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不寫自己不相信的話，不寫自己沒弄清楚的事

　　朱正

　　1931年生于長沙，出版人、作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編輯有“駱駝叢書”二十余種。已出版的著作有：《魯迅傳略》(現在的增訂本書名是《魯迅傳》)、《魯迅回憶錄正誤》《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增訂本名為《反右派斗爭全史》)等。

　　今年83歲的朱正先生，每天在長沙的家中消閑隨意讀些書，閱讀中遇到了感興趣的題目，也會寫些文章，沒什么計劃，以讀書寫作為樂。

　　他高中肄業，但自學成才。從崇拜魯迅到平視魯迅，他寫下《魯迅傳略》并多次修改，其中不乏對自身早期觀點的推翻重述�！胺从摇逼陂g，朱正被打成“右派分子”，促使他不斷思考“這到底是為什么”，并寫出專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蜚聲知識界。

　　朱正同樣聞名于出版界，和比他小三天的鐘叔河一起，被并稱為湖南出版界“兩大風云人物”。1949年，他和鐘叔河一同考進《新湖南報》和新華社湖南分社 辦的新聞干部訓練班，隨后在湖南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做編輯。1979年平反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編輯，直至任總編輯。1980年代，鐘叔河主持出 版風靡一時的“走向世界”叢書，朱正則主持出版“駱駝叢書”，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魯迅的著作，更加引起當時的學界關注。

　　他 是讀者，也是編輯；他是學人，也是出版家。無論是讀書還是寫作，他關心著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他說：“現在我們在討論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國民性，中國的現 狀和未來，誰最有發言權？讓我來說，應該是摯愛這片土地、堅守在這片土地上，為這里還存在的消極現象感到痛心，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使情況逐漸有所改善的 人�！�

　　近日，廣東人民出版社策劃出版的“百家小集”文叢，朱正文集《那時多少豪杰》也位列其中，借此機會，羊城晚報記者對朱正先生進行了專訪。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1 現在年輕人少讀魯迅，是因為時代進步了

　　羊城晚報：您從初中開始受老師影響開始讀魯迅，當時對魯迅的理解是怎樣的？

　　朱正：1945年秋冬，我上初中二年級，蕭鴻澍老師教國文課，他很喜愛魯迅的作品，在課堂上大講《阿Q正傳》、《死魂靈》，于是我也開始熱心搜求魯迅的書。在以后的幾年，我基本把已經出版的魯迅著作讀過了。

　　魯迅是不滿于現狀的，當然就得到了我這個不滿于現狀的憤青的喜愛。在很長時間里，魯迅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從他那得到最初的政治見解，不但喜歡他的書， 也用他的是非標準來看事看人。魯迅反對段祺瑞、章士釗，我也反對他們；魯迅反對提倡國粹，我也反對；主張中國應該引進西方的東西，我也贊成；他反對封建、 反對專制、主張民主，我也認同他的觀點。

　　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我覺得魯迅的文章實在寫得好，當時我還是正在想學好寫文章的中學生，就拿他的書作為學習寫作的范本。 

　　羊城晚報：那后來您對魯迅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

　　朱正：許多年過去，我稍微多讀了幾本書，知道了一些原來不知道的事情，特別是漸漸學會動腦筋想一想問題。我就發現：魯迅的許多文章誠然寫得很好，不過他 也會有寫得不好的時候。我在《重讀魯迅》這本書里(其中有兩篇是邵燕祥兄寫的)，就對他一些寫得好和沒有寫好的文章作了分析。另外，魯迅做過的一些事，例 如參加“中國人權保障同盟”，我看就不值得稱道。這個組織，其實是為了營救被捕的外國間諜牛蘭而建立的，把營救外國間諜說成保障人權，這沒什么道理的。 

　　羊城晚報：1980年代，您重寫《魯迅傳略》，這應當可以算作您重新發現和認識魯迅、并且修正自己觀點的一次寫作吧？

　　朱正：我是在1981年完成了《魯迅全集》第六卷的編注工作后，開始著手來重寫《魯迅傳略》的。重寫本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比起舊 本，新本加寫了傳主的私生活。魯迅同朱安的婚姻，同許廣平的愛情，都寫了。他應廈門大學之聘，就是為了離開朱安，也是為了同許廣平的結合作經濟上的準備。

　　但我的新本里有些地方已和舊本的說法不盡相同了，例如傳主在左聯內部的實際地位。舊本只說了魯迅是左聯的領導者、靈魂，是文化戰線上反“圍剿”的統帥。 而實際上，他在左聯內部也會受到“擺布”。在新版中我寫了這些，諸如他因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開罪周揚，遭到了首甲(即祝秀俠)等四人的聯名反 駁；以及林默(即廖沫沙)和紹伯(一說是田漢，但田漢說是自己的表弟)都發表了攻擊傳主的文章。這種同是左聯成員卻公開發表文章的攻擊，很可以說明傳主的 實際處境。增加了這些內容，也才比較接近真實，比較像一本人物傳記。

　　在這一版之后，我還作了幾次修訂和增補，最新的一版是2013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傳》(2014年9月第2次印刷)，36萬4千字，現在看來，好像不必再作什么修訂，可以算是我的定本了。 

　　羊城晚報：在您的青年時代，喜歡魯迅的年輕人多嗎？現在似乎越來越少年輕人愿意讀魯迅了，您覺得這是為什么呢？

　　朱正：我年輕的時候喜歡讀魯迅，但回憶起來，在我的同學們里面，喜歡讀魯迅的并不太多，那時的主流導向也并不在于提倡讀魯迅嘛。至于說現在似乎越來越少年輕人愿意讀魯迅了，我覺得這是因為時代進步了，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時高明。

　　2 寫小說、散文，錢鍾書不一定寫得過楊絳

　　羊城晚報：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擔任編輯期間，出版了多種關于魯迅的著作，具體都有哪些呢？在當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朱正：1979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了一年編輯。因為我出版過一本《魯迅傳略》，后來又寫過一些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稿，湖南省出版局局長胡真就因人設 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個“魯迅研究編輯室”，讓我負責。這個編輯室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出版了十多種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重要的有馮雪峰的論文集 《魯迅的文學道路》、孫用的《魯迅全集校讀記》、李霽野的《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余鳳高的《弗洛伊德、蜾蠃及其他》、多人的回憶文集《我心中的魯迅》以及 《魯迅研究百題》、《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等等這些書。

　　此外，為了容納有關魯迅的單篇文 章，我們編印了一種不定期的《魯迅研究文叢》，先后出了四輯。第一輯刊出了從《光緒朝東華錄》輯錄下來的《周福清科場案資料匯編》，當然，我自己的兩本書 稿，《魯迅回憶錄正誤》和《魯迅手稿管窺》也趁這機會出版了。當時，在外省的出版社中出版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只有在李福田兄主持之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 和我們湖南人民出版社比較多，一時還頗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羊城晚報：您還主持出版了“駱駝叢書”，很多作者都是文壇大家，比如孫伏園、楊絳、唐弢、舒蕪、鄭超麟、黎澍、黃裳等等，能談談當時的故事嗎？

　　朱正：“駱駝叢書”我一共出了二十多本，現在很難配齊了，像鄭超麟的詩集《玉尹殘集》，網上賣到幾千塊錢呢。編這套叢書的起因是，有一次我到北京去看黎 澍，問他有什么稿子可以給我出版，他說他手頭有一些短文章，就把《早歲》這本書稿給了我。我說，如果能夠再找一些類似的書稿出一個叢書就好了。他贊成我的 這個想法，說：“你可以去找楊絳，近代史所最近請楊絳寫了兩篇材料，一篇寫她的父親，一篇寫她的姑母，都寫得很好，可以編入叢書�！边^了幾天，他給我打電 話，說我已經給你聯系好楊絳了，你去拿稿子吧。我去楊先生府上取《回憶兩篇》書稿的時候，楊先生說：“我還有一篇稿子《記錢鍾書與<圍 城>》，我不想和這兩篇編到一起，不過那個只有一萬六千字，能夠單獨出一本嗎？”我立刻說：“行，可以出�！�

　　當時那些作者不少是 泰斗級的。楊絳非常能寫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學問上是錢鍾書大，但是寫小說、寫散文這些，錢鍾書不一定寫得過楊絳。楊絳的小說《洗澡》，多精彩��！錢 鍾書的《圍城》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知識分子，楊絳的《洗澡》寫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識分子，我以為反映歷史更加深刻。楊絳和錢鍾書兩位先生的人品也好，他們 真不容易。

　　3 從未進過檔案館，全用公開發表的資料

　　羊城晚報：1957年，您被劃為“右派分子”，這是促使您后來寫作《1957年的夏季》這本書的直接原因嗎？

　　朱正：我從自己被劃為右派分子那一天開始，就不斷思考“這是為什么？”。我自己，以及一些熟識的朋友，并沒有任何反動的意圖和行為，為什么被劃為右派分子？我以為自己想清楚了，于是寫了這部書稿。

　　羊城晚報：被劃為“右派”期間，您是一邊改造一邊讀書嗎？那時和鐘叔河是在一塊嗎？

　　朱正：我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罰，到株洲修鐵路，做土方，是很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勞動都是十小時以上，哪還能“一邊工作一邊 讀書”��？可以說是和學術活動無緣了。但是事后看起來，我在這里才真正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在勞動教養期間，我不斷思考“為什么”，我想自己，也看 別人，對這一歷史事件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深刻，盡管一時不能將研究成果發表，當我四十年之后發表出來，立刻受到讀書界的重視。

　　那時我并 沒有和鐘叔河在一起，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運動里，我和鐘叔河都作為反革命罪犯，一同到茶陵洣江茶場服刑，那一段時間我們相互交流才比較多，還 有機會一起討論報紙上的消息。有一天我看了《人民日報》，悄悄跟鐘叔河說，“林彪不行了”，因為當天的國慶報道中，沒有林副主席。過了幾天，就確有消息證 實林彪已于9月13日墜機而亡。

　　羊城晚報：您研究魯迅，您的好朋友鐘叔河研究周作人，你們會一起討論周氏弟兄嗎？在您看來，周氏弟兄最大的不同在哪兒？而他們最大的價值又分別是什么呢？

　　朱正：我同鐘叔河兄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兩人的經歷和見解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只是在學術工作方面卻是各做各的，我不記得有在一起討論過周氏弟兄的事情。

　　至于說到周氏兄弟，兩個人都是當時最重量級的作家和思想家，難兄難弟，各有千秋。周作人重要的我認為不是他的文采，他對中國歷史看得很深，但他的不幸在于娶了一個日本老婆，接著又成了不能原諒的民族罪人。

　　羊城晚報：1993年，您開始寫作《1957年的夏季》，主要史料來自哪里？

　　朱正：開始寫作《1957年的夏季》的時候，我取材的范圍僅僅限于當年的報紙、期刊這些出版物，以及權威人士如毛澤東、陸定一、李維漢、胡喬木等人的著作，這些都是無論任何人只要愿意都不難找到的材料。

　　對于這本書，你可以喜歡它，也可以不喜歡它，可是你沒有辦法反駁它。其中我沒有任何虛構的東西，用的都是公開發表的材料，沒有用任何一條檔案資料，我至今還不知道檔案館的大門是朝東還是朝西呢。

　　4 治學就是治學，不必分科班或票友

　　羊城晚報：有學者評論您的治學非常扎實，史料豐富，論證嚴謹，這和您的治學態度一定是分不開的。在您看來，做學問應當具備哪些素養呢？好的學者又應當做到哪些呢？

　　朱正：假如真有朋友這樣評論我的工作，我當然應該感謝他對我的友好態度。不過，只要看到我不斷修改已經發表的文章，就說明我自己知道，原來的工作并沒有做到位。這些夸獎是令我慚愧的。

　　如果說我有什么經驗可說，那么不過是：不寫自己不相信的話，不寫自己沒有弄清楚的事情。為了能夠弄清楚一件事，我總是用最大的努力去搜求相關材料。對于購買史料、檔案一類書籍，我是非常舍得花錢的。同時，我也歡迎讀者的批評，并且衷心感謝指出我缺點錯誤的讀者。

　　羊城晚報：您并不是學院派學者，但學術成果并不亞于學院派，在您看來，業余治學與學院高校里的學者治學有何異同？是否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還是說本質上并無不同？

　　朱正：我高中沒畢業就走上了社會，雖有志于學問，卻沒有受過嚴格的系統的訓練，常常痛感到自己基本功不足，要取得一點成績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幾乎都 是依靠自學，比如《廿二史札記》和《文史通義》兩本清人的史學著作，里面就有很多的考證方法，我就學過來，養成了很好的閱讀習慣。讀書不像把水瓶里的水倒 在杯子里沒什么變化，已知的知識和新知識對比，思考就是一種讀書的判斷。

　　治學就是治學，不必區分業余不業余，至于你所說的兩種學者的異 同，我在《思想的風景》一書的自序中說過：“一個以著作同讀者相見的人，不論他是無師自通，是自學成才，還是名師指點，也不論他是科班出身，還是票友，都 只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要求，只問他此刻所達到的實際成績�！�

何晶