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轉型：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雷達訪談錄

　　張繼紅：(下文簡稱張)雷先生您好！最近看到您較為集中地關注當代文學的從“鄉土中國”敘事到“城鄉中國”的敘事轉型的問題，其中既有對現代文學領域里鄉土文學敘事傳統的反思與重新評價，又有對當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城鄉敘事新特征的發掘與闡釋，我個人也頗受啟發。今承蒙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與社會文明價值建構——近三十年中國小說書寫研究》課題組成員之邀，向您請教有關當下正在發生新變的城鄉敘事的諸多問題，懇請賜教！

　　有關鄉土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其當下闡釋的問題，這是新時期以來您一直關注且投入大量心血的一個課題，而且您在進入文學批評以來，也不間斷地進行著鄉土文學的創作，從您最初發表的《洮河紀事》，到1990年代以來的《還鄉記》、《新陽鎮》，再到《皋蘭夜話》以及散文集《縮略時代》里的諸多“精神望鄉”的篇目，都與您有關《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大漠祭》等的鄉土文學批評一樣曾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是，自1990年代以來，文學跨世紀的夢想似乎是在與鄉土文學作別。今天，鄉土文學創作的土壤似乎一天天在板結，鄉土文學生長的根基也開始松動，鄉土文學面臨著“終結”的危機！作為長期關注這一領域的批評家，您怎么看這一問題呢？

　　一、鄉土小說，仍大有可為

　　雷達：(下文簡稱雷)這確實是一個現在亟需思考的問題，因為文學創作，特別是鄉土文學的創作不能不考慮其存在的土壤和根基的問題。在城鄉快速轉型的社會語境下，鄉土文學命運著實令人堪憂。你看，近年來，“鄉土中國敘事終結”說、“完整鄉土中國破解”觀，以及“城市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等“終結性”觀點正在不斷地逼近鄉土文學。持以上觀點者認為，當今鄉村社會已經解體，作為鄉土文學的土壤和根基均已不復存在，鄉村也日漸“虛空化”，因而鄉土文學在當下中國已經終結了。當然我對鄉土文學的未來發展盡管不持樂觀的態度，但并不十分悲觀，甚至我認為在現代性轉向大背景下，如果發掘作家“新”的視野、“新”的觀念，肯定作家發現、闡釋、書寫的有別于傳統經驗的新鄉土，鄉土文學仍大有可為。

　　張：您所說的“大有可為”，是當下鄉土文學創作的語境仍然客觀，還是批評家的闡釋空間還很廣大呢？我們如何介入和評價當下城鄉社會進程中城市文學的勃興與鄉土文學傳統的斷裂(或者延續)的問題？

　　雷：事實上，誰也避免不了也不能抗拒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的巨大車輪，但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從鄉土到城市，而是從鄉土到城鄉。既然是從鄉土到城鄉，那就意味著“鄉與城”關系既有隔離，對立，更有交往，轉型。我們正面臨的就是這一關系中的交往與轉型，而不是前者。對于鄉村，它是我們很多作家曾經的生活空間，也是我們自己的故鄉，我們的家園，再過一個或幾個世紀，很多作家的鄉土記憶會變得非常模糊，但是在今天沒有真正完成城鄉一體化的這一環境下，鄉土文學的生命力仍然很強大。作家面臨的鄉土情感更“撕裂”，表現的空間也更廣大。終結鄉土和鄉土文學的說法很明顯是片面的。對“終結說”的反思在社會學領域早已存在，比如有人認為，中國的城市化不能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而把新農村建設上升到鄉村生態文明的高度。我認同這一說法，但我更認為，我們的鄉土世界仍是廣大的，即使中國像某些沒有農業的工商業化的國家一樣了，中國的鄉土文學作為傳統也仍然潛隱而頑強的存在，它是基因一樣的東西，你是無法祛除的。我以為，這種延續才產生了文學的豐富。

　　張：是的，正如《紅樓夢》的出現一樣，正當與之對應的舊文化形態和舊制度即將消亡時，曹雪芹寫就了對這一種文化的葬歌(或挽歌)。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仍然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除了國家政策層面的城鄉一體化理論之外，文學自身的現代化也不斷地擠壓著鄉土文學存在的空間，比如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已逐漸興起，城市與鄉村分野即已顯現。此后，二元對立的城鄉社會結構形態和城鄉之間的互動關系在近一個世紀的抵牾歷程中，城市文化的優勢漸趨明顯，城市文學的力量的強大和鄉土文學的退讓也已經完全呈現出來了。是不是可以說，城市文學的興起和壯大必然會危及鄉土文學的生存與發展？

　　雷：首先，文學的發展態勢不能僅憑經濟學或數學的統計方法，以此計算出強與弱，多與少。因為文學是以審美的觀照判斷人的情感態度與價值選擇的，如果這種觀照方式深入地觸及了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即使在數量上少了，也不見得是壞事。

　　其次，城市與鄉村的分野并不能完全推出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立或強弱，甚至我認為城市與鄉村的分野最終必然產生兩種生存空間和文化形態的對話與交往。分野的力度越大，可能對話和交往的可能性越大，盡管這并不是我們想看到的。所以，我想說，正是因為這種分野，才導致了當下鄉土文學發展的可能，也催生了鄉土文學的新空間，也就是鄉村空間、城鄉交互空間、城中村、村中城等等新的敘事空間，當然它的主題會變化，場域會變化，人物的精神構成會變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會變化，但作為精神家園的鄉土人文傳統不會斷裂、消亡。在此意義上，賈平凹、劉慶邦、畢飛宇、關仁山、劉醒龍，乃至周大新、孫惠芬、王十月、鄧一光作家在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在表達中國經驗時，他們能感知傳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中人心的裂變與陣痛。

　　二、“亞鄉土敘事”，新世紀的城鄉關系書寫

　　張：在表述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人心裂變時，您提出了“亞鄉土敘事”的概念，并聚焦城鄉結合部或者城市邊緣地帶，描寫了鄉下人進城過程中的靈魂漂浮狀態，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必然經歷的精神變遷。的確，80年代初期路遙、賈平凹所關注的城鄉交叉書寫，與今天的城鄉關系主題有很多的異同。我們不能忽視近三十年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鄉土文學可能出現和正在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審美空間和審美方式的新變。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想象與建構，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小說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當代中國人的城鄉精神履歷。在反映城市化產生的復雜社會問題和各種價值斷裂時，近三十年小說也在積極書寫、建構和諧社會中新的道德、信仰、倫理、美學秩序，從而為轉型期文明社會秩序的價值建構提供了一份精神檔案。

　　雷：是的，精神檔案也是一個很好的提法，這是其他的學科很難提供的。隨著人們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也會發生改變，這個變化將是劇烈的，空前的，深刻的，蘊含了某種悲劇性。我提出的“亞鄉土敘事”的概念，注視傳統文學中的鄉土題材的現代轉變，因為“這類(指關涉新的城鄉關系)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必然經歷的精神變遷。與傳統的鄉土敘事相比，‘亞鄉土敘事’中的農民已經由被動地驅入城市變為主動地奔赴城市，由生計的壓迫變為追逐城市的繁華夢，由焦慮地漂泊變為自覺地融入城市文化，整個體現的是一種與城鄉兩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與期待�！�

　　張：的確，“亞鄉土敘事”的提出遠非一種陌生化的概念，而是對新的敘事空間和價值判斷的概括，它遠非傳統鄉土文學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蓋，也不是啟蒙時代的傳統批判�！皝嗋l土敘事”所關注的恰恰是當下社會轉型中體現的政治、道德、倫理、人權、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構的問題。那么，就您的閱讀和觀察來看，除了您在談及“亞鄉土敘事”中涉及的賈平凹的《秦腔》、《高興》以及雪漠的《大漠祭》等名家名作之外，還有哪些作家的鄉土敘事正在實踐著這種審美和敘事的開拓？他們在建構一種新倫理、美學秩序時是否會面臨著創新的難題？

　　雷：我認為新世紀以來鄉土文學的困境和未來鄉土文學的書寫空間的開拓正是當今文學的一個新課題，新難題，這不僅是賈平凹和雪漠的難題。我也欣喜地看到，除了《秦腔》、《高興》以及雪漠的《大漠祭》之外，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王十月的《你在恐慌什么》等“改變鄉村”與“守望鄉村”的迷惘，劉慶邦的《到城里去》、閻連科的《柳鄉長》、關仁山的《九月還鄉》、王十月的《國家訂單》、陳應松的《太平狗》等作品中“城市”與“鄉村”價值的迷失等等，無論如何，它們正在開拓著鄉土文學書寫的新空間。再比如，近年來出現的包括賈平凹的《帶燈》，鐵凝的《笨花》、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等作品表現的宏大敘事的解體與“細節化”敘述方式涌現，包括敘事視角的變化(尤其是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突出)，以及審美形態的改變，也出現了“閑聊體”、“方志體”、“詞典體”等多種敘事形態，其敘事新元素如繁華綴景，大量的方言俗語被重新啟用，鄉村敘事也從鄉村田園向城中村、村中城、城鄉交融空間的變化等等。在表現城鄉價值時，1920年代鄉土文學觀念中的城鄉二元思維逐漸被一種更為復雜的審美判斷所取代，這種判斷正孕育著一種新鄉土美學，但這種美學尚未形成。

　　張：的確，新的審美方式的形成需要更多作家和批評家的參與，比如，當下中國轉型的社會特征是“城”字當頭，“鄉”戀更濃，而作家在表現城鄉交往時，出現了價值選擇與審美判斷的矛盾，比如以城市文化對鄉土世界的反照，也許沒有這一矛盾，鄉土文學價值判斷可能還是傳統的。

　　雷：這里的矛盾更多體現在：作家在面向鄉村文化時顯示出現代批判意識，而在面對城市文化時卻流露出留戀鄉土、回歸傳統的游移。也就是說，當書寫對象發生改變后，作家對未來社會的文學想象、價值建構并沒有真正形成，但從這一價值的選擇和迷惘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新的審美心理和社會空間的生成，這必然催生出一種新的審美形態。在這個意義上看，鄉土文學目前并沒有終結，它的書寫正在擴展鄉土的邊界和空間，其中涉及的問題比先前更深刻，更復雜，甚至許多相關于鄉土的問題還沒有真正展開，只是批評界的話語焦點已經轉向了“鄉土文學終結說”，“亞鄉土敘事”的問題尚需深入探討！

　　張：這是不是您一直認為當下鄉土小說狀況并不悲觀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鄉土文學生存環境和思想根基并沒有消失，反而更強大，更牢固了？

　　雷：有關生存環境和思想根基的問題，當然不能回避社會轉型對文學題材、書寫方式的修改，城市文學面臨難題，鄉土文學也是，比如在“鄉土文學”中，“出走”成為一種敘事動力，也是人物性格中普遍的沖動，他們的出走帶有回望和眷顧，這不像五四時期“作家”的“出走”。近年來的城鄉敘事中的人物“出走”的沖動根源于作品中人物對現實生存處境的強烈不滿，是試圖改變自身命運進而改變家鄉貧窮落后面貌的強烈渴望，是個體生命走向成熟的契機，是對地域性文化性格的超越，也是對現代城市生活的熱切向往，但對“出走者”來說，這一轉型的代價太大了。1990年代以來的城鄉敘事既已顯示出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柏原在《滾牛洼》，其視點從鄉村向城市轉移。作者思考的問題是：女人嫁進城和知識分子“考”進城的目的和性質。概括來說，嫁是以自由、平等、尊嚴為代價的買賣關系，秋芳被胡老板買進城做了餐館老板娘，紅嘴唇，紅指甲，珠光寶氣，富貴逼人，但她與胡老板只是買賣關系；而在《癟溝》中，面對燈紅酒綠的城市物質文明，身居窮鄉僻壤的癟溝女人不由得動心，但當她真正理解了一切要用“借腹生子”來交換時，她樸素的尊嚴和理性使她最終拒絕了誘惑，盡管內心不無矛盾與悵惘，但她還是選擇了不妥協等等。事實上，很多作家的“走出”敘事的自我價值認同已經表現得很豐富了。批評家應該積極參與這一敘事的豐富性！

　　三、“憎恨美學”與城鄉敘事的臆想

　　張：說到城鄉轉型的代價，關仁山的中篇《九月還鄉》，以及閻連科的長篇《炸裂志》，還有王十月的《你在恐慌什么》，馬步升的《被夜打濕的男人》等等作品，這是對快速異變的現代化進程的激辯，閻連科作品中的女性槐花以及朱穎等大量的鄉村女性(還有男性)的進城，不是為了溫飽，而是為了“回家”后成為村里的體面人，但是她們在與城市的交往中，唯一可與之交換的只有身體和性，別無其他。在城里賺足鈔票的女性，因為改變了自己的“地位”，村干部、鄉干部竟為其樹碑立傳……我們該如何判斷這樣一種審美價值呢？也就是說，在“女性與進城”、“身體與道德”、“男性與身體”等主題方面，城鄉敘事的視點已不再單一，甚至變得模糊，且近年來有些作家在“超越自我”的路途中太過于追求劍走偏鋒，追求思想的奇絕，他們在文體的實踐上，令人尊敬，但從文學精神和人物靈魂的關懷方面卻用力不足，特別是剛才提及的幾位作家。您怎么看這些問題？

　　雷：前文提及的閻連科的《柳鄉長》，還有他的《炸裂志》，以及關仁山的《九月還鄉》、陳應松的《太平狗》、鄧一光的《一只狗離開了城市》等作品，以某種濃得化不開的意念、情緒來推動敘事，使得“思想”暴露在形象之外，突破的意味自然不少，但生硬的感覺仍會占據閱讀者的頭腦。比如才氣橫溢、熱血充盈的閻連科，有意追求一種“怪誕”的敘事風格，也彰顯了作家強烈的主觀化愿想，被稱為“神實主義”，我覺得不太準確�！墩�裂志》，與此前的《堅硬如水》、《日光流年》等，均屬耙耬系列�！墩�裂志》雖然以荒誕、夸張的手法呈現了一個百人鄉村走向超級大都市的變遷，將經濟發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和家族間的仇恨相融合。作家本人也有寫一部鄉村志的愿望，但是在過于強烈而外漏的鄉村歷史評判中，摻和著一種對歷史的“憎恨”和對現實的絕望，這是對變動現實的一種觀察，無可厚非。但回過頭來看，這是不是對鄉村走向城市過程的一種臆想，或以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再去想象我們鄉村的潰敗，而遠離了真實的鄉村呢？所以，根據我自己回鄉的經歷和閱讀的經驗來看，我看到的——也是更希望看到的是：文學介入現實生活中凡俗人的心理裂變，甚至“由鄉而城”的過程中出現的普遍體驗與現代鄉愁的關系，而不是作家、知識分子以想象的方式代鄉村立言。

　　在此，我想借文化哲學里的一個觀點來簡要說明，即“鄉愁是一種現代性話語”，它是一種我們每個人在今天都有的普遍體驗，但它卻難以捕捉的情緒�！霸谌�球化時代，人類大的歷史節奏是在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躍升�！�…這樣，鄉愁便與人類的現代化結伴而行，或確切地說——鄉愁是人們對現代化生活的一種反駁。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鄉愁視為一種向后看的、消極的懷舊�！蔽艺J為這是一個有關社會轉型期的人心問題，一個有關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問題。

　　張：那么，除了作為現代性話語的鄉愁能解釋當下中國鄉村走向城市中國的狀態，是不是還有其他可能？小說敘事有沒有關注到這些問題？也就是說，鄉土文學在為我們提供一份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履歷的同時，一面在反映城市化產生的復雜社會問題和各種價值斷裂，表現出一種與現代城市生活疏離，而在表現城鄉交往時，也在積極書寫、建構和諧社會中新的道德、美學新秩序，即對我們當下城鄉中國長遠的精神倫理和文明秩序的價值重構的正向力量是什么呢？

　　雷：中國的城市化不能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要把新農村建設上升到鄉村生態文明的高度。我國的鄉土仍是廣大的，即使中國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了，中國的鄉土文學作為傳統也仍然潛隱而頑強的存在，鄉土精神也仍會延續，況且我們現在還在“轉型的路上”。不久前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王躍文的《漫水》，還有郭文斌的《冬至》、《玉米》以及王新軍的“大地上的村莊系列”等為數不少的鄉村浪漫敘事仍然被讀者看好，就是因為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一個恬靜安詳的世界，甚至是鄉村精神的烏托邦，由于地域文化氣息濃厚，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審美場”�？梢哉f，這種“親和鄉土”的浪漫敘事承續了傳統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應該說，這種寫作并非作家的偶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契合了時下文化守成中的現代鄉愁。

　　就我的判斷而言，在當下中國從“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過程中，城鄉中國的敘事和城市中國的想象仍是缺失的。我們既沒有成熟的城市書寫，也沒有完成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經典性文本，更缺少能像1980年代《平凡的世界》一樣切入鄉村內部的城鄉關系書寫，但批評界的預判以及“終結焦慮癥”早已產生了。這既不能說是杞人憂天，也并非什么先見之明，倒是帶有演繹理論的實用主義和占有話語制高點的功利主義的意味。因為轉型正在發生，鄉土正在裂變，在這里，現代鄉愁的文化焦慮癥仍是當下轉型期典型的文化特征。所以，在真正的市民社會尚未形成，鄉村社會仍是當下中國重要的生存空間的大語境下，鄉土記憶仍將與現代中國社會結伴而行，或確切地說，它是對現代化生活的一種映照或者反駁。當下的中國，現代城市文化與鄉村精神的對話該如何展開，告別鄉村生活，人們紛紛涌入城市，但生存環境的改變并沒有割斷我們的文化記憶——處于急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該如何找到歸屬感？如果我們當下的鄉土文學寫作單純地抱守鄉土文學傳統觀念的純粹性，僅將封閉的鄉土空間作為敘事目的，而忽略的“真的心搏”(周作人)，自然沒有更寬的出路。倘若能將變動不居時代裂變，特別是城鄉轉型期間的人物命運連筋帶肉地寫出來，將鄉土價值的蛻變與堅守呈現出來，鄉土文學可能還會出現另一種景觀；倘若城市碎片還沒有整合出完整有序的城市文化，我們的心靈還沒有完成城市化的自足與自覺，矗立于我們心中的鄉村精神、鄉土世界以及人類社會的童年記憶就不會消失！但這需要作家對鄉村社會的擁抱，對城鄉轉型中鮮活的生命個體的熟知、理解與同情，而不是臆想鄉村，更不是“憎恨現實”。

　　四、拓展城鄉書寫新空間的可能性

　　張：與上述問題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作家可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城與鄉作為社會空間轉型的價值和意義，即一種城與鄉的生活方式轉換，一種新與舊的思維的嬗變，一種傳統向現代的價值轉化，而在塑造人物形象以及進行價值選擇時，對人物精神的建構還不是太自信。也就是說，作家所塑造的轉型過程中新的人物形象還未真正登場。您是否同意這一看法？

　　雷：這種看法似乎有點悲觀了，前面我們提及的專門觸及“轉型”的作家，事實上都寫出了比較成功的“新人”形象，他們不迷戀鄉土，也不被城市生活所吞沒，也沒有簡單地認同當下社會轉型非要以自己——作為底層生存者的命運為代價。 他們也意識到鄉村在城鄉進程中的蛻變是空前的，但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作為回鄉建設者，既是作家塑造的新一代農民帶頭人；賈平凹《帶燈》中的帶燈則是城鄉結合的精神紐帶，而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中的吉寬，在城市的打拼中，對城鄉關系，新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有了屬于自己的判斷，而且更可貴的是，他開始有了比較鮮明的“自審”和“審他”意識，比如在《吉寬的馬車》中，吉寬意識到，一旦環境發生變化，他與幾個兄嫂之間的親情關系也會隨之變化，而且親情關系會因金錢的滲入而蛻變為生意與交易；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時代的垃圾”，這種具有“自審”意識的底層人物形象的塑造，值得深思；另外還有劉慶邦、遲子建等很多作家突破了城鄉二元的沖突觀，嘗試塑造了從城市底層回到鄉村基層，以知識和思想帶動農村走“現代化道路”的“新人”。他們并不在苦難疊加、道德優勢方面獲得底層書寫的資格，而在歷史反思、轉型審視、現實介入、主題開掘以及“超越現實主義”等方面進行了嘗試。

　　張：這里確實有很多城鄉書寫的新質素，但是城鄉敘事可能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城市想象成為今天文學創作的主調時，鄉土書寫或城鄉書寫都面臨著“超越”難題，比如路遙書寫城鄉交叉地帶問題能否延續；雪漠在《大漠祭》、《白虎關》、《獵原》“鄉土三部曲”后，幾乎抽身于鄉土，之后“轉身”于宗教化的寫作；而且賈平凹的城市化轉型的寫作在很多人看來仍然是一種“為鄉土立下的無字之碑”等等。那么，城鄉轉型敘事在沒有經典型作品和重量級作家持續關注的情況下，會不會又淪為一種即時性的類型文學，您對作家有沒有期望？

　　雷：我想用狄更斯當年所說的一句話：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對于文學來說，城鄉關系觸及的問題如此駁雜，社會空間的互通和轉變如此頻繁，這本是作家施展才華、能寫出大作品的時代。至于對城鄉書寫作家的期待，我還是以此前我們談及的一個觀點來說，我認為無論是鄉土記憶還是城市想象，都需要進行新的空間的拓展，作家要有一種對這個時代總體把握和概括的能力。我還想說的是，作家應該有一個自己的“精神原鄉”，因為“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的文化記憶，他的原鄉”。陳忠實的關中，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陜南，王安憶的上�！�…他們都有自己的原鄉�！熬�神原鄉”，是“一個文學的地理，一個想象的空間�！�…我們的很多作家沒有原鄉情結�！�(1)也就是說，如果作家只是深感于時代的變化，而沒有一個自己的精神坐標，沒有一個讓創作主體提升和人物靈魂成長的精神空間，它的創作就會被這個時代所淹沒，“精神原鄉”的存在關涉到作家把握和判斷一個時代的精神能力的問題。所以，在“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大語境下，城鄉敘事也好，城市想象也罷，都面臨著同樣的難題，這不是一個題材的選擇優劣問題，而是“精神原鄉”有無的問題！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與社會文明價值建構——近三十年小說書寫研究》(13BZW120)階段性成果，受天水師范學院“青藍”人才工程基金項目資助]

　　(作者單位：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  中國作協創研部)

　　注釋：

　　(1) 雷達、張繼紅：《文體、傳統與當下創新——當代長篇小說求問錄》，《文藝爭鳴》2012年第7期。

　　作者簡介：

　　受訪人雷達：男，1943年生于甘肅天水，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原創研部主任，研究員，兼任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小說學會會長等職務，著有《民族靈魂的重鑄》、《當前文學癥候分析》、《重新發現文學》等多部論作。

　　采訪者張繼紅：男，文學博士，天水師范學院副教授，兼任《艾青研究》編委，甘肅省隴文化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于《文藝爭鳴》、《小說評論》等期刊發表論文20多篇。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項，甘肅省教育科學規劃重點項目1項，2013年入選天水師范學院“青藍”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