興起，我希望把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能夠做綜合研究。實際上，我的文化美學思想是：大眾文化是一塊，精英文化不能丟，主流文化走前列，三者協調發展，良性互動。要有不同層次的文化互動，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文化良性發展。沒有不同層次的文化互動，就會走向單一化。

　　深圳最適合搞的學問是“新精尖”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和樂黛云先生在1984年創辦了深大中文系，剛開始是否已有較系統的創辦思路，還是直接就把北大的上課模式復制在深大？

　　胡經之：上世紀80年初辦深圳大學時，錢穆的兒子錢遜就向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深圳大學首任校長張維院士推薦了我、湯一介和樂黛云，創辦深圳大學中文系和國學研究所。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半年在深圳，半年在北大。之所以請我們到深圳，張維講得很清楚，是要讓湯一介搞國學，但不能成立系，于是成立國學研究所。中文系由我和樂黛云創辦。張維明確講要發展新興學科，比較文學是新興學科，當時樂黛云還在美國研究比較文學，所以希望她回來搞。當時，我也提倡比較文藝學和文藝美學，路子較寬。我們確實也是這樣干的，把比較文學抬得很重要。說實話，最初幾年基本上是把北大的課照搬到深圳。因為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北大開什么課，在深圳就上現成的，把北大的老師請到深圳再講。我和樂黛云輪流來深圳半年。我們招的研究生在北大，也可以帶到深圳，還允許我們帶年輕教師到深大。章必功、郁龍余、景海峰、劉小楓都是我們帶來的。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湯一介和樂黛云后來都沒直接留在深大，而您選擇在此定居�？梢哉務勗�因嗎？

　　胡經之：當時我還沒下決心要在深圳停留下來，那三年飛來飛去之后，我就感覺到深圳這個地方好，我已經60多歲了，我認為深圳的整體條件適合我居住。但是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到了深圳還是可以搞學術，很多研究是我在北大開始撰寫，然后在深圳整理定稿。比如我在北大上文藝美學，帶研究生，出的書基本上是在講義基礎上進行歸納，實際上這些工作是到深圳做的。因為深圳條件好，在深圳不用花很多精力在別的地方，可以集中精力搞學術，我也不參加很多活動，平時看電視，別的時間都搞學問，所以我的《文藝美學》著述是在深圳定稿的。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有不少學者也認為，深圳的環境氛圍并不適合做人文學術研究。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胡經之：我剛來深圳的那一年，陳平原到北大讀博士生，是王瑤的第一屆博士生，我跟陳平原的老師吳宏聰相熟，所以陳平原就來看我，告知他要在北大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學，即近代文學，我說研究這一段文學史當然要到北京，資料集中，讓他安心在這里讀書。而我也告訴他，我要到南方了，我搞的學問在北京可以做，在廣州也可以做，但其時講這話心里沒底，畢竟能不能搞，我也不知道。經過這么多年，我體會到在深圳搞學問最適合搞的是“新精尖”，面向現實的學問。

　　簡言之，研究國際交流的新問題，深圳最好。我就要盯住深圳出現的新問題、疑難問題，因為變化太快，深圳出現的問題對全國有意義，先在深圳出現，過幾年在內地其他城市也出現了，大眾文化是這樣，環境問題也是如此。所以，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的學術重心已不是搞“大洋古”(即大項目、西方的、古典的)，而是面向現實的新問題，我的學術事業是“國際視野，深圳情懷，解決現實問題”，希望把這三者統一起來。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