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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大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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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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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地理學會會長、廣州大學教授曾大興:“文學地理作為一種研究視野或研究方法,在中西各國早已有之,但是作為一門學科,則是近年在中國本土產生 的。20世紀以來,在中國流行的絕大多數學科都是從國外引進的,例如文學領域的文學史、文藝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文學地理學是個例外,它是地地道道 的‘中國創造’!
中國文學地理學會副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陶禮天:“文學地理學作為在中國本土產生的學科,它的基本理論、基本概念 和話語體系都是中國式的。所謂國際化,是要通過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與對話,讓這些理論、概念和話語體系能夠逐漸為國際學術界認可,最終成為世界性的學 科!
小鳥天堂、羅浮山、西湖、黃鶴樓,滕王閣、玉門關……都是因為曾經有那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描寫過這些地方,它們才成為聞名遐邇 的文化景觀。近日,由中國文學地理學會、日本福岡國際大學、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和廣州大學聯合主辦的“文學地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文學地理學會第五屆年 會”在日本福岡市舉行,來自中日兩國高等院校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40余位專家學者出席了這次會議。對于文學與地理的關系,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十分關 注,甚至有專家學者率先提出了建設“文學地理學”學科的倡議。對于長期深受西方影響的學術理論界來說,建立一套本土化的理論研究體系,甚至建設成一個可持 續發展的學科,是不少中國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是否已經先行一步?
梁啟超最早提出“文學地理”概念
羊城晚報:“文學地理”這個概念最早是梁啟超提出來的?
曾大興:對,國內最早是梁啟超講的,1902年他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提到,文學地理是隨政治地理而轉移的,比如唐朝首都在長安,所以文學家都集中在 長安。宋代后,首都在開封,文學家又集中到了開封。他講的是很簡單的現象,但用了“文學地理”這個詞。從世界范圍來講,最早講這個概念的是康德,他在《自 然地理學》一書中用了“文學地理學”這個詞。在大學當講師時,康德開了很多課,其中一門叫自然地理學,在課上講到了文學地理學。但康德講的文學地理學是文 化地理學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了文學,但遠遠不只是文學。
羊城晚報:從梁啟超提出概念至今,“文學地理”這個概念發生了哪些變化?
曾大興:梁啟超最早提出來,但他沒有專門的文章,是片段性的研究。中國文學地理學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章是劉師培寫的,第二篇是王國維的,第三篇是顧頡剛 的,第四篇是汪辟疆的。1905年,劉師培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南北文學不同論》。他考察了中國南北方不同的地理環境,尤其是語言環境。各地文學的不同首先 是由語言發音決定的。1908年,王國維研究屈原,他認為中國既有南方文化的特點,也有北方文化的特點,真正的大作家應該把南北方融合起來,而做到這一點 的是屈原。屈原融合了中國南北文化之長。
后來,顧頡剛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從先秦時期就有,一直流傳至今。他對孟姜女故事的 研究分縱橫兩條線,先談它的歷史演變,故事最初產生在齊國,山東一帶,然后傳到不同的地方,故事發生了改變,主題變了、人物性格變了,人們對故事的評價也 有所不同。這其實就是文學地理學,他講的是文學的傳播地理。汪辟疆是作家方方的外祖父,晚晴民國時南京中央大學的教授。他寫了篇文章叫《近代詩派與地 域》,其中近代詩派里他講到了嶺南詩派,還講到了閩詩派、吳詩派,等等,與地理環境結合,講它們的地域特點。在明朝時,胡應麟講中國詩派的時候就講到了嶺 南詩派;明朝初年五個詩派,嶺南詩派算一個。
中國的文學地理學更講究實證
羊城晚報:文學地理學在西方的情況呢?
曾大興:西方的文學地理學很晚才發展起來,十八世紀康德提出后才有文學地理學這個概念。后來法國的孟德斯鳩講到氣候對文學的影響,法國的斯達爾夫人,比 孟德斯鳩的時代晚一點,她講到了西歐文學的南方文學和北方文學的區別。再后來丹納在《藝術哲學》里面講時代、環境、種族和文學的關系。但他們的研究不系 統,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到了20世紀的時候,法國還有人繼續在從事文學地理研究,但不受重視,不被西方主流社會所認可,地位不高,只是作為文學史研究的 補充。
羊城晚報:中國的文學地理學與西方的文學地理學比較起來有哪些不同?
曾大興:首先我們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 而西方還大體不到四百年。其次是中國的研究成果海量,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論文還是專著,都很豐盛。第三點是中國的學術研究注重實證研究,比如桃花 源本來是虛構的,但人們要問:桃花源寫的是哪里?大觀園本身也是虛構的,但人們還是要問:大觀園寫的是哪里?大觀園也好,桃花源也罷,現實中也許有一個對 應的空間存在,但作家在寫作時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虛構使得它從客觀的空間變成審美的空間。而西方人則把文學完全當做主觀的虛構的東西。
中國的文學地理學研究首先講求實證,通過實證進行歸納,然后得出結論。西方比較注重對理論的探討,但西方人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探討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作 品,就是文本的研究。相比之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面很寬,不僅研究文本,還研究作家。我們還研究文學作品對地理環境的反作用。比如說文學作品可以參與 當地的文化建設、培養當地的地方感。
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有很大不同,它是實踐性的科學。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博弈中,文學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文學地理學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么熱的原因。
“去地域化”是一個偽命題
羊城晚報: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具體應該怎么定位?
曾大興:一種觀念認為它是文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第二種看法認為它是文學的一個分支;第三個觀點是它是交叉學科,F在有學者提出,觀念不要太狹隘,我們 也可以解決地理學的某些問題,因為地理學缺了這一環,今后可能會在文學和地理學之間建成一個新興的交叉學科,可以涵蓋兩個方面,但目前來講,在中國學術界 占絕對優勢的觀點,是把它作為文學的二級學科。它以文學為本位,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F在的目標是把文學地理學建設成為與文學史雙峰并 峙的二級學科。文學的兩個坐標一縱一橫,一縱已經建起來,橫還沒有建,所以我們現在努力。
羊城晚報:在學科建設中,除了理論不太成熟之外,還有什么其他問題?
曾大興:一是理論研究不充分,二是應用研究還不夠。文學地理學本來可以參與地方的文化建設,它培養人們的地方感,實際上很多文化景觀都是文學在發揮作 用,但這方面的應用研究還不夠。比如說,廣東新會的小鳥天堂,在我看來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學景觀。在巴金先生寫《鳥的天堂》散文之前,外面的人不知道這個地 方。文章出來后,鳥的天堂出名了,尤其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這篇文章被收錄到小學語文課本,幾乎人人都知道了新會的小鳥天堂,它就是因文學而出名 的;再比如羅浮山,大家都知道它是修道的地方,那又是如何傳出去的呢?還是因為文學作品。蘇軾寫道:“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
文學的特殊力量在于塑造人們的情感和審美。今天我們去看西湖、黃鶴樓,滕王閣、玉門關……都是因為曾經有那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描寫過這些地方,正是因為文學,它們才成為文化景觀。
有位學生跟我聊天時說,廣州塔缺什么呢?缺一篇“廣州塔賦”,F在這樣的高樓越來越多,各省都在搶著建亞洲第一樓、中國第一樓。過了幾年,各個省份都有了之后你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如果有一篇震驚中外的“廣州塔賦”,文化內涵就不一樣了。
羊城晚報:您如何用文學地理學的眼光來看廣東文學創作的情況?
曾大興:至少從明朝開始,嶺南文學就已經很有特色了,地域性很強。在現代文學史上,廣東也有很不錯的作家,比如說歐陽山、黃谷柳,后者的《蝦球傳》已經 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還有陳殘云,他的《香飄四季》寫白云區在人民公社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況,也有地域特色。改革開放以來,也有不少作家在寫嶺南題材,比 如陳國凱、梁鳳蓮,等等。但最近這幾年,我感覺廣東在本土化的創作方面落后了。但還有些人主張去地域化,我認為這是偽命題,因為地域文化不是說“去”就能 “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