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遠:用制度和道德解決歷史終極問題

　　專訪《百家講壇》主講人、歷史學者方志遠

　　用制度和道德解決歷史終極問題

方志遠教授

　　方志遠，1950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歷史學碩士、文學博士�，F為江西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歷史學會理事、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江西歷史學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歷史學科評審組專家。曾任江西省政府參事、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臺灣成功大學客座教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江西省人大常委，曾經四度登上《百家講壇》，被央視官網評為2011年《百家講壇》“最受歡迎主講人”，主講的《萬歷興亡錄》也被評為當年《百家講壇》“最受歡迎節目”。

　　對于過去曾經擔任的種種職務，以及“學術明星”的頭銜，方志遠皆一笑置之。在他看來，做一名負責任的有現實關懷的歷史老師，才是自己的本分。

　　近日，方志遠教授來深參加江西師范大學深港校友會成立大會，期間，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認為，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中國不斷上演一幕幕樂極生悲的故事，而要解決終極的歷史問題，需要弘揚傳統文化并吸取全人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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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遞負責任的、充滿正能量的歷史觀

　　記者：登上央視的《百家講壇》是把雙刃劍，這里產生了不少“明星學者”，但公眾對他們的評價褒貶不一，您當初接受《百家講壇》邀請的時候是否有內心的掙扎？

　　方志遠：2009年，我正好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百家講壇》欄目組編導在邵鴻的提名下找到我，邀請我登壇講歷史。一開始我確實謝絕了，因為覺得自己不適合做“大眾節目”。后來，同樣是因為邵鴻的一番話說服了我：我們學歷史的不講歷史，那就只好請不學歷史的人講歷史了。就這樣，我接受了邀約。(邵鴻也是江西師大歷史系的校友，現為九三學社常務副主席、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導師。)

　　記者：您曾四次登上《百家講壇》，每次講述的主題和內容是如何敲定？

　　方志遠：最開始我想講王陽明，但欄目組還是希望我談談明朝的皇帝，于是第一次我講了《大明嘉靖往事》，講的是明朝嘉靖年間的社會面相，在2010年8月30日－9月13日播出15集。第一次在電視上講課，我準備得相當認真，但面對鏡頭，仍然有些拘謹，但慢慢地，我感到越講越好，越來越放松，觀眾對我的評價也越來越高。第二次，我講的是《萬歷興亡錄》，在2011年10月8日－28日播出21集，同樣是講述明代萬歷年間的社會面相，特別是明朝由極盛走向衰亡的歷程，涉及到了萬歷年間的政治現象、經濟現象、文學現象，上層和下層的人物、文官、武將、傳教士，以及各種異端思潮，深受觀眾喜愛。

　　2013年，央視科教頻道副總監馮存祀先生和《百家講壇》制片人、編導來到江西師范大學，希望我再做第三次節目，我們定下了一個大的題目，《國史通鑒》，從炎黃到清帝退位或者到鴉片戰爭，預計需要六部150集。2014年1月3日-8日和8月29日－9月15日，播出了“國史通鑒”的第一部“天下大勢”即“先秦篇”，講述中國如何從部落的形式發展到夏商周，如何從公天下到家天下，如何由諸侯紛爭到全國統一。2015年7月11日-8月3日，播出了《國史通鑒》的第二部“秦漢三國篇”，也就是從秦朝到兩漢及三國鼎立的歷史。

　　記者：通過學術成果在學界獲得認可，又通過“百家講壇”深受觀眾和讀者喜愛，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您的心得是什么？

　　方志遠：謝謝您的表揚。我想有四點原因使我的“百家講壇”節目可以越做越好。

　　第一是充實的內容，如果把講課比作挖礦的話，那么我守著的是一“富礦”，歷史是一座永不窮盡的富礦，5000年的中國歷史進程，有多少驚天動地的英雄、蕩氣回腸的故事和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和教訓，我只是通過提煉和編排好內容，然后用簡潔、生動的語言傳播給受眾。

　　第二是專業的積淀，我從1981年研究生畢業前后就開始給本科生、研究生上中國通史、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的課，有比較豐富的講課經驗，科研方向主要是明代政治、商人和移民、文學和社會思潮，最近十多年研究明代的進程，對明史及中國史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和一以貫之的解讀。這些積累使我在講課過程中比較可以天馬行空、揮灑自如。

　　第三是豐富的閱歷，我曾經被下放到農村，又到工廠，家住典型的“市民區”，后在高校教書30多年，后來擔任多個職務及全國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和政協委員，和各類人群有比較多的接觸，的士司機和我聊天，認定我的職業是“保衛處”。這些閱歷使我講述歷史時更有人性、更關照社會通理。

　　第四是認真的態度，除了備課和講課認真，更重要的是，傳遞了一種負責任的、充滿正能量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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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社會推動了明朝的進步，也導致了 明朝的“樂極生悲”

　　記者：明代是比較接近現代和多元化的社會，可為何走向衰落？

　　方志遠：第一，社會的多元化及同時產生的輿論的多元化，沖擊國家一體化，導致社會的渙散。政府無法應對這種局面，無法發揮主導作用。文學家、藝術家、異端思想家的思想引導社會思潮，但是，輿論可以引導民眾，卻從不對后果負責。

　　第二，明朝的前100年，從官本位的時代逐漸過渡到官本位和財富本位并存的階段，后來又注入了文化元素，形成了官本位、財富本位和文化本位并存的格局，這個時候明朝就變成了一個多元化社會，這也是明朝繁榮的標志。

　　社會的多元化本來是好事，但問題是明代三個價值間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有權者不僅掌握權力，還能攫取財富和文化話語，富人則買官買位且附庸風雅，而文化人一邊積極鉆營職位，一邊通過講學、授徒乃至經商來占有財富，官、商、學形成勾結，把社會搞亂，也極大地加劇了官場的腐敗和社會的奢侈。

　　第三，雖然社會思潮多元化，但明朝的官方理念十分保守，對外禁海、對內禁礦，流失了很多財源。盡管萬歷年間，社會上的銀子很多，但跟朝廷沒有很大關系，大部分都是走私所得，朝廷收不到多少稅收，與其說明朝是被農民軍李自成、張獻忠，被女真的努爾哈赤、多爾袞打垮，不如說是“窮”死，可以說是民富而國窮，當然這個“民”只能限于是“富民”。

　　第四，社會越是發達，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距就越來越大，在朝廷，話語權掌握在先進地區的手中，當制定政策時，也必然向先進地區傾斜，當先進地區不斷拿起批判的武器分割社會利益的時候，落后地區只有拿起武器進行批判。

　　第五，經濟越發達，軍隊越腐敗，越沒有戰斗力，這又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怪圈。

　　記者：明代走向衰落，我們應吸取什么樣的歷史教訓？

　　方志遠：中國古人解決了部分的歷史問題，但解決不了歷史的終極問題。如何解決？我認為既要從傳統里學習，要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國之四維——禮義廉恥，依靠全體“石民”――士農工商(《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但歷史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們更應該放開眼光，學習全世界各國的先進理念、全人類的先進智慧，來解決我們的當代問題。王陽明說，儒佛老莊皆為吾用，是為大道，否則就是小道。我們也應該是歐亞美澳，皆為我用，是為大道。

　　但也很矛盾。一說到中國的問題，我們往往是責怪傳統的君主制度、向往當代的民主制度。但是，坦率地說，當代的“民主制”“共和制”也沒有經過太長的時間考驗。美國從建國到現在，還沒有明代的時間長，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才一百五十年，約當明朝的一半時間，但已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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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歷史是多民族融合的歷史

　　記者：有一個說法是“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您怎么看？

　　方志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很有挑戰性的命題。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我不會絕對地說對或錯，立場決定觀點，要看看這種說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由哪些人開始提起。事實上，“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的最早思想，產生在宋、明滅亡的過程中，宋朝滅亡之后以及清朝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以及清朝建立之后。

　　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崖山海戰是宋朝與蒙元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鋒，是南宋的漢族政權對蒙古軍隊的最后一次有組織的抵抗。這場戰爭最終以宋軍全軍覆沒而告終，宋朝就此滅亡。清朝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是極其悲壯。隨之而來的元朝統治、清朝統治，對漢民族以及認同漢文化的其他境內民族以巨大的打擊。也正是因為這樣，顧炎武稱宋元易代、明清易代不僅僅是“亡國”，而是“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

　　在當時的朝鮮和日本，也有“崖山之后、明亡之后”的說法，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漢文化或者說是華夏文化的傳承者，自己的文化超過蒙古、超過女真，他們不愿意看到以由落后的蒙古、女真成為華夏文化的擁有者。所以明代朝鮮使者的行程記錄叫“朝天錄”，清代朝鮮使者的行程記錄叫“燕行錄”，這也是表現對清在文化上的蔑視。

　　但是，中華民族發展到現在，重提這個理念，存在極大的問題。

　　第一，漢族從來不是純而又純的民族，從炎黃的融合到夏商周的融合，到春秋戰國時期游牧民族、農業民族的融合，一直到秦漢大一統的建立，再通過魏晉南北朝實現更大的融合，漢族不斷地強大，也不斷注入少數民族的因素，包括匈奴、鮮卑等，后來的蒙古、女真也一樣，這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相互融合、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第二，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野蠻和不文明，需要鞭撻和批評。但是民族融合從來就是戰爭、文化、商業多重因素的結果，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中國的歷史就是多民族形成的歷史，所以到了今天，如果還有學者或者老外重提“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那么我認為不是不懂事，就是別有用心。

　　記者：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提到“中華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苯洿巳�次大難，傳統文化最終千錘百煉而傳承依舊，他認為，漢族文化不是被少數民族文化“化”，而是被重新利用并得到新的發展，您怎么看？

　　方志遠：任何一個學者，他在不同的場合下所發表的言論和寫出的觀點不一樣。梁啟超先生就聲稱，每每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錢穆先生在這段觀點中提到，清朝很狡猾，但其實清朝在精通漢文化的同時，本身也是漢化的過程，康熙和乾隆皇帝的漢化都很深。但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清朝把漢族革命創新的優良傳統扼殺掉，把因循守舊的東西保留下來，歷代統治者都是如此。

　　錢穆先生是一個非常有正義感的學者，對落后和野蠻十分痛心疾首，文明和進步的贊賞，中國到清朝發生了倒退，因此他對清朝進行猛烈的抨擊，我也認為，清朝入主中原，從文明進程來說，至少倒退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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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讓我活得更通透

　　記者：您說，國人用我們的傳統和文化解決了一部分歷史問題，沒有解決我們的終極問題，請問終極的歷史問題是什么？

　　方志遠：終極的歷史問題是每個人私心迸發的問題。在道德層面，中國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推廣“仁”——仁者愛仁，推廣“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等，但是，在一些具體的操作環節上，我們沒有十分強大有力的制度來支持這些道德理念，這時候，需要吸收古今中外所有優秀的傳統和智慧，對所有的權力進行監督。王陽明的“破心中賊”“破山中賊”是很有深意的，心中賊是我們的私心私欲，山中賊是表現出來的種種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事情。

　　我一直認為，人治與法治從來就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法治社會離不開人事，人治社會也要有法律。人治、法治有其一，社會亂不到哪里去。只有既無人治又無法治或者號稱法治其實人治也沒有的狀態下，社會才真正的動蕩。

　　我一直認為，明朝的滅亡，不能指責清朝，是由于明朝的精英和統治階層過于考慮自己的利益，漠視民眾的疾苦所造成。每個人都在指責其他人和社會，但同時不斷擴大自己的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這個問題到現在也存在。解決這個民族的劣根性和前進道路的重重障礙，一方面，發揚傳統的禮義廉恥，發掘仁和禮，另一方面要建立強有力的制度。

　　記者：研究歷史讓您獲得一種怎樣的人生智慧？

　　方志遠：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學習和實踐獲得智慧。從我來說，學習和研究歷史，讓我學會了用通達的眼光看待人生，可以活得更通透，不會過于計較小的事情以及個人一時的得失，歷史學得越多越深，我越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