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龍余：梵典華章譜新篇

▲郁龍余。(資料圖片)

　　剛剛從新德里世界書展歸來的郁龍余教授近日接受了深圳商報記者專訪，他高興地告訴記者，他與劉朝華博士合著的《中國印度文學交流史》、與朱璇博士合著的《季羨林評傳》參加書展，前者簽了英文版、印地文版的版權轉讓協議，后者簽了英文版、印地文版和泰米爾文版的版權轉讓協議。

　　郁龍余教授今年70歲，1984年從北京大學調入深圳大學，是深圳大學中文學科的奠基者之一，曾任深圳大學中國文化與傳播系主任、文學院首任院長，現任深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來，70歲正是學術壯年期，他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自勵。在潛心著述的同時，他不遺余力地為創建深圳大學東方學院而奔走呼吁，他認為這將是深圳和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不亞于60年前季羨林教授在北京大學創辦東方語文學系。

　　佛教東傳與泰戈爾訪華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印度文明與中國文明同為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國，《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是印度兩部史詩，成詩時間很早，但它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對于佛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至今知道這兩部史詩的中國人估計也不會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郁龍余：在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存在兩大不平衡：第一，中國接受印度影響多，印度接受中國影響少，出現了“中國譯印度經典一屋子，印度譯中國經典不滿一盒子的情況”；第二，中印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但印度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學卻極少傳到中國來。所以，《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大史詩并沒有在中國流傳。其中原因眾多復雜，但主要是宗教的排他性使然。

　　兩大史詩屬于印度教系統，是印度主流文化的重要內容，佛教徒視之為外道，對其諱莫如深。但佛經中“雜寶藏經”里的《十奢王緣》和“六度集經”里的《國王本生》，一講國王的太子羅摩流放期滿歸位，一講國王失妻得妻，合起來就是《羅摩衍那》的故事梗概。這兩則故事雖然經過佛教徒的改造，但在大史詩的研究中有很高地位，是《羅摩衍那》在國外的最早譯介，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重視。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印度文化第二次成席卷之勢影響中國可能就是詩人泰戈爾了。泰戈爾曾三度訪華，均引起轟動。他在中國如此受歡迎，是因為諾貝爾獎的效應，還是他的詩作正好符合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或中國人的審美習慣？

　　郁龍余：你說得很對。印度文化第一次對中國的大規模影響，是佛經翻譯帶來的；第二次則是由泰戈爾熱帶來的。泰戈爾在上世紀20年代曾三次訪華，以1924年的第一次影響最大。他在中國如此受歡迎，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作品符合中國人的審美需求；二是他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詩人。這二者中，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20世紀初，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還不大，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中。自泰戈爾開始，諾貝爾文學獎才從真正意義上走向了世界。

　　我在《泰戈爾作品鑒賞辭典》的代序《泰戈爾和中國讀者心連心》中，認為中國人喜愛泰戈爾有十大理由。實際上，可能還有更多理由，但抓住了他的詩美就抓住了根本。

　　2013年，深圳大學與北京大學、杭州佛學院等聯合舉辦“泰戈爾在我心中”有獎征文比賽，并將優勝作品結集成《泰戈爾落在中國的心》出版。次年又舉辦第二次征文比賽，應征作品是第一次的近六倍。我把這一情況告訴印度朋友，他們大為驚喜，半認真半幽默地說：你們對泰戈爾的熱愛不亞于甚至超過了我們。我笑道：泰戈爾和釋迦牟尼一樣，印度是他永遠的故鄉。印度送給中國三尊泰戈爾銅像：2000年北京大學一尊，2010年上海市一尊，2015年深圳大學一尊。深圳大學專門為此舉辦泰戈爾銅像攝影大賽，并出版攝影作品集。泰戈爾在中國的影響，不但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

　　印度學與印度研究中心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你本人及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近年來致力于中印文化研究與交流，成果豐碩。在剛剛閉幕的印度世界書展上，有大量中國圖書參展，可謂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請簡單介紹一下參展情況。

　　郁龍余：今年1月9日至17日，印度新德里舉辦世界書展，中國是主賓國，中國展館琳瑯滿目，其中“中印互譯成果圖書”特別引人注目，而且收獲喜人。外文出版社的印地文版《大唐西域記》，在深圳大學和杭州佛學院的支持下于2015年重版，此次與一家印度出版社簽訂了版權轉讓協議。我和深大印度研究中心蔡楓、朱璇、黃蓉合著的《印度文化論》，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一家印度出版社簽了英文版版權轉讓協議。

　　山東教育出版社也有喜人收獲。我和劉朝華博士合著的《中國印度文學交流史》，以及我和朱璇博士合著的《季羨林評傳》，不但簽了英文版轉讓協議，而且還簽了印地文版的轉讓協議。一家著名的泰米爾文出版社主動找上門來，簽了《季羨林評傳》泰米爾文版的版權轉讓協議。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據深大印度研究中心的資料介紹，季羨林先生于2005年被聘為中心顧問。當年季先生已經94歲高齡，他對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的創辦和學術研究有沒有直接影響？

　　郁龍余：2005年7月，深圳大學正式發文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并由校長章必功簽署聘書，聘請季羨林出任中心顧問。當我將聘書送到他手上時，他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

　　季羨林先生是一個不圖虛名的人。他擔任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顧問之后，對我們的工作加大了支持力度。2005年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20周年，我請季先生題詞，他所寫的祝辭是：“承接古今，匯通中外”。我主筆的《中國印度詩學比較》一書出版，他為此書題寫了書名。我主編了一套六卷本《泰戈爾詩歌精選》，也是他題寫的書名。2008年，深圳大學成立“譚云山中印友誼館”，季先生欣然題寫館名。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深圳大學舉辦印度節以示祝賀。9月21日，季先生發來意義深遠的賀辭：“在過去幾千年中，中國翻譯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中華文化之所以能久盛不衰，與吸收佛教文化的精華是分不開的。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高僧翻譯之功甚勤而研究則沒能跟上，現在，雖已時過境遷，但研究仍有其重要性。祝深圳大學佛教學研究不斷取得勝利�！痹诩鞠壬�祝辭的鼓勵下，深圳大學的佛教學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并獲贈兩套佛經——“乾隆藏”和“大正藏”。

　　呼吁成立“東方學院”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你呼吁成立深圳大學東方學院。如果這個學院能夠成立，應該也是基于印度研究中心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現有基礎，提出這一設想，主要是考慮擴展您自己的研究領域，還是關心深圳大學及深圳學術研究的未來？

　　郁龍余：最近我上書深圳大學領導和市領導，呼吁成立深圳大學東方學院，主要是出于以下兩大原因：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深圳和國家面臨重大挑戰和新的發展機遇；二、2015年11月，國務院頒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總體方案》，給了深圳大學一次難得的“建設世界一流學科”的機會。國家鼓勵和支持高校差異化發展，突出“扶優扶強扶特”，深圳大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但由于各種原因，尚不能盡如人意，與深圳的地位不甚匹配。在這關鍵時刻，應痛下決心，狠下實招。所以，我提出了成立深圳大學東方學院的呼吁。

　　現在，我們提出“大深圳”的概念，要發展“大文化”、“大教育”。我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學習、工作19年，對如何辦好東方學院，有思想基礎，也有資源、人脈優勢。當然，我們在特區辦學，應該走新路，走內涵發展之路，基礎與應用結合之路，這樣，才能在三五年之內將深圳大學東方學院建成中國一流、世界著名的智庫型學院。

　　我是1984年來深圳大學的，屬于深大的奠基者之列。一所大學有沒有前途，要看它的基礎，看它的奠基者做了什么。我深愛深圳這片土地，深愛深圳大學這所年輕、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大學。所以在我的視野與能力之內，提出創辦東方學院。自從印度提出“向東看”，南亞、西亞以至北非國家也都跟著“向東看”。向東看什么？就是看中國。在深圳大學成立東方學院，不但有地緣優勢，而且有利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展示深圳優勢，大大增強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