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為讓更多人領略到故宮之美

　　祝勇，上世紀60年代末生于沈陽，作家、學者、藝術學博士，現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藝術家。出版隨筆集《紙天堂》《辛亥年》《故宮的風花雪月》等，主創歷史文獻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我愛你，中國》《辛亥》等。

　　印 象

　　文字里的

　　秘密花園

　　作為故宮博物院90周年院慶的重要活動，被譽為下半年國內最重量級的展出——“石渠寶笈特展”于9月8日至11月8日在故宮舉行。供職于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祝勇談到：“這次特展以《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為主軸，詳細介紹作品的流傳經過、遞藏經歷，包括《伯遠帖》《展子虔遊春圖》《馮承素摹蘭亭帖卷》《寫生蛺蝶圖》《漁村小雪圖》《聽琴圖》《明宣宗行樂圖》這些家喻戶曉的書畫經典，這一次都要拿出來曬一曬，還有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五位皇帝的書畫作品，也是首次同場展出，假如錯過，就真算是過錯了�！�

　　第一次見到祝勇先生，是不久前在天津舉辦的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頒獎活動中。祝勇和國內諸多文學名家一起走進圖書大廈，為讀者簽名售書。很多讀者早早排隊，捧著祝勇的散文集，專程等候心目中這位“散文男神”。

　　的確，在讀者眼中，祝勇是十足的“男神”，無論顏值還是聲線，他的氣質形象與他筆下瑰麗的文字相得益彰，很是般配。難怪，在他與作家們走進南開園，進行“文化創意時代的文學”講座時，竟會引起學生粉絲的驚呼。

　　祝勇精力十足，著述頗豐，從重大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策劃撰稿到藝術散文的寫作，從歷史小說的創作到浩如煙海的史料整理，他似乎就是一臺不知疲倦的“寫作永動機”。尤為難得的是，他的每一篇文字或如恢宏瀑布，或如涓流小溪，總能讓人在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一種別樣情懷。

　　有人說，祝勇的散文自成一派，因為文字優美，因為史料翔實，因為敘述巧妙，總之喜歡他散文的讀者能夠說出許多“因為”。其實，他的作品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對文字的打磨和對史料的考證始終并肩而行。即便一部虛構的小說，也能讓讀者沉湎于作者對于史料的駕輕就熟的同時，在他所營造的文字“秘密花園”里，盡情跳入跳出。

　　在今年的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評選中，祝勇的作品《永和九年的那場醉》榮獲百花文學散文獎，這部長篇散文最初發表在《十月》雜志上，作品用文字輾轉時空，追尋著王羲之《蘭亭序》跳越千年，重新審視這“一片字紙”，重新思考《蘭亭序》“像一個人一樣，經歷著成長、蛻變、新陳代謝的過程”。他在文中感懷故宮的蘭亭器物，尋找蘭亭拓本摹本，讓讀者跟隨他的筆觸，走進中國千年藝術長河，這正是祝勇散文的極美之處。

　　如今，這一系列文章已經收集在他的散文新作《故宮的風花雪月》中，探尋故宮冷僻之地的新作《故宮的隱秘角落》也即將出版。寫作故宮、寫作歷史成為他的一種生活，對于讀者而言，暢游于他用文字繪出的“秘密花園”，也是一種閱讀的享受。

　　收藏的真正價值在于文化血脈的傳承

　　記者：您從出版社編輯到故宮學專家，從散文大家到紀錄片制作人，很多讀者和觀眾十分喜歡您的作品，也想了解您的學術經歷。

　　祝勇：我不是專家，這并非謙詞，故宮學問如海，我不過是剛剛入門而已。于我來說，故宮是我一生的學校，我能在這里一生學習，是我的幸運。我1990年大學畢業，到一家出版社工作，此間開始寫作，作品主要是關于傳統文化和知識分子命運。2002年離開出版社，被北京作協聘為合同制作家，寫了《舊宮殿》等一些以故宮為題材的作品。2006年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駐校藝術家。2007年回國，次年師從劉夢溪先生攻讀藝術學博士學位，又回到傳統文化。2011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只有短短幾年。當然從關注故宮和以故宮為寫作題材算起，時間更長些。到故宮以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來得太晚了，此前的生命，浪費得太多了。

　　記者：故宮在您的寫作中是一個重要主題，請談談故宮在您心中是怎樣一個位置？您如何看待故宮？

　　祝勇：我曾經在我的作品——比如《舊宮殿》《故宮記》里，把紫禁城定性為極權主義建筑，它的建筑設計體現的是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但我們看故宮，不能只有一個角度。比如在古代中國，沒有藝術博物館，所以藝術的搜集、保存、流傳，士大夫是一個渠道，像宋代趙明誠(著名詞人李清照的丈夫)、歐陽修、李公麟，明代馮夢楨、董其昌，清代阮元、端方等。當時不叫收藏家，那些以前朝青銅器、碑石為收藏對象的，被稱為金石學家。金是指金文，即青銅器上的銘文；石是指石鼓文和碑刻。他們不像今天的收藏家，為藏而藏，或者作為一種投資手段，他們大多是為研究、創作而藏，所以中國古代的收藏家(金石學家)都是大學問家，兼通文字學、歷史、書法、文學、圖書學等學問，不像今天的收藏家，只關注文物值多少錢。順便說一句，電視里有許多鑒寶類節目，藏寶者持寶上來，鑒定專家的回答往往只有兩條：一，真假；二，值多少錢。這對于當代收藏是一種誤導。收藏的真正價值在于文化血脈的傳承，不能以金錢衡量。

　　另一個渠道是皇家，而且是最重要的渠道，皇權至高無上，皇帝的收藏可以運用政府資源。在《故宮的風花雪月——破譯古典書畫的生命密碼》這本書里，我講到唐太宗李世民對東晉王羲之《蘭亭序》真跡朝思暮想，最終不擇手段也要得到它，死后還把它帶到墳墓。這是古代皇帝玩兒收藏的一個典型案例。宋代宋徽宗、清代乾隆都是大收藏家，他們收藏的書畫名品，分別記錄在《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和《石渠寶笈》里。

　　盡管歷代皇室收藏藝術品只為他們自己欣賞，并不知道很多年后，這些文物會匯聚成一座公眾的博物院，但他們在客觀上起到了文化傳承的作用。清朝晚期割地賠款為人詬病，但其實清朝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很大的。其中包括《四庫全書》的編訂、我們民族精美書畫器物的收藏傳承，以及它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大版圖(僅次于元朝)，全盛時期的清朝疆域廣達1300萬平方公里。因此，對于皇權，簡單的批判和簡單的歌頌都是片面的，我們應該用更多元的目光去打量它。

　　記者：作為藝術史的研究者，您曾經說過您眼中故宮的藝術品是活的。

　　祝勇：在我看來，文物和人一樣，是有生命的，有情感、有呼吸、有記憶。面對一件文物，我從來不把它當作一件死物，而是與它對話。它是經歷了無數坎坷沉浮、無數命運轉折之后出現在我面前的，它會把它的傳奇一一講述給我們。

　　故宮學是門綜合性學科

　　記者：您的作品有時很難用文體來歸類，比如《故宮的風花雪月》給讀者的感覺既是一本專業讀物，也是一部文學作品，是“藝術散文”，請您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

　　祝勇：首先是故宮收藏的大量書畫藝術品給了我寫作的沖動。最先寫的是《永和九年的那場醉》，在2011年年底“蘭亭特展”后就動筆了，但寫得不順利，放下了。過了大半年，依然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又撿起來接著寫�？赡苁轻j釀得久了，這一下寫順了。心里有了點兒把握，我就給寧肯打電話，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很優秀的作家，《十月》雜志副主編，我問他能不能在《十月》上開散文專欄。那是2012年秋天，剛好要準備第二年的稿件。寧肯與主持刊物的陳東捷商量，東捷也認為，《十月》這幾年小說比較強，散文抓得不夠，同意我開專欄。這樣我就沒有退路了，必須寫下去，而且必須寫好。當時并沒有存貨，是寫一期發一期。我冒險不要緊，還要拉著《十月》陪綁，現在回想起來，十分感謝東捷、寧肯的膽量。當然，這一份膽量里，有信任在。但無論怎樣，在《十月》這樣有影響力的文學雜志上開專欄還是有壓力的。還好，這一年(2013年)挺過來了，反響不錯，還獲了好幾個獎項。年底結集出書，就水到渠成了。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接著干，就有了《故宮的隱秘角落》這個專欄，又堅持一年，最近交給中信出版社，也要出版了。

　　記者：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您重新解讀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被世人熟悉的經典，您如何將自己解讀的視角做到與眾不同？

　　祝勇：故宮博物院不乏書畫研究和鑒定的名家，像徐邦達、劉九庵等，但在嚴謹的學術體系之外，我覺得還需要一種更個人化的、內心化的表達，讓故宮深藏不露的美被更多的人領略和體會。我不是學藝術史的，對技法、鑒定一竅不通，我是學藝術學的，側重于闡釋，又寫散文多年，所以寫故宮書畫，我更愿意在藝術的感性美之上，疊加理性的光澤，在書中我不糾纏于技法，而更多地對那些人、那些時代進行追問，不局限于藝術，而是向思想深處切入，許多內容，我想是會引發人們思考的。有人說：“如果可以把一幅名畫比喻為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的話，那么海面就是畫家本人以及畫家所生活的社會，而冰山隱藏在海面之下的龐大身軀……才是令我興趣盎然并在這本書里著力描摹與分析的東西�！睂Υ宋疑钣型�感。我把這當作一次與古人進行心靈對話的機會，所以寫出來的文字定然是貼心的，也表現出某種思想的力度。

　　記者：很多讀者十分期待您下一部作品《故宮的隱秘角落》，據說您在書中為讀者介紹了很多故宮從未開放的“神秘地帶”。

　　祝勇：剛才說到在《十月》雜志開《故宮的風花雪月》專欄之后，興猶未盡，2014年又開《故宮的隱秘角落》專欄。在我眼中，任何物質性存在的背后，都是人的存在。所以我們寫歷史，寫文物，不能由物到物，而應由物及人，“以人為本”。所有的存在中，人是最大的存在，假如不涉及人，我們的寫作最多會成為對物質的說明介紹，成為“說明文”。我做紀錄片也是這樣，尤其是涉及歷史文化遺產時，不愿意把它們當成純物質的存在，拍一大堆明信片式的鏡頭，而更關心人與建筑的關系——這些建筑里住過什么樣的人，他們有怎樣的情感，怎樣的命運。

　　在故宮工作，我覺得有義務講述宮殿里生活過的人，講述宮殿在多大程度上擺布和控制了他們的命運。實際上，游客對此是感興趣的，常有游客問我：甄嬛住哪兒？小燕子住哪兒？故宮里真有慈寧宮嗎？許多旅行社導游都在忽悠和誤導游客，因此需要更專業、更生動的講述。

　　我想，這也應該是宮殿研究的一部分。在故宮，許多研究應該是跨學科的，不能簡單地分成建筑史、宮廷史、服飾史。專門研究是重要的，但打破學問的壁壘，用更大的眼光觀照它們更重要。所以，我們的前院長鄭欣淼先生創建了“故宮學”，指出“故宮學”要“把這些基礎研究整合起來，統一在一個內在的邏輯之中”，因此，“故宮學很顯然是綜合性學科”。

　　寫作就像在沙漠中尋找泉水

　　記者：您集作家、學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學博士于一身，您如何給自己定位？寫作、學術研究和紀錄片創作這三者有怎樣的內在關系？

　　祝勇：我喜歡這種身份的轉換，轉換帶來間離感，讓我不會在一成不變的寫作中喪失激情。但這種間離感要適當，不能相距萬里，風馬牛不相及。我的寫作、學術研究和紀錄片創作，都以歷史為對象，只是使用三種不同的方法而已。

　　記者：您如何看待寫作過程中史實與虛構的關系？如何將史實資料融合到文學創作中？

　　祝勇：現在不是說要“講好中國故事”嗎？我也感到，對于自身的歷史，中國人沒有外國人講得好，這是需要反思的。歷史本身不乏戲劇性和感染力，歷史是真正的戲劇大師，歷史的戲劇性已經擺在那里，不需要我們再去虛構了，只要把歷史中深藏的戲劇性挖掘出來就夠了。只不過我們的歷史敘述，習慣于把歷史條理化、模塊化，太宏觀，太空洞，太古板，失去了歷史的生命感，失去了歷史本身的肌理和溫度，一二三四，開中藥鋪，缺乏細節，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在看史料的時候特別注意細節，在《明實錄》《清實錄》、皇帝御批、大量筆記中，尋找歷史細節就像大海撈針，因為大量細節都是與我的敘述無關的，不能用，讀史料需要極大耐心，一旦找到，欣喜若狂。一個細節，有時勝過千言萬語，能夠穿透人心，我會把這樣的細節，用在自己的作品里。當然，首先要有一個大的歷史觀，否則，所有的細節都是雞零狗碎。

　　學術是基礎，寫作是在學術基礎上的個人化表達，但表達的藝術化，不能傷害可信性。也可以有一己之見，比如我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寫到《韓熙載夜宴圖》，對“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一層一層的窺視關系進行了分析(見《韓熙載，最后的晚餐》一文)，這種分析是我個人的，但不能是主觀性的演繹，也不能是毫無根據的瞎猜。至于紀錄片，則是在歷史敘述中發揮影像魅力，讓歷史變得更直觀，彌補文字的不足。

　　記者：您的《舊宮殿》等作品的跨文體寫作最令讀者驚喜，這種創作上的“創意”從何而來？

　　祝勇：寫作要有創造性，但創造性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在寫作過程中產生的。寫作就像在沙漠中找泉水，跋涉萬里，不一定找得到，但不找肯定沒有。寫是前提，一個人的創造力會在這個過程中被激活，而不是相反，守株待兔，坐等創造力到來，那樣的話，它一百年也不會到來。

　　祝勇說  紫禁城之美，美在不同建筑之間的呼應關系

　　早在1971年我就參觀過故宮。那一年我3歲，家住沈陽，父母帶我來北京，在天安門前照了相，又參觀了故宮，也在故宮照了相。后來進故宮工作，查看院史，才知道那一年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一年。1966年8月18日，紅衛兵要闖入故宮破“四舊”，周恩來當晚召開會議，故宮從此關閉。紅衛兵沖不進去，就把神武門上“故宮博物院”牌匾換上了一個新的牌匾，上寫“血淚宮”三個大字。1971年，造反的浪潮早已平息，7月5日，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自故宮博物院1925年成立，至今90周年，只有這5年關閉過，即使在日本占領北平期間，仍然在開放。但我們要感謝這閉館的5年，因為周恩來的一紙命令，讓故宮躲過一劫。今天我們在神武門上見到的“故宮博物院”牌匾，就是郭沫若在1971年寫成，放大刻上去的。

　　因此，我在那個夏天游歷故宮，就有了歷史性的意義——我應當是故宮重新開放后的第一批游客之一，只是除了幾張黑白照片，腦海里什么印跡也沒有。

　　20世紀80年代，我來北京上大學，去過故宮，那時故宮的游客不像今天這么多。當時我很驚嘆，每座門都是一個取景框。走上太和門時，透過太和門，可以看見太和殿的一部分。我一步步往上走，太和門裁出來的那個部分也隨之移動，像電影一樣。紫禁城之美，并不在于某一座單體建筑，而是美在不同建筑之間的呼應關系。

　　北京故宮是一個完整的歷史空間。故宮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宮殿建筑群，它的面積，分別是法國盧浮宮的4倍，凡爾賽宮的10倍，英國白金漢宮的10倍，俄國圣彼得堡冬宮的9倍。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有名的宮殿，像秦代阿房宮，漢代未央宮，唐代大明宮，宋代汴梁皇宮等，都很恢宏壯麗，可惜都沒有留下來，只有遺址在。假如以前朝代的“故宮”還在，北京故宮想必就無法專美于國人了。比如唐代大明宮，規模比北京故宮還要大，占地面積是北京故宮的4.5倍，被稱為千宮之宮、東方圣殿�？上Т竺鲗m只留在文字里。假如還在，這座唐式風格建筑群，色彩沉著、大氣粗樸，一定比雕飾繁復、大紅大綠的清代皇宮更加威武和壯麗。

　　北京故宮沒有在歷史中灰飛煙滅，這是歷史的恩典。但北京故宮也經歷了許多劫數，比如朱棣建成紫禁城不久，三大殿就被大火燒毀，讓朱棣認為自己是受到了天譴。明末李自成殺入北京，殺進金鑾殿，敗亡時，也一把火燒了紫禁城，所幸沒有完全燒毀，清代入主紫禁城后，許多建筑都要重建，太和殿花了幾十年的工夫，一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才重新建好，規模也只是原來的幾分之一。

　　所以我說，它還是一個歷史空間。它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像芯片一樣，貯存著無數的歷史信息。我最近寫《故宮的隱秘角落》，表面上是寫建筑，實際上是寫建筑里容納的歷史。故宮幾乎每一座宮殿，都可以打通明清的歷史。

　　本報記者 鄭長寧 實習生 徐雪霏 攝影 王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