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西風望盡尋歸路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1月29日10:55 來源：北京青年報 唐山

    鄭培凱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曾任教于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新竹清華等校，1998年 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任中心主任，推展多元互動的中國文化教學�，F任香港中華學社社長、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咨詢委員會主席，兼任香港藝術發展 局顧問等。

    著作所涉學術范圍甚廣，以明清文化史、中國審美文化、經典翻譯及文化交流為主。有《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真理愈辯愈 昏》、《高尚的快樂》、《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吹笛到天明》、《流觴曲水的感懷》、《茶香與美食的記憶》、《茶余酒后金瓶梅》、《行腳 八方》、《迷死人的故事》、《雅言與俗語》、《品味的記憶》等；主編《九州島學林》季刊、《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現狀與討論》、 《文苑奇葩湯顯祖》、《裊晴絲吹來閑庭院》、《逐波泛海:十六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等數十種。

    1949年1月27日，在兩百萬人潰退臺灣過程中，“太平輪”號因超載且撞上貨船而沉沒，900多人遇難，包括音樂家吳伯超、刑事鑒定專家李昌鈺之父、袁世凱之孫袁家藝、蔣經國好友俞季虞等。鄭培凱的父母也買了這班船票，因鄭培凱吐奶，只好退船票而改訂機票。

    學生時代的鄭培凱是激進左派，1969年赴美，成為漢學巨擘史景遷的第一個博士生，因撰文批評臺灣政府，20年無法回臺灣。1976年，鄭培凱成為首批獲準回大陸考察的十幾位旅美學人之一，恰好遭遇唐山大地震。

    與白先勇等臺大外文系畢業生一樣，鄭培凱青年時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年時西風望盡，開始反思，晚年時又不約而同，成為傳統的守護者。

    1998年，鄭培凱在香港城市大學設立中國文化中心，一做就是15年。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鄭培凱用跋涉描繪出一代讀書人的思想軌跡：從出逃，到迷茫，再到回歸。而這，恰恰也是過去百余年我們與傳統間糾結的縮影。

    今年，鄭培凱先生再訪大陸，出人意料地辦了“書寫斯文”的個人書法展，展現出一位文化大家的多面才華。

    傳統原來這么好玩

    北青藝評：作為海內著名的學者與詩人，您何時又成了書法家？

    鄭培凱：我不是書法家，只能算寫字家。書法家寫的是藝術，我寫的是身體日用。因為我小時候父母管教很嚴，不得不寫，毛筆和硬筆不同，對小孩來說難掌握，所以一開始很反感，可入了門，就越來越喜歡，漸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寫毛筆字是一種鍛煉，能讓自己坐得住，不像今天大學生，往往耐不住性子，缺乏紀律，總覺得別人強制我，感到不舒服。通過寫字，你可以學會自律、有恒，對培養人格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寫字很好玩，從這個角度了解中國文化，會更生動一點。

    寫字是全神貫注的，我寫字時，從頭到尾都很愉快，我也用電腦寫文章，但過程覺得很累，寫完才愉快。寫字是個審美過程，能讓人身心一致，所以過程也快樂。

    今 天人們一提中國文化，總覺得隔了一層，即使在大學里也一樣，當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設立中國文化中心時，一些教理科的老師質疑說：學生學好科學與技術就行 了，學文化有什么用？這不是浪費時間嗎？還有一些老師說，我從沒學過文化，不也取得了這么高的成就？我只好說：如果你學過文化，成就會更高。

    所以我覺得，要讓現代人了解中國文化，應該有一個方便、直觀、好玩的切入點，這是我寫字乃至辦書法展的原因，希望讓大家看到，傳統這么有意思。

    北青藝評：大陸如今也有“國學熱”，不過好像是以背《三字經》、《弟子規》入門，讓小孩子很辛苦。

    鄭培凱：這個也正常，畢竟與傳統斷裂多年，導致人們對傳統文化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想象，走上另一個極端：因為當年極端反對傳統，所以今天又極端回歸傳統。這些都不是自然的發展，回歸傳統，還是應該從人們喜歡的地方做起。

    可以不喜歡傳統，但不可無知

    北青藝評：自“五四”以后，知識界對傳統文化多持否定態度，您為何未受這種思潮的影響？

    鄭培凱：當然受了影響，在學生時代，我對傳統文化也有抵觸情緒。

    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與傳統文化的接續性很強，其背后是政治在推動，特別是60年代以后，大陸徹底批判傳統，臺灣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強調傳統，引人反感。 其實，當時反感的只是政治介入。因為父母讓我從小看古書，通過他們言傳身教，我不大可能反感傳統文化的內容。但我上大學時也有點叛逆，總在想，為什么別的 國家不這樣發展？

    到后來，我就去美國留學了。

    北青藝評：在美國，您改變了想法？

    鄭培凱：是的，因為我看到了別人是怎么教文化的，他們不強制你學習，而是通過展示傳統文化，讓你明白文化對個人很重要，與你一生成長有關，為了自己，你應該學文化。

    我后來辦中國文化中心，也是持這個態度，希望年輕人來看看，看完再決定，你可以不喜歡，但不可以無知，只有知道中國傳統文化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做出正確選擇，所以我總對學生們說：你沒有無知的權利。

    其實，不僅是我，臺大外文系出來的人，后來大多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持者，比如白先勇，我們親自去了解了西方，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信心。

    許 多人反對傳統，往往是因為無知，這只能帶來沖突，無法達成溝通。在香港時，我發現很多學生雖厭惡傳統，卻不厭惡書法，任何文化中都有壞東西，包括中國傳統 文化，但我可以把其中美好的東西展現出來，讓大家先有一個興趣。我從不要求我的學生們會寫毛筆字，只希望他們由此對傳統有一個美好的體會。

    我們的教育不利于建立文化視野

    北青藝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特別強調傳統文化，卻引起了許多人反感，是否也有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鄭培凱：我是學西洋文學的，可那時臺灣的大學不教文學，只教文獻，如果研究學問，這當然可以，但對現代人來說，這并非內心主要追求的東西。

    我這一代算是承繼“五四精神”的第三代，也接受了“五四精神”的一些前提，比如相信外國一定比中國好，等等。大學三年級時，兼修了歷史專業，當時臺大歷史系有一批著名教授，學問非常好，特別注重對外國文獻的搜集與研究，符合了我當時向往西方文明的叛逆心理。

    我考入耶魯大學后，才發現美國的文學專業并不是只分析文本，而是什么都學，文史哲不分家，和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相去不遠，這擴展了我的眼界。其實人家也是從古代開始講起，可為什么我們從古代講起，大家就覺得是在否定進步呢？

    在海外，我們這些人都發生了思想的改變，開始重新反思傳統。

    其實，傳統文化并沒有那么糟，只是它契合于農業社會的需求，而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們的需求發生了改變，需要在材料、內容上有所改變。

    通過與國外文化比較，讓我們產生了對中國傳統文化通盤的認識，所以越學習西方文學，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就越深入。而在臺灣時，中文系涉及的面太窄，限制了人的視野。

    外國文學系講的是文學與文化，我們中文系講的是語言和技術，這就難怪大家對文化缺乏興趣。

    讀書人應忍住“忍不住的關懷”

    北青藝評：在美國，您拜在史景遷、余英時的門下，他們對您思想轉型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鄭培凱：史景遷先生對學生很平等，這種態度是我在臺灣從沒遇到過的，我有時問他一個問題，他會說，這段歷史我也不熟，咱們一起來研究。他讓我懂得了，要研究人，而非研究歷史。

    至 于余先生，我當時比較叛逆，每次到他家拜訪，都會和他爭論，爭論完還要吃他的飯，余先生讓我認識到，學術研究不能只是概念游戲，對歷史的理解也不能只是討 論客觀趨勢。年輕人對很多事想得比較天真，沉浸在理念中，但不能忘了，理念也會帶來巨大的苦難。因為經常和余先生爭論，使我在思想上發生很大轉變，更關注 具體的人，對架空的觀念史討論越來越沒有興趣。

    北青藝評：余先生曾說，讀書人不能因為個人情懷，便驅使他人犧牲，這其實是很殘忍的事。

    鄭培凱：確實如此。世界是多元的，不同人在做不同的事，如果大家都靜下心來，謀長遠發展，結果可能更好�？烧�治統率一切，就容易把所有的人的興趣與關懷都拉進去。

    當年臺灣就是這樣，許多讀書人貿然投入政治，以為可以按自己想象建設一個理想社會，整天忙著改良社會，結果是社會沒改好，學問也丟了，人卷入其中，退不出來。

    整 個中國近現代都有這個問題，傳統農業帝國走向現代化，不可能不付出代價，不可能不面臨各種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知識人過于激進，可結果與想象有很大距離。 讀書人如何把持自己，保持獨立，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畢竟政治的事都非容易的事，也許過一百年，塵埃落定，大家就都看清楚了，這就要有足夠的耐心�？� 是很多人不耐煩，或者，他們應該先想一想：投身進去，真能解決問題嗎？有的事，文化人是做不了的，不如做你能做的，不要只想個人影響。

    用道理還是用情緒說服自己

    北青藝評：您這么說，更偏重于史家思維，而非經學思維，可經學不振，傳統似乎很難落地。

    鄭培凱：確實如此。中國傳統經學有點像西方神學，神學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對人們思維的影響，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傊�，傳統經學并不簡單，但我們說朱熹偉大，恰恰在于他有具體的困惑，以及具體的生活方式。

    我們都生活在具體現實中，在此基礎上有一個另外的追求，想出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以此推動發展，這是經學的作用。在今天，確實需要對中國文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但這無法一蹴而就，要經過很多年的磨合，也許會像春秋戰國那么長，搞個五百多年。

    那么，當下每個人在選擇前，就應自己想清楚，一定要認識自己并說服自己，這個說服不是靠情緒來說服，而是靠道理來說服。建立在無知層面上的說服，那是沒有意義的，總體來說，你站得越高，就越能說服自己和別人。

    人怎么才能站得更高？這就要和世界保持距離，比如康德，他隱居了一輩子，從不參與社會運動，可他對世界的影響不大嗎？我相信，中國肯定有和康德一樣聰明的人，關鍵看他愿不愿意這么做。

    有了足夠的高度，你才能對得起自己，從而對得起社會，如果高度不夠，只有情緒，那就既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社會。

    絕大多數人必然會去追求物質

    北青藝評：您在香港城市大學創設中國文化中心，并堅持了15年，是什么讓您留了下來？

    鄭培凱：我原來也沒計劃做這么久，準備做個三四年后就回美國，可真的做下去，發現問題很多，值得多花一點時間。

    今 天香港年輕人不太關注傳統文化，他們的父輩有不少來自廣東，帶著當年逃難的慘痛記憶，對內地文化缺乏正確認識，所以香港學生喜歡說自己是讀“番書”的，儼 然高人一等。香港公務員多使用英文，不少人沒有傳統文化的底子，腦袋糊涂。一提推動傳統文化，就誤會成母語（粵語）教學，結果搞了半天，培養出來的學生連 中文報紙都看不懂。

    古人說：“言而無文，其行不遠�！睍�面語和口頭語是完全不同的，它需要大量的閱讀訓練，可管理者被“五四”時期“我手寫我口”的口號誤導，結果在小學、中學、大學教育中出了大問題，學生亂用諧音字，連大學生都如此，造成邏輯混亂。

    我曾經問過不少學生，為什么不喜歡中國文化，他們給出的理由我做夢都想不到，他們說好多內地人隨地吐痰，其實那些人來自農村，生活環境與城市不同，自然生活習慣不同，這和中國文化有什么關系？可很多人就是這么膚淺地去看問題。

    北青藝評：您是否想過，在現代化大潮的沖擊下，您復興中國文化的種種努力也許會歸于失��？

    鄭 培凱：當然想過，但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正是因為世界可能變得更壞，所以我才要很努力去做。也許，傳統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性有問題，我們 都貪婪，都有物質欲，所以世界只會越來越物化。今天大家都在說民主，民主就是大眾化，或者說是庸俗化，可人就是這樣，都向這個方向走，你是沒法攔的。

    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會主動提升精神，只有少數人，因為發展到了那個階段，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絕大多數人必然會去追求物質，靠政策也沒法阻擋，且政策越想介入其中，就越可能引起人們的逆反心理。

    在今天，信念最終是個人問題，當然，社會未必會因此而淪喪，無非是把要求放低一點而已，你能做的，無非是時時提醒大眾一下而已。

    走方便法門，卻不能浮躁

    北青藝評：該怎樣去提醒？

    鄭培凱：就像佛家一樣，找方便法門，哪怕是喝個茶，也可以靜下心來，讓自己不那么浮躁。

    中國傳統文化對神界文化沒太多積累，雖然臺灣也有很多寺廟，但那只是迷信，而非精神寄托或對自我的要求，人們求佛是為了得到具體回報，利用一下神仙而已。賭徒家里都拜神，可如果今天輸了錢，回家就會斬了神頭，這樣褻瀆的事，也干得出來。

    應該正視這種歷史現實，否則講出來的方法就都是空的。既然不能訴諸神界，那么可以將“美”作為一個方便法門，這些年來我們東奔西走，提倡保護昆曲等，無非就是讓大家意識到，人可以活得更優雅一點，社會可以變得更平和一點。

    這會不會鼓勵人們去附庸風雅呢？確實，附庸風雅并非真風雅，但總比不附庸風雅強，只要慢慢做，總會有改變，一個人經過審美后，會逐漸體會出更深刻的東西的。

    北青藝評：為何您要強調慢慢做？

    鄭 培凱：因為“美”這個方便法門需要沉潛，動輒“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把昆曲改造成百老匯，會把傳統文化糟蹋掉。對于傳統，我們應該先原汁原味地加以保 護，急于商業化，結果是能賺錢的部分得到保護，不能賺錢的部分被忽略，可應該想想，能賺錢的東西，還用你保護嗎？真正瀕危的，都是不能賺錢的，難道不應該 優先保護嗎？如果帶著浮躁的心態介入，會把很多東西搞斷根。

    我曾看過一個傳統的祭祀舞，為招徠觀眾，被改編成現代舞，完全拋棄了原有的神圣意味，完全成了殺雞取卵，怎么可能長久？支持文化，不應在無知的狀態下去做。

    北青藝評：您辦“書寫斯文”展，是否也是一個方便法門？

    鄭培凱：確有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